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复旦
1990年夏天，我得到了复旦大学公派出国的留学机会，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的硕士学位。
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人员服务中心为我代办了护照和前往香港与英国的签证，到了8月中旬，所有出国手续承办妥当。烈日下，我到邻近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取了护照，又蹬着自行车，急急回到复旦南区的研究生宿舍楼。我一边慢慢走上五楼，一边翻阅护照，里头盖有赴香港和英国的签证。当时香港的过境签证仍然由英国驻北京的大使馆签发，签证上盖有“ Peking ”的印章，殖民遗风犹存。
我得到的是香港太古—国泰奖学金（The Swireand Gathay Pacific Scholarship）。太古奖学金来自香港太古集团有限公司（John Swire＆ Sons Ltd）和其属下的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 Air Ways）。香港的这家公司隶属于早年以海运业起家的英国伦敦的太古集团，旧称“太古洋行”。太古集团于19世纪初在英国利物浦成立，起家时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进出口公司，早年以国际航运贸易起家。20世纪20年代，太古的生意远及东亚，其中上海就曾是其重要的通商贸易口岸。后来，太古公司成为香港的主要上市公司之一，业务多元化，分为五个营业部门：地产、航空、饮料、海洋服务以及贸易与实业部门。太古公司的业务在大中华地区已有逾130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它被列为英国的第十大公司。
太古—国泰奖学金已在东亚设立多年。1988年开始，太古公司决定，每年选派两位中国大陆的文科学生，一位来自北京大学，另一位则来自复旦大学，前往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 College）攻读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当时，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是姚刚先生。姚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身在商界，却依然不忘发展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事业。1987年，他决定把中国大陆的学生纳入太古奖学金的资助范围之内，每年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选派两位文科学生到牛津大学深造。不管选中的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学生还是年轻教师，这个项目都为优秀学生或年轻教师提供到海外深造的难得机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文科学生、学者出国的机会很少，而出国条件优惠的就更少。相比之下，太古奖学金不仅提供在牛津大学的全额学费和杂物费（包括人头税在内），而且每年还给学生提供充足的生活费，使学生能够在牛津安心求学。就当时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而言，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一贯满足于每月领取79元生活费的研究生来说，太古奖学金确实非常可观。
由于英文能力尚有欠缺，太古公司决定让我在开学前一个月抵达牛津，参加牛津大学开设的英语强化班。按计划，8月底，我先从上海启程飞往香港，在香港逗留两天之后，再飞往伦敦。太古公司已经帮我订好了前往香港的机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到港龙航空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领取机票。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要踏上赴英的旅途了，想到即将踏上留学之路，一种难以抑制的成就感涌上心头。毕竟这一机会来之不易，而且从滋生出国念头到动身前往海外，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前一年夏天，连出国的想法尚未萌发，而现在却即将离开复旦。我甚至感到，眼前出国求学深造的机会似乎本不属于我，而是碰巧落到我的头上，或许这只是一种偏误。由于心理上没有丝毫准备，没有把握，所以几乎想回避眼前这一令人羡慕的机会。
从南区宿舍楼的窗口往外看去，刚落成不久的复旦南区研究生宿舍楼一幢幢静静地排列在眼前。正值酷暑，南区非常安静，除了少数留在学校准备托福和 G R E测试的学生之外，就是在烈日下劳作的民工。此时，充溢在我心口的全是对这片校区从未有过的依恋，复旦6年的学生生活真的要就此结束了。
前往英国的托运行李不得超过25公斤，临行前我还特意在南区食堂的磅秤上过了秤，父母特意准备的行李包实在重，衣物和食品占了多数。虽然我反复解释，食物不能入境，但是他们仍执意往包里塞，一边装，一边说，国外的东西又贵又不可口，能多带一点是一点，在外能打牙祭。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辛辛苦苦培养我完成所有的基础教育，考上大学，又上研究生院，此时又要远渡重洋，不知道他们此时心中是何等感受！
启程出发的日子转眼就来到了，记得那是1990年8月29日，星期三，一个晴空万里的夏日。行装整理妥当，和同学们挥手道别后，一辆大众汽车公司的桑塔纳出租车载着我离开了复旦南区，离开松花江路，驶往虹桥机场。两边的街景忽忽闪过，来不及回顾。当时我心中隐隐约约地感到，眼前的这一切将逝去不再复回，因此特别希望能紧握住那一切，竭力想挽留下那一刻。
车子在虹桥路驶过，所有熟悉的身影和周遭的环境全都远远地撇在身后。
