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认为，从这个“意见书”看，“可见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时机已经成熟。改革的办法，虽然还未到确定的阶段，也已得到佛教界内一部分人士的赞成，这在解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至于各民主党派的反映，则都认为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办法，非常合理。组织方面当然不便批示，但和他们谈起来，也很表同情”[12]。当然，这份“意见书”巨赞只是主要的起草者，但是他最终还是由巨赞和许多志在改革佛教的同人经过多次商谈之后，才撰写出来的，因之凝聚了众人的心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充满具有与时俱进思想的“意见书”，首先，突出反封建的思想，主动提出“把束缚着佛教的封建与迷信的绳索割断了”，也就意味着新社会的佛教不仅仅是要求改良，而是要实行彻底的革命，“建立他自己的生龙活虎的新生命”。因为“佛教也是这样，过去在封建社会里生长了那么久，被封建阶级利用了那么久，事实俱在不必加以讳饰。现在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了，也就非加紧改进不可。如果还梦想再吃甲池里的水[13]，那只是自取灭亡”[14]。赵朴初也认为：“新时代的佛教必须是反封建的。佛教教主释迦牟尼就是一个反封建的人。他所生的时代，是婆罗门教统治思想神权高涨的时代；所生的地方，是阶级制度特别森严的印度；所生的种族，是印度最高贵的种族之一———释迦族———所生的家庭，是富贵尊荣的国王之家。而他自己是太子，但他毅然舍去了王位，而行乞士之行，脱下了华贵的璎珞宝衣，而换上贱民之衣，丢开了高深的梵语，而采用通俗的摩揭陀语，不顾阶级的禁忌，而走向平民大众，接触那‘不可接触的贱民’，破除神权的迷信，而高唱无神主义。他的一生是反封建的模范。由于佛教是反封建的，所以新时代的佛教就首先应当粉碎旧社会所加上于我们的重重枷锁，革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与习惯，肃清封建思想。佛教对他的信徒应当加强反封建的宣传与教育，使他们都能从封建意识中觉醒起来，认识佛教的本来面目。”[15]
其次，强调佛教的革命是在整个社会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整个社会没有革命，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这种提法固无不可，但是还是有些牵强。自从反清运动开展以来，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整个中国一直在不断地进行革命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是一次新的革命，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是从旧民主革命进入到新民主革命的时期。在长达近一个时期的社会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太虚从事的佛教改革的活动不能不说它不是一场革命，甚至他本人所提的口号也是以“三大革命”为题。太虚的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阻力很大，旧社会的佛教仍然活在一个封建体制并没有完全被打破的半封建社会时代，“所以佛教革新的运动，虽然也有三十年的过程，而在这个时代以前，可以说是毫无成绩”。太虚的佛教革命的教训对新中国佛教界来说是深刻的，正是由于太虚革命的失败，促使着新中国佛教同人要去更加彻底地进行改革。巨赞很自信，觉得“自民国以来，（佛教）始终没有能够完全打破封建的束缚，努力改造、发挥佛教本有的革命精神而为人民服务。但是现在非猛着祖鞭、彻底革新不可了。我们想，假定不是太不争气的话，经过改造以后的佛教徒，利用原有的信仰基础，或者也还可以在人民大众前面、勉尽绵力的”[16]。当然，“又依佛教经典，出家僧尼主持佛法，而在家居士护卫佛法。故僧可为一寺之住持，而居士仅称护法。近数十年僧尼中固不乏高明之人，而一般素质，每况愈下，其信仰学识，颇有远在居士之下者，惟其主持佛法之身份，则始终不渝。故言佛教之改造，自以僧尼所住持之寺庙为主，而居士所组织之佛教团体次之，此在上毛主席书所附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中已详言之”[17]。虽然在“意见书”上签名的大都是佛教的护法居士，但是在巨赞看来，佛教改革主体仍然是僧伽，重点还在寺庙，这与太虚所强调的“而由当时其它主持佛教的中坚人物的努力，所以又能使佛法之另一部分发扬光大”的僧才观是一致的。
巨赞给毛主席和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书”，是目前所见到的刊登在正式出版物的第一份正式发表的文字资料[18]，也应是中国佛教界在新社会时期的首次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做的正式表态，同时也为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方向，并对佛教的思想根源问题做了深入的解剖，向党和政府表明佛教界要走爱国爱教道路的决心。“意见书”所提出的“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是巨赞多年来一直奉行的改革目标，这次仍然把它作为中国佛教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可以证明巨赞本人在推动中国佛教改革的活动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是新社会佛教改革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作为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的要求下，一直关注改革宗教的工作。但是由于刚刚成立的政府，面对的是众多的民生问题，故对宗教的问题还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加以管理，然而关心宗教的发展却是始终存在的。巨赞曾经就佛教的问题与中央有关领导做过讨论，国家副主席林伯渠亲自告诉巨赞，北京佛教界有什么情况，可以向他反映，他会报告给中央。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表态，积极整理对于佛教和政府都有益处，“但非有一个佛教团体从中领导不可。组织团体的时候，最好以解决佛教问题为宗旨，不必涉及其他”[19]。根据这个意见，巨赞草拟了一个中华全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和筹备会的章程，送请统战部，统战部认为“佛教教务的需要改革是肯定的，但如何改革，则尚未决定。