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僧人玄奘在游历南印度之后，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对此补旦落迦山作过详细的记述。根据他的记述，我们知道，补旦落迦山位于南印度秣罗矩吒国的南方海滨，秣剌耶山之东。《大唐西域记》卷十中说：“国南滨海，有秣剌耶山。”“秣剌耶山东有补旦落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敧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派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要抵达此山，似乎还要经过一段水路，而且要到达观音的宫殿极其困难。玄奘记述道：“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历水登山，望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39]
南印度海滨的补旦落迦山在什么时候成为观音菩萨驻锡的道场，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唐代及其以前，中国人不得不承认，《华严经》所记述的观音道场在南印度的海滨。可是，随着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不断普及，观音道场远在印度越来越不适应中国观音信徒的宗教心理。既然经典中说，观音可以随时、随地、随意以任何身份显化在任何众生之前，那么，他的道场就不会拘泥于一地，或一成不变。观音有“方便之力”，有“千处祈求千处应”的神通和慈悲，而中国的信徒又在虔诚地祈求，渴望菩萨在他们这里也设立一处“宫殿”，说明观音道场转移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弥补观音道场不在中国的缺憾，中国佛教在隋唐以前以雕造观音像作为礼拜的对象，隋唐两宋时期则在全国许多地方树立了观音显化的纪念地，各种形式的观音庙、观音殿、观音寺、观音庵、观音洞、观音山、观音阁、观音堂、观音台甚至非宗教活动场所的观音村、观音桥、观音谷等大量出现。然而，中国人并不满足，因为在中国还没有一处统一的、地位和作用均超出一般观音庙的、类似南印度观音宫殿的观音主道场。12世纪以后，因为印度佛法的消亡和随后而来的南印度观音道场的消失，特别是中印佛教交流的中断，中国人最终以浙江梅岑山取代了南印度的布旦落迦山，这一大胆的改造持续了几个世纪才得以完成，它使观音的道场从南印度海边转移到中国东海的舟山群岛上，从而对中国佛教产生巨大影响。关于浙江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的起源，宗教界和学术界已有许多探讨和描述，本文不再赘述。近年又有在中国海南省的南海之滨兴建观音道场之倡议[40]，这是对印度佛教关于观音道场的权威记述的又一种阐释，比东海的观音道场更符合佛典的说法，是观音道场信仰方面又一契理契机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九、中国观音信仰传播历史的基本特征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中国化的观音信仰，虽然继承了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许多重要因素，但已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是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在脱离其母体文化土壤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开始形成的，并在宋以后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终止向中国传播以后的迅速中国化过程中最终定型的，是摆脱了古代印度文化窠臼之后在中国社会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影响下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逐渐塑造起来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普及性。这是从观音信仰流传与影响的广度来观察的。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自魏晋时代传入中国之后，由于正好填补了中国文化中慈悲救世宗教思想的缺失，适应了当时动荡不安、苦难深重的社会特征，所以立即在中国引起热烈回应。在外来佛教信仰者的推动下，观音信仰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后秦鸠摩罗什重译《法华经》之后，伴随着这个权威译本的流行，观音信仰更加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古代印度各种观音信仰的经典都相继传入中国，不断推动着观音信仰的传播。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人的理解、吸收，到了隋唐两宋时期，观音信仰已经在中国达到非常普及的程度。这种普及，不但表现在来自古代印度的各种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广泛流行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这种信仰的普遍接受上。到了宋代以后，观音信仰不但在佛教内部各个宗派、各个信仰群体之中被普遍接受，而且在社会上几乎达到人人皆知的程度，俗语所谓“家家敬弥陀，户户拜观音”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总之，观音信仰在中国所达到的普及程度既远远超过了佛教体系中的其他佛菩萨信仰，也超过了流传于中国的其他所有宗教神灵，这不但成为观音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成为整个中国宗教文化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
（2）渗透性。这是从观音信仰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的深刻程度来观察的。上文我们曾分析过，观音信仰并非一种内涵单薄的神灵崇拜，而是一种结构庞大、内容丰富的宗教文化体系，其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文学形式、艺术内涵、宗教礼仪、民间风俗等许多文化因素，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哲学的领域，可以找到《心经》影响的众多痕迹。[41]而观音信仰中的慈悲思想和积善修福的观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宝库，并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观音信仰在中国所体现的母性的柔性的观念被广泛借鉴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和个人性格的培养等领域，特别是流传于中国民间的福德积累型的信仰形态，除了大量宗教的内容，还在广泛倡导着一种慈悲利他的精神，佛教的慈悲观念更多的是以观音信仰的形式向社会各个领域传递，所谓菩萨的情怀、菩萨的心肠等中国社会中流行的常见概念，主要是通过观音的名义而为天下所乐道。