此时此刻，我不再只有当时得知获取太古奖学金时的兴奋和自豪，而是有些喜忧参半。我在奔向另一国度，即将面对陌生的求学生活、未知的机会和崭新的环境，同时，我的内心又隐隐滋生出一种被流放的感觉，刹那间涌上来的所有这一切的感受实在难以言表，出租车并不是驶向机场，而是载我奔向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许多年后，回想离开上海的那一幕，心中竟然还是久久难以忘怀，烈日下的离愁充溢着微茫的希望。在那一刻，忽地，上海在我的心目中突然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一场景自始至终显得模糊，也很匆匆，但是随着时光的逝去，却又频频出现，我时时回想那种模糊依稀的意境，试图从中追寻任何清晰的记忆。如果说每个人生活中迟早会有转折性的一幕，那么对我来说，离开复旦南区就是这一幕。想不到，离开复旦，离开上海的那一刻，竟然注定了我此后要走的路。
这一离开就是十几年，流放的感觉依然萦绕着心头，而回国的梦始终难却。
那还是我第一次去机场。当时的上海虹桥机场空间狭小，显得拥挤不堪。
机场的检票厅正在扩建施工之中，乘客似乎在一片建筑工地中检票。周围的那一切几乎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城市发展的缩影：在混乱中兴建和发展，而我就要在这般兴建和发展的混乱中离开了。
把一只沉重的行李包托运后，手上仍拎着两件不轻的背包。父母和我站在检票的长队里，默默无语，只是注视着来来往往忙碌的旅客。终于轮到我了，海关工作人员反复翻阅我的护照，盘问更是无理。他们留给前往国外的人员，不管是学生，还是外出公干者，一种欠债不还的不安与内疚。而我却无暇顾及眼前的一切。我已被自己内心一股漂泊无定与惊慌无措的潜流所淹没，自问：这就是我尽力追求和引以为豪的感觉吗？
来不及说再见，母亲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挥挥手，随人流进入出关大厅，转身又和父母挥手道别。
我环顾四周，电视屏幕上映现着各色广告，候机厅内整齐地排列着各类待售的高档商品，耳边响着用中英文交替播报的班机起降的最新消息。同行的旅客似乎都是经常出远门的，少见的几位同龄人，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满脸自信。
离飞机起飞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坐在那里等着，似乎有很多东西需要琢磨，可是又无从念起。眼前又闪过母亲眼里滚动未落的泪珠和父亲担忧的表情。
从小到大，见过父母好多表情，但是在记忆里，我还从没见过父母脸上混合着的这两种表情。我心里明白，这种表情背后是担忧、牵念，还有期望。忽地，我才发现自己现在孑然一身，像一个刚刚坠地的婴儿，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第一次，对眼前的光景茫然无知。我暗自说：“现在，要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孤身闯荡了，我可得挺过这番惊慌无措与漂泊无定的心境。”
第一站是香港。我对香港所知甚少，也没有切身体验，只是听说那是一个“花花世界”。上了国泰航空服务中国大陆的港龙航空公司的飞机，只觉得空间虽小，却是特别明亮，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乘客都在忙碌，放行李、安顿位置、调整靠垫、找杂志打发时间。大家先后安静下来后，空姐又开始忙碌，挨座位送饮料和点心。第一次坐飞机，眼前时空的变化，还有各类信息排山倒海般涌来，都来不及消化。我静静地坐着，一点儿都不想动弹，一边闭目养神，一边听着机舱里流动的各种声响。
随着飞机滑动，本来一直自以为强劲的身心随着飞机离开上海而变得敏感、脆弱和无助。前往香港的行程很快，转眼就到了启德机场。
已是傍晚时分，放眼远眺，灯火通明。飞机缓缓地驶进跑道，一切都显得那么繁忙，感觉人们都在跑动中。我随着人流走出海关，就看到一位穿着国泰航空公司细细的红蓝条相间图案制服的小姐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有我的名字。我赶紧跑过去，我们相互问候，说着就到了取托运行李的地方。我把随身的背包往地上一放，就去找托运的行李，这位小姐警惕地用英语对我说：“你得小心！要知道这可是在香港！”（Becareful！ Remember：this is Hong Kong.）
这是1990年8月末，香港夏日的夜空和上海一样，毫无遮掩，从海湾飘来的风，热气腾腾，粘在身上。到了香港，心中原本用来护卫身心的篱笆一下子不由分说，全散了架。别人说此行前途无量，可我却觉得举步维艰，如此无助和茫然。
想不到，香港离上海竟是这么遥远。
出了机场大厅，国泰航空公司的接机小姐帮我叫了一辆计程车，并把一封信递给司机。司机接过信封，看了一眼之后，转身把我的行李放入车斗。我和那位接机的小姐说了声再见，没等我在车内坐稳，车已经行驶在灯光通明的路上。没有言语，默默地，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不一会儿，车子就到了我将要入住的酒店，司机又把接机小姐给他的信转交给前台。于是，酒店的服务生又把我和行李一起带到了15层楼。一路上我只觉得自己像一个邮包，被人转来转去，连香港那家酒店的名字都不记得。
服务生把行李放在门口，帮我打开房门。我走进房内，打开灯。房间格外明亮，空调嗡嗡响着，很凉快，两张单人床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被褥一尘不染。
我却感到自己失落在一个无形的空盒子里。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浴室，亮光从洁白的墙上反弹过来，使有限的空间显得更亮了。我推开淋浴间的玻璃门，手足无措地迈进去，心里怵怵的。那时，我很想逃避这个明明是自己渴求的境界，逃避眼前这种极为陌生的挑战，甚至威胁。我只想回家，只想见到一位老友，哪怕是一位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也好。
从浴室冲凉出来，我开始感到累。空调依然嗡嗡地响着，凉气越来越重。
我只想躺下。床上铺得整整齐齐的，我到处找毯子或是被子，但是没有。压在枕头底下，多半是可用的毯子，但是我又吃不准，不敢掀开，否则把褥子当被子，不就闹笑话了吗？我还是就在床上躺了下来，扯来被褥的一角，盖住身子。想把空调调低一点儿，但又不知如何处理。于是，在凉气中度过了很不舒服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