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圣严法师领导的“建设人间净土”运动
圣严法师，1930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县，1944年在南通狼山广教寺出家，几年后到上海静安寺佛学院读书。1949年，在上海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并随军来到台湾，在军中服役长达10年之久。1958年受到虚云老和尚在台湾的传人———灵源和尚的接引，“使生命得到一个入处，让圣严法师从一个自我作茧的铁罐里蹦了出来。”[40]两年后，重新由东初法师剃度为僧，编辑《人生》杂志，亲炙印顺法师，接受人间佛教理念。不久，在开元寺闭关修学6年。出关后负笈东度，在日本立正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于1975年获得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到美国弘法，创办东初出版社。东初法师圆寂后，回台湾接任中华佛教文化馆馆长，担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又在1985年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积极开展佛教学术研究，把台湾佛教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新天地。1992年起担任法鼓山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兼执行长，在台湾开展题为“心灵环保”的人间佛教运动。圣严法师认为：“向心外求安乐、向环境求安全，可得到一时似是而非的平安，然而并不可靠。有的人雇请许多保镖，只能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但台风、水灾、地震等天然灾害，还有可能降临。如果我们凭空想象，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安定、不变动的，那其实是昧于事实的幻想。所以不妨认定：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不安全的。心里随时准备面对与接受不平安的状况发生，随时可以应变与处理，才是平安。”“现代人生活在科技快速进步的今天，由于文明带来的乱象，让人更加地不平安，尤其前年（尚全按：指1992年）九二一大地震发生时，瞬间的破坏，将许多人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甚至许多人的生命在这场浩劫中罹难，越现代，人就越感到不安全。”[41]因此，圣严法师为了消除“九二一”大地震给台湾社会造成的恐惧和不安，提出了建设“人间净土”的主张，“以心灵环保为主轴，以安心、安身、安家、安业的四安为行动；又以提倡礼仪环保、生活环保、自然环保，来配合心灵环保，成为四环运动，以促进人间社会的平安快乐。”[42]据此，圣严法师领导的“建设人间净土”的社会运动的内容如下：
第一、以心灵环保为主轴的四环运动
（1）所谓的“心灵环保”，圣严法师认为是“与心理健康、心理卫生、心理建设等是非常接近的。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留下了庞大的圣典，其中所记录的佛法，都是为了要提升人品、净化人心、改善人的环境，这些就是心灵环保的内容。”[43]“心的行为能够主导身体和语言的行为，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能影响整体的环境；因此，法鼓山的具体工作，就是在观念上，劝导大家要少欲知足、知恩报恩，在方法上，劝勉大家要用念佛、拜忏、持诵、禅修等项目，来做心理层面的净化。”[44]“心灵清净，对于所处环境的感受，一定是安定的、安全的；心灵不净，纵然佛国在眼前，也会觉得所处的环境是不安混乱的。”[45]“因此，如果心中没有安全感，你就不得安全，心中不为安全问题烦恼，就是安心的人，而且你所处的世界，就是佛国净土。”[46]
（2）所谓的“生活环保”，就是“提倡旧物新用，儿童玩具及书籍交换、垃圾分类分级、资源回收，该用、需用的用到不能用为止，不需用的尽量少买乃至不买，并且推广环保餐具及环保购物袋；鼓励办公室里一纸至少两用，然后集中再生，转为再生纸。”[47]
