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言志经常是用在外交方面，它不仅仅用来称赞对方，起联络感情、缓和气氛、促进邦交的作用，而且也用来作为国际间交涉、谈判的手段。《左传》上记了这么一个故事：文公十三年，郑伯背叛晋国、归降楚国以后，又想交好于晋国。刚好鲁文公从晋国回鲁国，郑伯就在半路上和鲁侯相会，请鲁侯代他向晋国说情。郑国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篇，其诗中有“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意谓郑伯远行奔波，是为了救济贫苦、鳏寡、可怜的人，暗示郑国孤弱，需要鲁国帮助、援手，代向晋国游说。鲁国季文子听了以后，赋《小雅·四月》篇，其诗中云“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等语，意谓时序迁移，时局不宁，我归向何方。暗示不愿为郑国的事再往晋地。郑国子家又赋《载驰》一诗的第四章，其诗为许穆夫人为救卫国而作的，第四章写道：“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意思说：“我走在祖国的土地上，到处是勃勃蓬蓬的麦浪。我赶快走告大国，谁和我亲近谁就会来救亡！”希望鲁国能救援郑这个小国。鲁季文子终于被说服了，回赋了《小雅·采薇》的第四章。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的句子，表示接受郑国的请求，不敢安居，要为郑国去晋国说项。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也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晋侯为了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国的国君囚押起来。齐侯和郑伯接受了卫国的请求，到晋国去说情。在宴会上，晋侯先赋《大雅·嘉乐》诗，诗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的句子，用它来表示对齐、郑两位国君的欢迎和赞美。齐国的国景子答赋《小雅·蓼萧》，用诗中“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等诗句来称美晋侯的广施恩泽于诸侯以及见到晋侯高兴的心情。郑国的子展答赋《郑风·缁衣》，诗中唱道：
【原文】【今译】
缁衣之宜兮，你的黑衣真合体啊，
敝，予又改为兮。穿破再送一身新。
适子之馆兮，我要到你馆舍去啊，
还，予授子之灿兮。去把新衣送给你。
缁衣之好兮，你的黑衣真漂亮啊，
敝，予又改造兮。穿破再送一身新。
适子之馆兮，我要到你馆舍去啊，
还，予授子之灿兮。去把新衣送给你。
缁衣之蓆兮，黑色衣服真称身啊，
敝，予又改作兮，穿破再做一身新。
适子之馆兮，我要到你馆舍去啊，
还，予授子之灿兮。去送新衣表衷心。
子展借这首诗表示郑国不敢违离晋国，希望晋侯能答应他的请求。在交涉中，齐国大夫国景子认为晋国作为盟主，不应扣押卫侯，他又赋《辔之柔矣》这首诗，这是一篇逸诗，意思说应该宽政以安诸侯，就像用柔辔来御刚烈之马一样。接着郑国大夫子展也赋了《将仲子》这首诗，意思说人言可畏，卫侯虽然另有他罪，但是大家会认为晋侯为了一个叛臣却把国君给抓起来，未免太过份了，直到这时，晋侯才答应释放卫侯。
《左传》襄公四年，穆叔到晋国去，晋侯设礼乐招待穆叔。钟镈奏乐曲《肆夏》三章，穆叔没有答拜；乐工唱《文王》三曲，穆叔还是没有答拜；乐工又唱《鹿鸣》三曲（包括《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穆叔三次拜谢。晋国的子员请问穆叔这是为什么？穆叔回答说：“三《夏》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领袖的，我不敢听；《文王》是两国国君相见时奏的乐曲，我也不敢听；《鹿鸣》是君王用来嘉奖我的国君的，我怎能不答谢？《四牡》是君王用来慰劳使臣的，我怎敢不拜？君王用《皇皇者华》这首诗告诫使臣：‘要向忠信的人咨询。’我从而得到这么多好的建议，怎能不答谢？”穆叔的话说得有礼有节有情，而且表现出知识的渊博、礼节的适度。
俗语说：“听其言，观其行。”诗自然也是“言”的一种。赋诗除了用在外交场合交涉国事，还可以通过赋诗看一个人的怀抱、志向、人品。《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从所赋的诗中，可以辨别出贤与不肖来，这就是以诗观人。垂陇之会上，范文子正是从各人所赋的诗句，判断他们取祸的早晚、死亡的先后。《左传》昭公元年，楚国令尹设宴招待赵孟，宴会上令尹赋《大明》第一章。赵孟答赋《小宛》的第二章。事后，赵孟对叔向说：“令尹把自己当作国王了，怎么办呢？”叔向回答说：“国君弱，令尹强，他大概可以成功吧！但他即使成功，也必不能善终。”为什么呢？叔向接着解释说：“令尹虽然强大，但不合道义，他的灭亡一定很快，把暴虐荒淫当作道义的人，怎么能够长久呢？”令尹所赋的《大明》属《大雅》，其第一章是：