观音信仰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受到鲁迅等著名文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肯定。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对六朝时期宣传观音信仰的应验故事集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亲自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把已经失传了的《冥祥记》重新再现。[42]孙昌武先生在其《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一书中对观音信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精到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和准确把握观音信仰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43]观音信仰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体现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几个方面[44]，特别是在雕塑和绘画方面，观音信仰为中国艺术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极为丰富的素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雕塑和绘画的发展。观音信仰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深刻，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佛教在一年当中最大规模的庙会大多数来源于观音信仰，由观音显化故事而形成的民间节日或其他形式的风俗习惯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普遍存在。总之，在佛教体系当中几乎再找不到一个像观音信仰这样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信仰类型。
（3）融摄性。这是从观音信仰体系内各种法门与各种不同信仰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整个佛教各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观察的。我们在上文曾经分析过，观音信仰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三种内在的修持法门与六种外在的信仰形态，而观音信仰所体现出来的宗教思想则可以从三个不同的体系来看。无论是内在的三种法门、外在的六种形态，还是三大体系的宗教思想，都同佛教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有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是相互统一、彼此圆融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例如，观音信仰中的内在三法门，其中义理的观悟属于佛教两大修道体系中的修慧，福德的积累则属于佛教两大修道体系中的修福。修慧离不开修福，修福离不开修慧，二者是互动的关系。而内在三法门中的功夫修炼则是同时涵摄以上两种法门的特殊形态的宗教修持，所以，观音信仰中的内在三法门是相互融摄的。从观音信仰外在六种信仰形态来看，如上所述，各信仰形态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融摄的。“称名救难型”重在解当下之难，“净土往生型”是求来世幸福，“智慧解脱型”重在求最终解脱，“密仪持咒型”则是通过特殊的方式达到上述各种目标，并求获得最高的解脱，“行善积福型”乃是上述各种形态的基础，特别是关于来世往生、智慧解脱，更要以福德的积累为前提。至于“解疑释惑型”则是观音神通信仰的结果，而观音神通信仰又为以上各种信仰形态所包含。总之，在理论上，六种信仰形态相互联系，在实践上，六种信仰形态更是并行不悖。中国佛教善于进行综合，在综合中尽可能协调各种不同的信仰成分，将所有相关的信仰体系融摄在一起。这种特性在观音信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有了融摄性，才显示出观音信仰的层次性和完整性，才保证了观音信仰体系的博大与精深。
（4）简易性。这是从观音信仰的相关义理与修道实践的特性来看的。如果说前面所述的融摄性侧重于观音信仰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那么简易性则是侧重于观音信仰内部各种信仰法门与形态的总体特征。在整个观音信仰体系当中，除了《心经》和《楞严经》所阐释的般若思想含有较强的哲学思辨色彩，总体上来说，观音信仰之中并没有高深难解的理论，不需要进行艰深的悟解实践，所以，也不需要有文化程度与理论兴趣的前提条件。由于智慧解脱型观音信仰在整个观音信仰体系已经不像般若学那么严格保持智慧的观悟修炼，而是不断向救难型信仰靠拢，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般若思辨在观音信仰中并不占主体地位。观音信仰在理论上主要是围绕着树立一种“他力”的形象而展开的，而这种他力的存在是不需要理论证明的；观音信仰在实践上主要是围绕如何获得观音这种“他力”的感应而展开的，这更不需要理论的思考，只需要虔诚的信仰和努力的奉行。而在实践上，观音信仰最核心的修持方式就是称名，即称“观世音菩萨”就行，或者再加上“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等表示归心和赞扬的词语。净土往生型观音信仰里主要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有兼念观音名号的，方法照样非常简单。历史上最复杂的观音信仰形态是密教观音信仰。不过，古代印度的密教观音法门传入中国后，虽然在中晚唐时期盛行一时，但那主要是靠印度来华僧人的直接推行，晚唐以后，那种烦琐的仪轨被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徒全部抛弃，真正在民间流行的密仪持咒型观音信仰形态已经是不同于严格密教体系的一种非常简易型的密教观音信仰形态。最流行的密教观音法门就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即使另外一种也非常流行的大悲咒，依最流行的伽梵达摩的译本来看，也只有84句[45]，410个汉字。中国历史上还出现了许多自编的观音咒，同时，对印度传来的观音咒也进行大胆的增删修改，以适合中国人的习惯。如宋代王巩的《见闻近录》中说：“全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诚之妻也。日诵十句观音心咒，时年四十九，病笃，家人方治后事。王氏恍然见青衣人曰：‘尔平生持观世音心咒，但复少十九字，增之，当益寿。’王曰：‘我不识字，奈何？’青衣曰：‘随声诵记之。’乃曰：‘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久之而醒，疾亦寻愈，后至七十九。”[46]中国人添加的咒更加顺口易诵[47]。至于密教观音的各种复杂造像，那是留给工匠们去作的，一般信徒并不需要掌握，而只需要膜拜，而膜拜也没有复杂的程式，一切随缘，心到即可。总之，在全部佛教信仰体系中，像观音信仰这样简单易行的信仰形态也是很难再找了。简易性成为观音信仰的一大优势，成为不断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