（3）所谓的“礼仪环保”，就是“在个人方面，待人接物时要和掌问讯，一言一行，尊敬对方，除了要口称‘菩萨’、‘师兄’、‘师姊’、‘阿弥陀佛’、‘谢谢你’等，并且不说粗俗话、低俗话、流俗话；在社会群体方面，提倡婚丧喜庆的隆重庄严，并出版了一本《一九九四年礼仪环保实录》，里面详尽介绍了这几年来持续推行的佛化联合婚礼、佛化联合祝寿、佛化联合奠祭的情形，同时也分别出版了《佛化家庭手册》、《佛化奠祭手册》、《丧礼与助念手册》、《礼仪环保手册》以及《佛化婚姻与佛化家庭》等小手册。[48]可见，“礼仪环保”是圣严法师针对台湾的“婚丧喜庆的习惯，渐渐变成吵闹喧哗与浪费铺张，只讲排场，不顾尊严，失去了礼仪的功能，品格低俗，早于现代世界的文明脱节，甚至被国际媒体视为奇风异俗”[49]，而用佛教礼仪来去而代之。
（4）所谓的“自然环保”，就是要树立这样的理念，“我们的身心世界，都是修行佛法的道器和道场。我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要将它当成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来看待，也要当成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床铺、自己的座位来看待。因此，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不但对动物要爱护，对植物以及一切生物的生存环境，空中的、地面的乃至地下的一切资源，都要善加保护。”[50]
第二、配合“心灵环保运动”的“四安”行动
圣严法师推广的“心灵环保运动”是就改变台湾社会风气而言的；就个人修养而言，圣严法师又提出了“四安”行动，就是①安身———在于生活的勤劳俭；②安心———在于生活的少欲知足；③安家———在于家庭中的相爱和相助；④安业———在于身口意三类行为的清净和精进。[51]显然，经过“四安”行动，就把“心灵环保”的社会运动落实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以达到净化社会的目的。
3..证严法师的“预约人间净土”运动
证严法师，1937年生于台中县清水镇鹿野村，俗姓王，名锦云。1960年因父亲的谢世而感悟到人生无常的道理，于是就自行落发为尼。1963年皈依印顺导师，成为正式比丘尼，回花莲普明寺修苦行，以“不赶经忏、不做法会、不化缘”为出家生活的准则。1966年，有一位山地妇女因付不起医药费而小产的事件，直接促成了证严法师与5位同道共创以“济贫、济病、济急”为宗旨的“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1969年9月26日，正值农历八月十五日，在这个花好月圆的日子里，艾尔西台风袭击台湾，证严法师在听收音机时，“听到台东卑南乡大南村发生火灾，全村烧毁……报导说有四十多人死亡，受伤的有五十多人。得知这项消息”，证严法师赶往灾区救灾。[52]这场救灾活动是证严法师实践人间佛教理论的首次试炼场，从此以后逐渐演化成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为四大志业的“慈济功德会”，这是“近代中国最有象征性的佛教事业”。[53]991年4月21日证严法师开始倡导“预约人间净土”的社会运动，5月12日亲自到台湾大学参加了“预约人间净土”系列活动。1992年1月9日全台慈济分会普设“资源回收站”；3月12日慈济护专举行“净心树木造福田”的植树活动，慈济功德会还在这一天举行“育苗成林心传薪”活动，把树苗无偿地提供给各公私立机关学校；4月3日，慈济功德会举行“亲子有情树有爱”的植树活动；4月19日，证严法师正式提出“消费就是消福”的新主张，呼吁资源回收。[54]慈济功德会正是通过“预约人间净土”的社会运动，把人间佛教的新佛教理念化为各界层人们参与社会的行动。
证严法师领导的人间佛教运动———慈济功德会所表现出来的人间佛教的基本性格，台湾学者林宣璇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慈济的新教性格。这种性格主要表现在“入世的具体行动，生活上的禁欲，拒斥迷信的伦理观这几个方面。而证严法师坚持精舍开支与慈济功德会善款分别处理的态度，可说是一种经济形式合理化的做法。这些都是慈济性格与西方新教入世性格相近之处，也是慈济有别于传统佛教重视出世，不问社会变化的入世形象，但是慈济与新教有一个重要差异在于，慈济具有一种柔性气质。”[55]
