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乡下的私塾不比现在这样普及。穷人家的孩子是很少读书的，女子读书的则更为少见。一是因为穷人家购买不起书本，因为那时的书是极其昂贵的，连田产都没有的佃农是不考虑让孩子们读书的。二是因为那时农村缺乏劳力，一般来说男子是要兼顾农事的，子女多的家庭不能个个都入私塾去读书，而更重要的是帮助父母耕田劳作。大多数男子，都是跟随父亲边种地边读书识字的。也就是忙时下地耕种，闲时温习书本。当然，这种情况必须是父亲识字才可教孩子读书，否则是不可能的。不过，那时即便是没进私塾读过书的人，只要有文才照样是可以参加乡试的，一视同仁。
当然，在那个时候，富贵家庭的子女也是不进私塾去读书的，一般是请位先生在自己家里教孩子们读的。但大师的家庭并非富裕，仅有薄田而已。按理说，在自己家里是给大师请不起先生的，只能送进私塾去读，大概是因为大师的长兄学问渊博的缘故吧，或是因为其父母担心大师的病体，而不忍心送进私塾。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师一直是跟随在自己的长兄身边读书。这个暂且不论，今就只从这种教育子女的成效来谈谈。
中国的传统教育源远流长，早在周朝的时候，就特别重视胎教，故周朝三太有“相夫教子”之美名流传。古人最初要将五六岁的孩子送入太学读书，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学文作诗，而主要是为了学习做人的礼仪，故其教学大纲主要是“洒、扫、应、对”。这是古人的教育启蒙之作。可是，到了后来把这些都废除了，人们送孩子入私塾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希贤希圣”，而在于科举及第，功名成就。也可以说是，送孩子入私塾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扭转家庭贫困的面貌，其根本在于仕途。这的确是有违于古人最初的教学意旨。
大师自小多病，但天生颖悟，有读书的禀赋。父母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就在家中专门为他设一学堂。七岁至十四岁的时候，随兄在合阳家中开始耕读。十四岁至二十岁的时候，则随长兄至长安攻读，想必这是为了弱冠时的乡试而作的闭户攻读吧！
在家的一段时期，是非同小可的时期，因为这个时候正值大师幼年的教育，对以后成长有其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家中父母，则是大师的榜样，二位哥哥又是辅佐，并且是边习农作边读书的。习农作则有利培养坚韧的毅力与顽强的意志，读诗书则能陶冶情操、开启智慧。这样，既使大师从小就懂得了粮食的来之不易，并且亦使大师深深地体悟到了“惟有苦中苦，才有人上人”的哲理，使他更加发奋读书，见贤思齐。
又大师的父母是乡里有德望的人，其父年高德劭，其母素有“相夫教子”之天职，为人慈和淑慎。二老皆为乡里所推敬。《印光大师言行录》云：“岁壬申，合阳旱灾。办赈诸居士访村中父老，犹有能述师家庭旧德者。盖关中土厚水深，素敦古处。师家世德相承，尤为乡人所乐道云。”父母的一举一动是大师的模范，兄长的一言一行是大师的榜样。就这样，在父母道德的感化和兄长的学问熏陶下，终于造就了大师后来的嘉言懿行，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惟有伟大的父母，才有非凡的子女。不知家中之所以如是安排大师始终跟随父兄受业，长期在自家中闭门深造，这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与思维？但从大师日后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养和渊博知识，可以断定是相当有效的学习。大师一生之弘法，藉文字为媒介者多，其雄辩、流利，为古今僧人所罕见，家庭的长期熏陶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可见其家中父兄之道德与品行非同寻常，故大师之幼承庭训毋庸赘言，便以《言行录》之文结尾如下：
“幼受业于父兄。读书之外，躬洒扫，习农作，胥有定程，惟虔惟谨。承勤俭朴厚之家风，养肃恭仁让之素质。出家后，德隆一世。虽自有夙因，而律己之严，作事之审，为道之笃，利人之宏，得自庭训者殊多。故师之立言，特重家庭教育。尝云：‘欲子弟成人，需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则，能为子弟作榜样始。盖幼时所禀受，乃言之谆切如此。’至垂老仍亲洒扫；其洒扫之仪，师自言犹是长兄教。兄教不敢废，父教可知。盖师于幼时庭训，终其身未之敢忘。自昔过量高人，固无不从忠信笃敬中奠其基也。”
5.尊儒辟佛
古人读书，一方面是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与学问；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科举及第，以扭转家庭的贫困面貌。大师的读书亦不例外，其父兄让大师在家中学堂潜心读书，无非是希望他能仕途坦达，一帆风顺。
