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写到，牛津大学没有校门，也无处可找牛津大学的校名。大学坐落在牛津城，而牛津城就在大学内。城中有大学，大学之中有城市。牛津大学是一个极为松散的结构，其中心组成部分是分散在城市各处的39个学院，最早创立的是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1249）和默尔登学院（Merton College，1264），最年轻的是20世纪90年代创办的科罗格学院（Kellogg College，1990）和坦普尔顿学院（Templeton College，1997）。这种学院制的结构类似于“联邦制”，后来成为美国一些常春藤大学内大学和学院结构的模型。
初来乍到，对这一大学结构完全陌生，必须从头开始了解，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明白大学和学院，学生和导师的身份和归属。抵达牛津之后的第一个月，我参加了大学的英语强化班。在提高英文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开始对牛津大学的学制有了切身的了解和体会。
英文培训课
在圣安东尼学院安顿下来之后，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大学语言中心举办的开学之前的英语强化班。在英国的学生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我入住圣安学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急着要打开自己的行李包。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后，歇了歇。已到晚餐时分，我随即下楼用餐。
离牛津大学正式开学还有一个多月，圣安学院的餐厅里还是冷冷清清，我们这些语言中心的学生是餐厅的主要顾客。英文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虽然大家语言、文化迥异，英语表达也并不流畅，但大家都非常友好，相互交流自己初到的感受，谈着对语言中心课程的期望。
语言中心位于惠灵顿广场（Welling ton Square），和牛津大学的行政大楼紧挨着。正式开学之前，部分外国学生在此接受一个月的语言培训，这是牛津大学历史颇为悠久的一个项目。语言培训课后，学生并不全入学牛津，也有将到剑桥大学上学的。所有的英文课都在中心的地下室上，四位老师对我们的听、说、读、写技能进行全面培训。对一种语言的学习能力的掌握如同对一种异域文化的理解，非得花时间，全身心投入不可。因此，我上得非常用心，拼命地接受和消化。四个星期下来，我的心里踏实多了，感到自己确实进入了正规的英语环境。其实，我们从小开始学习英文，文法经过多方训练，非常扎实，只是多年来没有练习口语和培养写作能力的机会，缺乏交流的环境，听说能力有限，加上强烈的自我意识，实在不愿开口，从而形成能力和开口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一个月的英语培训为我提供了一个适应牛津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很好的过渡机会。
在圣安学院的餐厅里吃了一个月的西餐，胃里油腻得实在无法排遣。一天，我到圣约翰学院看望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正在准备泡饭，桌上摆好了刚从伦敦的中国城买的榨菜和红烧辣土豆块，这可真是正宗的美味佳肴，我们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
只是中国寄到这里的邮件常常需要走上整整两个星期，等待家信把时间拖得漫长难忍。钱钟书写他当年在牛津求学的感受时，提到当年来自中国的信要取道西伯利亚，不知为何，交通发达的今天，信的传递依然如此漫长。
一个月的英语课很快就结束了。和刚来时相比，开口说英语时自然多了一份自信。这个月里，课后、周末，时常在牛津城散步、转悠，渐渐熟悉了牛津城的环境和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9月底，我的英语培训正式结束。参加英语强化班时，对牛津，作为一个城市，有了一些初步而感性的了解。而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了解牛津大学这一高等学府，是在进入圣安东尼学院之后才开始。
圣安东尼学院正门
学院和学术机构
我搬入了圣安东尼学院（St.Anthony‘s College），准备正式入学。我的住处位于伍德斯托克路（Woodstock Road），和刚住过的圣安学院仅有一街之隔。
