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倡议道德教育似乎是一件让人脸红的事儿，但是纵观历史，从柏拉图到19世纪末，培养学子的道德意识，成为具有德行的一员一直是教育的核心。当哈佛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教育时，完全没有提到公民意识的教育。”克拉克·克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综合大学”（multiversity，或是“巨型大学”）这一概念，其内涵之一就是大学一定会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大学的这一功能是最直接，最为常人接受的，丝毫不容置疑。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从美国最近的一个统计数字得到证实，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远远超出仅有高中文凭的人，而高学位的人的收入更是远远超出仅仅具有本科学位的。高等教育这种社会公认的地位和才能来自它们服务社会的角色和作用。根据美国2005年2月的统计数字，受教育程度不到高中的人的年收入只有18734美元，而仅仅具有高中毕业证书的人的年收入是27915美元，有本科文凭的人的平均年收入为51206美元，而具有高于本科学历的人的年收入是74602美元。其中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成为人人寒窗苦读的最大动力。
克尔提出的“综合大学”的概念对大学具有的这种服务社会的功能有了进一步的推进。由于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需要来自研究处于科技最前沿的大学的日新月异的信息，所以生产部门和大学的密切联系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新势头，同时生产部门对大学的信息和知识的大量需求使大学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忽略了传统的教书育人的角色。在短期内，大学成了带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龙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传统大学的最为精要的人文功能，由于“没用”而被忽略了。
服务社会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受教育者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进入社会高层；同时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人具有服务社会的技能，能起到常人难以达到的社会作用。中国的科举制度，名校学位可以用来作为进入上层社会的敲门砖。高等教育这方面的杠杆作用在中国受到过度的印证，如科举、高考、进名校等等。
大学服务社会的角色在中国得到夸张。上大学等同于一份固定的工作，相当体面的身份和地位，进入社会主流的标志。随着高等教育的商业化，这种把高等教育等同于职业教育的理念根深蒂固。2003年中国国内经典语录之一是：“三年前，我担心找不到工作，我考了硕士；三年后的今天，我担心找不到工作，我又考了博士。我不知道几年后我会不会为六年前的选择后悔。”国内高等教育贬值可见一斑。这种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纯粹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中国当今高等教育的一大误区。
正是由于基础知识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哈佛规定，进入研究生院之前，本科生必须修习一系列中心课程，他们不能直接选修职业性很强的专业课（如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的专业课程）。从学科的选择来看，工商管理、法律、医疗、建筑设计和政府管理等职业和专业性突出的学科一般都不属于大学本科生修习的范围。本科大学生是没有资格专修企业管理、法律、医学和建筑等职业倾向和专业性极强的学科的，学生必须先打好全面的知识基础以后，才能进入研究生院攻读这类专业。弊病之二：课程设置混乱，科目的修习没有先后、轻重、缓急之分，缺乏一个中心的文化必修课程。一方面，选择非专业课程是要达到拓宽知识面的目的，使学生以后发展职业时具有相当的人文基础；另一方面，尽量取得高分，为以后进入研究生院开通道路，尤其是对那些立志进入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院的录取竞争非常激烈，学科成绩就成为衡量一个学生素质的硬性标准。在美国，学生选课当然与他们的专业兴趣有很大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专业课仅占大学四年所有修习课程的一半，那么如何选择另外的16门课就成为关键的问题，其中无法否认出于实际目的的选课心理。由于这些不是专业课，但是成绩仍起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课程分量的轻重、教师成绩打得松紧，以及课程内容的趣味性等因素往往超出专业课的非选不可的心态。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讲，取得高分、好成绩成为学生选课的第一考虑。而学到多少实际内容，是否是将来职业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往往起不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大体来讲，美国教育体制对学生采取的是一种宽恕制度（averyforgiving system），和英国、德国的淘汰制很不一样。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哈佛近年学分贬值现象泛滥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
弊病之三：教授老化。
罗若夫斯基院长曾经在和来访的中国高校校长访问团会谈时提到，美国的常春藤大学的诸多弊病之一就是教授的老化。这一现象哈佛校报也报道过。
根据2005年的统计，哈佛有7％的教授年龄在70岁以上。教授的平均年龄在增大，而且学生和教师的年龄差别日益增大。这和1994年开始实施的有关教授退休年龄的法规有关。
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规，取消了大多数职业的法定退休年龄。而大学系统内，一直到1994年，仍然执行70岁为法定退休年龄的做法。但是之后，大学取消了这一做法，老教授可以在70岁以后继续任教。
就教授终身制的诸多优点，罗若夫斯基做过深入的分析。他着重指出，这一体制主要的好处在于保护学者追求学术自由的权利，维持相当高的教学质量和水准，对一所大学来讲，同样重要的就是建立学校和资深教授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式的关系，相互承担应有的职责，建立大学稳固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罗若夫斯基认为，终身教授的聘任经层层筛选、严格评估，毕竟和“大锅饭”制度不同。
这一制度的优点自不必多言，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人对这种聘任制度都会全盘赞许的。有关终身教授制度，我们自然可以找出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大多确是事实。比如，一旦成为终身教授，学术研究渐渐退化，有了铁饭碗就不必潜心研究、用心教学，多半时间外出演讲、参加学术会议，教学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因而轻教学而重研究的风气往往越演越烈。年迈的教授为了保持高薪和优惠的教学研究条件，出自各方考虑，自然愿意继续在自己的终身教授位置上任职，却给整个大学的师资和教育体制造成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前不久辞职的哈佛校长萨默斯就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在短短的五年任期内，萨默斯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有的立马付诸行动，有的处于商讨阶段，还有的刚提出来就遭到强烈反对。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教学改革，尤其是本科生的教学质量被提到前沿。与此相关，他认为，一个学者被哈佛聘任为终身教授之时应该是学术高峰将至之时，而不是学术高峰逝去之日。他反对高校特意用高薪从外校聘任知名教授（他称之为“lions”），因为这些学者已经抵达学术高峰，到了哈佛之后，教学往往难以成为他们的学术重点，他们往往更为热衷于外界学术交流而对学生未能给予充分的关照。虽然他说的未免以偏概全，但是这种现象在哈佛确实比比皆是。而萨默斯提出的其他改革方案，如本科生教案评审等，最后未能得到强大的教授势力的支持。美国大型的私立研究型大学确实是已有建树的终身教授掌握的天下，对此，像萨默斯这样的前财政部长也难以更改。教授即大学的说法早就道出了教授自身在哈佛这类常春藤大学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弊病之四：成绩贬值和推荐信份量的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