第二、慈济的柔性气质。“慈济这种柔性气质异与一般的宗教团体，同时也不同与现今社会讲求的理性计算、控制压迫人的气氛，参与慈济活动的人多少都感受到慈济人的谦让、和谐、温暖的、从小处着手、重视自我经验的柔性气质。因此，这种柔性气质，经由长期参与慈济工作中，慈济人即使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学习这些柔性气质，在慈济蛮常听到这样的例子就是，原来是个不管家的先生，因为参加慈济的工作，逐渐改变自己说话的态度以及对待家人的方式；或者原来是个脾气不好的母亲或妻子，加入慈济之后‘最大的改变是她的脾气变得好很多，不会乱骂人’，甚至有的慈济人因为自己经历过等车回家的苦境，所以当自己买车之后，发愿让顺路的人搭便车回家，两年之内结交了两百位的朋友。这种做法不从大的结构做起，例如向政府单位反映增加公车班次，而从自己等车经验中得到帮助别人的方法。这些例子反映出慈济的柔性气质不只停留在慈济的宗教活动范围内，而且也促使一些慈济人将此性格转移到非宗教的日常生活领域内。”[56]
第三、借事练心的做事方式。“借事练心”是证严法师为慈济人规定的修行方法。林宣璇把这种修行方法诠释成“慈济人做事程序化的要求”。“相较与其它宗教团体，慈济的社会活动种类相当丰富，就组织层面来说，它是一个行动力相当旺盛的团体；就宗教实践层面而言，慈济通过做事情来修炼个人的心性；而这样充沛的社会行动力借着做事情奠立了做事的程序与形式规则”，并升华为两种慈济的做事性格，“一是，慈济是一个喜欢做事的团体，每个慈济人都‘抢工作’做。二是，证严法师勉励慈济人借事练心，意思是说用心做事，以事情磨练自己；因为个体实践‘用心做事’的结果，使活动办得好又有效率，活动的经验就变成做事程序化的方向。这种做事的态度不同于一般社会大众怕事躲事，尤其是与人一起合作的情况以及遇事随意处理的惰性”。林宣璇还把慈济人的“借事练心”的性格与新教徒的做事态度进行了比较，认为慈济人的借事练心的工作作风“与新教徒认真勤奋工作而且规定禁欲的生活相近，只是新教徒因为教义对财富解释的合理化所致，而慈济人认真工作与佛教的功德想法有很大的相关”[57]。
第四、提供各种人参与社会的机会。“慈济的人间佛教的做法就是从一针一线开始，亦即从微小之处的身体力行开始，所以人人皆可实践，因此从创立之初，参与者就是家庭主妇。”后来随着慈济的事业越来越大，但这种从微小处下手的工作原则并没有改变，为每个人提供了做善事的机会，“参与慈济工作不分男女老少、出家在家。企业家捐巨额款项，经营小生意者也以其能力实践。台南市有一个妇产科医生，每天的前面五位患者诊治收入，不管大手术或是小症状，全都捐出来。油漆行、水果贩、计程车义驶、义卖头发，许多人每天‘开门见善’，都把第一笔收入当作是慈济的。小孩子以帮助父母做事赚取工资来‘存钱给师公（即证严法师）盖医院’，《童心映月》这本书就有许多小孩子行善的故事。各行各业提供所长，即使连浪子回头者都积极投入监狱弘法，每个人都竭尽一己之力奉献出来。因为根据自身的力量实践善行，所以慈济区分各种功能组，有的是因为职业，如教师联谊会；有的因为年龄，如大专青年联谊会；有的是专才，如外语队、笔耕队；有的是针对大众，如合唱团、慈育队；有的针对某项志业所形成的团体，如慈济服务队在慈济医院当志工、懿德母姐会在慈济护专照顾学生；有的是慈济逐步发展的基础团体，如荣誉董事联谊会、慈诚队。”[58]
以上四个慈济人的性格，都是在证严法师的身体力行的人格感染下形成的，化为慈济人的行动，又通过人间佛教的社会运动渗透到社会上的各行各业，既入世禁欲，又破除迷信，用人间佛教的理念和慈济行动移风易俗，在台湾慈济“山头上”，高树人间佛教法幢，泽被全球贫穷困厄的人群。
4.香光尼僧团推广的佛教教育模式
香光尼僧团的教育模式是悟因法师创立的。悟因法师，1940年生，台中县清水镇人。1957年出家为比丘尼。受台湾基督教教育模式和美国教育制度刺激而创立香光尼僧团。1963年，正当悟因法师在高雄兴隆寺体验台湾传统寺院的经忏和农作的寺院生活时，有一天她在田地里和大众正在劳作，“当她伸手擦拭汗水时，猛一抬头看见稻田对面，一所教会学校楼上的栏杆边，正站着一群修女，雪白的长袍在微风中飘动着。这幕情景触发悟因反省：‘同样是宗教师，他们能以教育来传递教法，而我们呢？难道佛教僧人仅止于个人的苦修和经忏佛事吗？’透过这样的反省，悟因于是发愿自己一生要努力的目标是‘让佛教重回教育的岗位’。”[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