这是学院内的一座维多利亚式楼房，加上地下室一共四层。我和另外几位学生合住，他们分别来自印度、日本、俄罗斯、墨西哥、美国、厄瓜多尔、加拿大。我和另外一位太古奖学金的学生来自中国，另外还有两位英国学生。即便身边有不少国际学生，都说着带着不同口音的英语，可我依然非常胆怯，言语很少，几乎处处都担心自己说错什么，做错什么。
我住在一楼对着楼梯的一间。
房间大约只有12平米，陈设简单，一个单人床，床头柜，一个大书桌，还有一个大壁橱。房间虽然小，但是对着圣安东尼学院的庭院，幽静且环境宜人。虽然学院60年代才创建，但是依然颇具中世纪牛津的经院氛围。
我在牛津的学术生活也由此正式开始了。在中国整整度过了16年学生生涯的自己依然期待着开学，可眼前另一种教育体制给我带来更多的却是担忧和挑战。
有关牛津大学的结构和学院制度，即使对已经在牛津学习、生活数年的师生来说，都很难能讲清楚，更不用说初来乍到的新生了。
牛津大学脱胎于中世纪的经院体制，先有学院，后有大学。从大学的整体结构来看，大学下面有两种并行不悖的体系，一是各自独立的学院（college），再就是从属于大学的各种学术机构（division／faculty／department）。系、研究所虽然是大学内的重要机构，但是具有独立于学院的功能，和学院并存于大学的“联邦制”之内。这种制度使每一个学生既是这所世界知名学府的一员，又能融入国际化的跨学科和跨年级的学院。
牛津大学有39所各自为政、各具特色和拥有独自历史的学院。学院制是牛津大学体制的中心组成部分，这一体制脱胎于中世纪的神学院，是每一位牛津学生身份的真正归属之处。学生一旦入学，就是某一学院的一名成员。绝大多数学院（圣灵学院只有学者，不招学生）直接介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关照学生的日常起居、住宿、注册、升学以及报名参加毕业典礼等等事宜。每个学生实实在在的学生身份来自学院，如同加入一个俱乐部，有了学院的身份，也就相当于成为某一俱乐部的一名正式成员。就此而言，哈佛大学本科生的“舍院”（House）制度沿习的就是牛津以学院为单位的传统。学院也是真正接纳新生之处。每一个学院入口处都有“porter’s lodge”，传达室可能是其最好的翻译。“ Porter”就是门房，即在牛津的每个学院入口处的传达室内，关照人员通行出入的值班人员。学院内的信箱一律称为“pigeonhole”，而不叫“mailbox”。
大学内设有诸多系科和研究所。如果要作一简单的区分，那么学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和学业有关的行政事务，而直属大学的系科和研究所则为学生的学业提供各类培训，从导师的设定、课程的安排以及到参加的各类学术活动。同一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既跨年级，又求学于不同的研究所和院系。
比如，在我入学的圣·安东尼学院，既有刚本科毕业的学生，又有工作了多年的大学教师；既有攻读国际关系的学生，又有经济学学者；既有来自中国的刚刚跨出国门的留学生，又有英国本地的学生。在学院里，学生组织称为 J C R（Junior Common Room），其功能相当于国内大学的学生会，而学院内的教授、研究员和各类学者的组织叫 S C R（Senior Common Room）。
学院和学术系科是大学下属的两类并行机构，因此学生兼具双重身份：他们在学院是学院 J C R的一名成员；而一旦步入研究所进行一对一的授课时，则为一名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而教员在研究所和学院也具双重身份：在研究所，教员为导师，他可能是一位高级讲师（reader），也可能是系里唯一的一名教授；而同时这些教员也会在某一学院担任研究员（fellow）。
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一对一的个人授课制度跨越了上述的两种体制。导师制使学生和导师暂时离开了他们所属的学院，来到系里或是研究所内上课。虽然有时学生和导师来自同一学院，但那纯属巧合，因为学院和授课的系科本来就是互不干涉、各自为政的行政团体。
学生和教授的社交活动有两个层面，一是学院（以哈佛的本科生来讲就是舍院）内的，二是专业上的。两者的界限非常清楚，但是现在的学生社交频繁，两者不免有相当程度上的重叠，但是却互不牵制。比如，圣安东尼学院拥有各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心有教授和学者，那么对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生来说，很有可能他的行政归属（学院）和求学之处（一对一授课所在的系或研究所）会是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