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央政府里面，是否设立处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尚在考虑。二，政协全国委员会里面的宗教事务组尚未开始办公。所以关于组织佛教团体的事情，最好再等一等”[20]。1949年6月21日，巨赞和赵朴初作为中国佛教界代表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佛教的诚意表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社会的宗教工作开始逐步纳入政府的工作范围。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天安门告诉巨赞：“佛教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太大了，应该组织一个协会，进行工作。”[21]这正好与巨赞的想法吻和。在此之前，巨赞为了起草佛教改革的计划，已经征求了全国238个主要寺院，大家一致取得了共识，认为：“我们应该利用现在所获得的合理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及时努力，真正地发扬释迦牟尼的革命精神，真正地从事生产，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我们才有前途，否则只有被淘汰。按照目前客观环境来说，佛教并不是没有前途，但是前途必须我们本身去争取；并不是没有光明，光明亦要我们自己去寻求。佛教是有许多问题的，但问题尽容许我们自己去解决；是有许多荆棘的，也尽容许我们自己去剪除。”[22]佛教界人士担心佛教的前途，政府组织僧尼学习，巨赞解答疑惑，强调：“我说第一等人蓦直行去，不问前途；第二等人，认识时务，争取前途；第三等人徘徊歧路，断送前途。为什么不问前途呢？因为佛教假定不是真理的话，你问他有无前途做什么呢？如果佛教是真理，真理是打不倒的，要你问什么前途呢？所以要问佛教有无前途，固然表示他对于佛教的关心，但也可见他对于佛教并未具足信心。知道了这个道理，再从时务上面去求透彻的认识，因势利导，勇猛精进，前途是可以争取得到的。则所谓前途，不是佛教本身的前途，而是我们佛教徒如何站稳佛教立场的前途。”[23]通过学习，僧尼们的思想觉悟都得到不同程度地提高，“他们认识了时代，认识了佛教的真精神，接受得了改革佛教教务的理论与办法。也知道佛教的前途是要我们用自己底血汗去争取的”[24]。
巨赞还以政协宗教事务组的名义前后召开了三次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讨论佛教改革的办法，最终形成了“改革佛教的意见”，即：
全国佛教信徒，对于新时代的降临，新国家的成立，衷心地表示拥护与爱戴。我们不以佛教在我国历史之久，信徒之众，寺庙之多，以及和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密切而自满，自傲。相反地，我们认为过去的佛教，和封建主义结上了不解缘，而佛教徒的思想与行为，也大都是迷信落后的。因此我们竭诚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领导之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以求洗净佛教界内到现在还存在着的寄生、懒惰、消极、退避等等足以妨碍社会发展的污点，恢复原始佛教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使佛教成为新国家建设的一种力量。改革佛教的基本原则，拟定如次：
一、由于佛教受封建迷信的熏染甚深，改革之初，以反封建反迷信为主要工作。同时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及国家建设的胜利完成，故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
二、从劳动生产彻底改革佛教的现行制度，使出家僧尼，老者有所养，少者有工作，以消灭寺院的地主资格、子孙私有制度和迷信营业。
三、依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四十条之提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大乘教理，弃伪扬真以澄清思想；在行为方面，发扬菩萨行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以实践理论；在文物方面，保全资料，芟芜去秽以整理典籍。[25]
巨赞的“改革佛教的意见”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对时代变化的回应。其中心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与旧社会的佛教开始决裂，“以求洗净佛教界内到现在还存在着的寄生、懒惰、消极、退避等等足以妨碍社会发展的污点，恢复原始佛教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使佛教成为新国家建设的一种力量”。二是“改革佛教的现行制度”，使新社会的佛教更加充满公正与平等精神。就这一点来说，与太虚所说的“‘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我历来的主张，是要在寺院僧众制度的改进上做起”[26]之精神是一致的。
与前一时期巨赞写给毛主席的中国佛教改革“意见书”之内容相比，从四条减少到三条，内容与文字上无疑减少了。现在这份“意见”反封建的主题更加明确，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目标更加一致，爱国爱教的心情更加浓厚，但在强调佛教的不可或缺性与教化功能性方面则被淡化。就佛教改革的主题而言，力度无疑加大了，改革的中心也突出了，然而不再使用“生产化”与“学术化”的口号，取而代之的是“劳动生产”和“科学历史的观点”字眼，实际上还是蕴含了“生产化”与“学术化”之两方面的内容。它的确是经过多人修改之后的新的提法。由于时代变化太大，中国佛教的变化跳跃度也随之增大，因此这份“改革佛教的意见”虽然经过不少人的加工，具有睿知，但是仍然显得还很不成熟，即使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也非常粗糙，其所强调的“基本原则”固然反映了时代思潮的特点，而对佛教内部的改革考虑还不够深入与全面，不如过去的“意见书”表达直接。所以它只能是一份在新政府领导下，佛教界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表决心的“宣言书”，向佛教界内部表示了改革佛教的“决心书”，起到的是宣传效果。但是这份“改革佛教的意见”至少表明了中国佛教界今后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决心，这无疑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