中国的科举选拔制度自隋唐以来，皆遵“八股取士”之风，明、清两代更甚，有明文规定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为考试范本，用八股文体作文章。这势必就要求凡是为赶考求取功名的芸芸学子，务须要学“八股文”。
八股文，又叫“制艺”、“时文”、“八比文”等，文章题目全出自四书五经，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规矩。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部分。破题用两句话破题意，承题用三句或四句；破题、承题作进一步说；起讲是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是起讲后的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是全篇文章的重心；四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合八股，故叫“八股文”。
在大师读书的那个时代，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因为大师出生于1861年，而中国的科举制度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被迫废除。可是，大师对于“时文”一点不感兴趣，惟独对“宋明理学”特感兴趣。他的父兄开始对此很不满意，但因他十四五岁时的“厌厌多病”故，就苟且允许之。如他在《复卓智立居士书一》中说：
“幼随家兄读书，初则值乱，担搁两年。次则多病，学无所成。初生半岁即病目，六个月未曾开眼。除食息外，镇日夜哭，不歇息。后好，尚能见天。十余岁时，见韩欧辟佛之文颇喜，兼欲学理学，故于时文俱不愿为。家兄以其长有病也，任之。”
这段文字里，透露出了三点消息：其一，是眼疾的长期折磨；其二，是战乱的困扰；其三，是宋明理学思想的误导与侵蚀。这都说明大师在幼年之时有着种种不同寻常的苦难与熬煎，其命运之坎坷可想而知。
大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时，寂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十一月初四日卯时，世寿八十，僧腊六十”。在其八十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一直都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因为外国入侵、清廷卖国、辛亥革命的不彻底等等，致使战争不断，土匪强盗横行，社会风气一坏再坏。而与此同时，陕西地区是最为封建的理学思想的根据地之一，理学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样兵荒马乱的成长环境和无比守旧的观念，便不可避免地给印光大师种下了“尊儒辟佛”的因，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以韩愈、欧阳修等为首的理学家都大力辟佛，作掩耳盗铃之笑柄。恰恰大师“十余岁时，见韩欧辟佛之文颇喜，兼欲学理学”；而对时文一点不感兴趣。
关于这点，大师在好多书信中都谈到了，不胜枚举。如《复邵慧圆居士书》中云：“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又在《致广慧和尚书》中说：“入塾读书，又受程、朱辟佛之毒。幸无程、朱之学问，否则，早已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又如在《息灾救国法会序》中云：“及成童读书，又陷入程、朱、韩、欧辟佛之漩涡中，从兹日以辟佛为志事。而业相又现，疾病缠绵。深思力究，方知其非。”总之，大师自小的颇以理学自居，而又不喜时文，偏爱韩欧辟佛之文的缘故，酿成了大师早年的辟佛之因。但可幸的是十四五岁后的多病，而又无程、朱之才学，终未铸成终身之大错。反而以此而深思力究之，这辟佛之因却反而成了他后来反省、忏悔、惭愧的学佛入道之有力增上缘。
6.因病反思
大师的读书不同于别人的读书，他的目的在于“希贤希圣”，以效法古人而提高自己的修养与品行，并非看重科举功名以求取人生富贵。他又不愿习作“八股文”，而颇爱韩欧辟佛之文。再加上合阳当地浓重的宋明儒学气氛，“个个皆辟佛、人人都尽儒”的先例，大师亦例辟佛之行。正如他在《复邵慧圆书》中说的那样，“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
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大师当时的辟佛心情是何等的激烈，又可以看出大师的性情孤高非常人之所能比。在这样的情况下，酿成大师早年的辟佛之端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据说，大师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为了竞作辟佛说之先烈，夜以继日地写了好多篇辟佛的论文，很自以为是。好像是不驳倒佛家歪理邪说绝不罢休似的，那股盖天覆地的决志与毅力可谓是不可思议。
