《后资本主义的曙光》中“后资本主义”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外国人早就已经提出来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要有资本家、工人阶级。那么现在发生了新的现象，工厂没有工人，农场没有农民。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看到的，自己也难以置信，但是亲眼看到了。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两个工程师跑来跑去看看机器有没有故障，没有一个工人，但是生产快得不得了。那么，资本主义没有工人，还算资本主义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比尔·盖茨，他的钱比很多非洲国家加起来都多。原本一个书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财富呢？他不是用资本去赚钱，而是用知识去赚钱的。所以，现代人都说知识时代。有人把资本主义以后的时代称为信息化时代，美国的未来学家就是这样讲，很多人就称之为“后资本主义”。很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这种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资发展了经济。但是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外国来中国开工厂是不能接受的，是资本侵略。由资本侵略到发展外资，这也发生了变化，也是“后资本主义”。所以，思想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前几年有一个有趣的新闻，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王去世，儿子继位，但是儿子在国外读书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让国民看电视，他召集大臣开会，兴办电视台。但是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电视里都是魔鬼。谈不妥，大臣就离开皇宫，出门却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回来问新国王，新国王告诉他们：“汽车也是魔鬼。”这些大臣就哑口无言，后来，电视台就办成功了。所以，中国的改革难，但是外国的改革更加难。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不是很容易。
张允和对政治不是不感兴趣，可是不赞成我参加政治工作，主张我搞学术工作。我搞政治工作有几条路，第一是搞外交，外交界一直到国民党为止，差不多都是我们的同学，从前搞外交，英文和法文都要好。我到意大利米兰玩，到中国领事馆签证，里面跑出一个人来，就是我的同学，重要城市的领事都是我的同学。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的手下，好多都是我的同学，譬如沈昌焕是国民党秘书长、台湾的“外交部部长”。沈昌焕跟我很要好，他的夫人李佩兰是张允和的好朋友，大学时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要到国民党政府做官，很容易的。我觉得张允和的主张是对的，就不参加政治。这个主张一直到解放后还是这样子。
胡适在“五四”时的影响非常大。胡适和我的岳父是朋友，我够不上是他的朋友，他当教授时我还是学生呢。鲁迅是支持共产党的。毛泽东的办法跟斯大林完全一样的，捧一个人捧到天上，其他就不管。曹禺到解放以后，说：“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受了框框，当然写不出来了。
专制主义是列宁创造的，我到东欧国家，就觉得奇怪，东欧不谈马列主义，没有这个名称，谈马克思主义，他们暗中反对列宁。我到东欧开学术会议，起初不了解，我不懂政治，就随便谈谈，他们不谈马列主义。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上有一段，他说他坐了火车到什么地方，火车上面很空的，一路看见死人，军队就把死人拉上来，放在火车上面运走，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一列火车都装满了死人。
毛泽东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军事人物。在军事上能统一共产党内部，成为一个大的军事力量来打倒国民党，这个他成功。可是他得了政权以后，跟斯大林走错了。毛泽东假如学多一点新知识，可以做许多好事情。他不仅没有到外国读书，看看他的书房里，都是平放的书，没有竖放的书，他没有新书，都是看老的书。他讲的许多话都是秘书代他写的，很对，结果他做的完全相反。他是言行不一致的。很可惜，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结果自己破坏了。毛泽东死了，党中央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建设了新中国，第二件破坏了新中国。这话很有道理。
改革开放在共产党的历史来讲，是邓小平做了一件大事情。改革开放很难，要有邓小平这样子掌握到权力，否则改革不成功。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是不容易的，下这个决心很冒险的。邓小平这一点是了不起的。
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规律的，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现在的规律是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美国这一点做对了，美国能够看到世界前进的趋势，就跟着这个趋势推广民主制度，这是美国聪明。民主制度是逐步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大大发展；苏联瓦解以后，民主又大大发展。根据外国人的研究，大概需要三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样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三十一长寿之道
二00二年八月十四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个小动作多少年，是一个小事情，很有用处，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当然喝咖啡，喝茶少一点，我们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喝咖啡比较少。解放前，中国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里面，也有男女朋友在咖啡店里谈恋爱。解放后，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取消了。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制度。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是重要的。健康有物质的一方面，有精神的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讲个笑话，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我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我的意见。一九八八年生产后送给我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这个投资就失败了。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我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的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我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们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们苏州虽然穷了，但是按今天标准来看，应当说还是很有钱。家里还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钱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后来的东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著，李怀宇采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0八年五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