【原文】【今译】
明明在下，文王明德四海传扬，
赫赫在上。赫赫神灵显耀天上。
天难忱斯，天意实在难以相信，
不易维王。国王也并不好当。
天位殷嫡，上天有意让殷纣为王，
使不挟四方。却又使他失去四方。
赵孟从诗中听出了令尹是有政治野心的人，所以很担忧。
上面几个赋诗言志的小故事，都使我们看到在赋诗言志的时候，人们往往不顾及全诗的主题，而是随心所欲地割取与已有关或有用的句子。有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也被牵扯到一起。如襄公二十六年，晋侯拘囚卫侯，郑国子展赋《将仲子》诗来劝谏。我们知道《将仲子》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个女子有所爱又担心社会舆论。子展借诗中“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来暗示拘囚卫侯可能引起人们的非议。前引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陇之会，子展赋《草虫》，赵孟听了高兴地说：“好啊，真是百姓的主人，但是武（赵孟自称）不足以承当啊！”其实《草虫》本是思妇诗。子展取其中的“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来表示对赵孟的欢迎。
赋诗言志既然往往断章取义，就必然比较含蓄、婉转，甚至可以说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因此就要求人们熟悉《诗》，做到如数家珍，这样才能在别人赋诗的时候，马上听出对方是褒是贬，而在你自己需要借诗言志时，也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春秋时代，外交官员如果对《诗》不熟悉，或者不甚解其意，是要闹笑话甚至出“政治问题”的。齐国的庆封两次出丑，都是因为对《诗》不熟悉。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庆封访问鲁国，鲁国大夫叔孙豹请他吃饭。因为庆封吃相不雅，叔孙豹当他的面赋《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而庆封居然听不出诗中嘲讽的意思，这是多么丢脸的事！过了一年，庆封逃难到了鲁国，又是叔孙豹接待他。而庆封的表现依然不好。这次叔孙豹干脆叫乐工朗诵《茅鸱》讽刺他。《茅鸱》是一首逸诗，杜预在《左传》注中说：“《茅鸱》，逸诗，刺不敬。”而庆封对这样的诗也没有任何反应！这又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出使到鲁国，鲁国人设宴招待他，为他赋《蓼萧》。华定因为听不明白，所以没有回赠诗。叔孙昭子说：“这个人一定会逃亡。诗中所说宴会上的笑语不怀念，宠信和光耀不宣扬，美德不知道，共同的福禄不接受，他凭什么在其位呢？”
前面说过，赋诗要是不明其意，用错了地方，会出大乱子。齐国的高厚就出过这种差错。
襄公十六年，晋侯和诸侯在温地宴会，晋侯让诸侯的大夫舞蹈，说：“所唱的诗一定要和舞蹈相配。”齐国高厚的诗和舞不相配，晋国的荀偃就发难了，他说：“诸侯有二心了。”于是联合了鲁、宋、卫、郑、邾各国的大夫，并盟誓说：“要共同讨伐那不忠于盟主的人。”当然不可能真正因为一首诗引发一场国际战争，这里面一定有各种复杂的利害关系，但是，这一首诗却是导火索啊，这后果多么严重！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赋诗这种外交活动。他们在派遣出国人员时，都很慎重地选择具有这方面才能的人。晋公子重耳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晋公子重耳逃亡途中来到秦国，秦穆公设宴招待他，重耳手下的谋士狐偃事先告诉重耳：“在外交辞令的修养上，我比不上赵衰有文采，让他陪同你去赴宴吧！”赵衰在会上果然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下面我们附带说说“引诗为证”。