但事实往往并不是那样，当大师辟佛还未得意之时，便迎来了十四五岁的“厌厌多病”，险些夭折性命。可幸的是，大师生来就是个善于思维型的人物。按大师当时的常理说，大师当时的尊儒辟佛说之杰作是替天行道的，应该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却怎么是落得了一身病苦折磨。这一病，引发大了师内心深处的反思，扭转了大师的生机。
据有关资料记载，他从进入私塾读书的时候起就深受韩欧程朱等人的辟佛感染，总以捍卫理学正义为己任，坚决与释老作对。如《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中说：大师“幼随兄读儒书，颇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议”。大师在《致广慧和尚书》中说：“入塾读书，又受程、朱辟佛之毒。幸无程、朱之学问，否则，早已生身陷入阿鼻地狱矣！”
大师又在《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发刊序》中说：“光宿业深重，受生佛法断灭之乡。出世半年，又遭六月闭目之痛。入塾读书，屡受盗匪兵戈之扰。稍开知识，复中程、朱辟佛之毒。所幸学识全无，不能造生陷阿鼻之业；设或才智等伊，必至作十虚莫容之愆。由此意恶，长婴病苦，数年直同废人。一旦始知错误，于是出家为僧，冀灭罪咎。”
又在《净土决疑论》一文中，印光大师说：“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障重业深。年当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圣贤，如此众多。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中庸》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韩、欧虽贤，其去圣人远甚，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
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印光大师是颇具高人手眼的，他大胆地怀疑古人，他大胆地向权威挑战，他大胆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足见印光大师是善于思考的人。那时的印光大师就是从自己的“厌厌多病”而开始反省自己了，开始怀疑自己的辟佛之异端。从自己命运的坎坷中，通过反思自己所作所为的是与非，他终于发现了程朱之学不足效法。
大师的因病反思是值得后人学习与效仿的，他的反思使他萌生了探讨人生真谛之心，是迈向更高境界的人生理想之端的。老子因悟得“吾有患，因吾有身”后，作《道德经》一部，宣扬“无为”、“谦退”之旨意。大师却因病而反思人生真谛、生死大事，终于因自己不断的反思、探索而步入了空门。
7.读经转捩
或许，人们都会问大师是怎么从辟佛谤法的一“阐提”而成为一代高僧的呢？似乎觉得甚为奇特。在此期间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感悟，才使他得以洗心革面，转迷为悟，放弃理学而归投佛门的呢？
从大师的《文钞》中可以得知，大师扭转机捩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从小的目疾一直困扰着他，看书一多眼睛就会发红，这对一个嗜书如命的莘莘学子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这势必使他早年就感悟到了“人生是苦”的熬煎与滋味，其孤僻不喜与人往来的性格便是他寻求出离的先兆。其二，自他入私塾读书后，在其父兄的教导下却偏偏以理学而自任，以辟佛之韩欧程朱等人为自己效法之榜样与模范。长年来以发誓驳倒释老而扶危匡正，满以为自己辟佛有功。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因此而招来的十四五岁的“厌厌多病”，因病而悟得身为苦本的真谛。这两点是大师扭转机捩的最初原由。如《印光大师言行录》中云：“师幼读程朱书，受其辟佛之影响，寻婴重疾，始悟前非。渐究内典，知佛法广博精深，圆赅世出世法，彼辟佛者特别门户之偏狭之见耳！”
据有关资料说，大师因病反思后，之所以彻底放下辟佛之知见，开始怀疑宋明理学之掩耳盗铃之说，主要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得读佛经。当时大师所读究竟是何书，有人说是莲池大师所著之《竹窗随笔》。从此便顿悟前非，返邪归正。
这么说，真正使大师扭转机捩的是读《竹窗随笔》的功劳了。莲池大师德高望重，智慧卓越，文殊菩萨也曾化一小童前去斗智，互不相让。他著的《竹窗随笔》也曾挽救过藕益大师的辟佛谤法之过愆。可见此书之不可思议处，学佛人不得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