《汉书·艺文志》说：“《诗》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诗》因为布在人口，被广泛地传诵，虽然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劫难，还能保留了下来。《诗》的被广为传诵，不仅仅是因为“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的活动，还在于它经常被人称引。这就是“引诗为证”。
周代贵族阶层在日常言行中，有引经据典，以示学养深厚的习惯。《诗》是经常被引用的。引用这些现成的诗句，使人们的语言更有表现力，更有说服力。如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大夫在伯有家结盟。裨谌感叹说：“《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今是长乱之道也。”意思说君子常常结盟，祸乱于是就长久不息了。襄公三十一年，叔向说到辞令的重要性时，也提到《诗》：“《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意思说，辞令和顺，百姓团结，辞令动听，百姓安定。
昭公七年，楚国无宇的守门人逃进了楚王的章华宫，无宇要进去抓人，反而被守护章华宫的官员逮捕了。无宇就对楚王说：“《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您的，为什么不能到王宫里抓人呢？”楚王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引诗为证，表明《诗》的地位受到了相当的尊崇。这种蔚成风气的“引诗为证”，必然有效地促成了《诗经》的流传和在民众中根深蒂固的地位。
第三节徒歌明志
在《诗》三百篇之外，古代还有一些没有被配以管弦的诗，这就是“徒歌”。徒歌大概都是民间的产物，老百姓常作徒歌来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左传》中最有意思的一首徒歌，是这样产生的：宣公二年，宋国将军华元打了败仗被郑国人抓了去，逃回来以后，担任监督筑城的官职，筑城的役人就对他唱道：
【原文】【今译】
睅其目，鼓着大眼睛，
皤其腹，腆着大肚子，
弃甲而复。丢盔弃甲逃回来。
于思于思，大胡子大胡子，
弃甲复来！丢盔弃甲逃回来！
华元听了役人唱的歌，就派他车上的卫兵对答道：
【原文】【今译】
牛则有皮，有牛就有皮，
犀兕尚多，犀牛兕牛还很多，
弃甲则那？丢盔弃甲怕什么？
筑城的工人又针锋相对地唱起来：
【原文】【今译】
从其有皮，就算牛皮多，
丹漆若何？没有丹漆又如何？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败军将军华元怎样在役夫的歌声和笑声中狼狈逃走的情景。
子产在郑国执政的时候，进行了许多改革，但是老百姓开始并不理解，反而埋怨不休，众人唱歌责骂子产说：
【原文】【今译】
取我衣冠而褚之，把我的衣帽没收来贮藏，
取我田畴而伍之，把我的田亩没收来丈量。
孰杀子产，谁去杀子产，
吾其与之！我一定帮他忙！
过了三年，人们发现子产的改革对国家有利，十分感激他，又作歌唱道：
【原文】【今译】
我有子弟，我们有子弟，
子产诲之。子产来教诲。
我有田畴，我们有田地，
子产殖之。子产来栽培。
子产而死，如果子产死，
谁其嗣之！有谁来继位！
从要活活杀死子产到想到子产若死，无人为继，反映了老百姓观念的转变和他们的淳朴、善良、正直。
这些诗虽然没有被配以管弦，入之声歌，也没有被采到朝廷中去，但它们是真正民间风味十足的作品。它们措辞直率、感情浓烈，而且不避鄙俗，情实毕见，可见在《诗经》之外，民间还自有诗在。
第四节孔门诗教
到了孔子时代，献诗、赋诗的盛况，已不可多见了，这主要是因为春秋时期，公室卑弱，大夫兼并，宗族制度日渐瓦解，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政治上的大动荡，必然冲击着社会的上层建筑，礼乐自无法免受其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崩乐坏”现象。当时乐师大量流亡，古乐渐渐佚失，代之而起的，是新声，也就是孔子深恶痛绝的“郑卫之声”。孔子曾十分愤慨地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郑卫之音”是春秋晚期流传在中原郑国、卫国一带的音乐，是一种地方音乐。孔子最早将“郑声”作为雅乐的对立面提出来，将其定性为“淫”，提出“放郑声”的主张。“淫”，这里是指失去节制、过分的意思。可能它的乐调比较热烈，节奏比较欢快，不符合以“中和”（《中庸》关于“中和”的定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为特色的、可以奏之郊庙、奏之乡党，资畅和平、涵咏情性的雅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