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为什么汉传、藏传、南传佛教看来如此不同？
答：佛教有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之分，除传播地点、时间的不同，佛法义理也有不同侧重。南传主要继承早期佛教的生活形态及声闻乘、解脱道的思想。汉传虽然同时传译声闻乘、菩萨乘典籍，但实际继承的是声闻乘的行仪，菩萨乘的见地。藏传佛教则主要继承印度晚期的大乘佛教思想，并结合西藏本土的民俗文化，形成自身独有的特色。但就佛教的核心思想来说，三大语系都是相同的。
问：公开戒律以接受社会监督，是否有利于佛教的良好发展？
答：公开戒律，使社会对僧团起一定监督作用，虽不是戒律所提倡的，也未必不可行。在泰国、缅甸等南传佛教地区，几乎每位男性都有过出家经历，都知道戒律，确实可以对僧团起到监督作用，对僧团自身的健康发展也确实有利。但这涉及民众的整体素质和对佛教的认识程度，需要对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问：如今信佛的功利色彩很浓，应该如何加以引导？
答：现代社会是个功利社会，自然会有很多人把生意场上的一套带到寺院，带到佛菩萨面前。或是带着投资心态供养三宝，希望得到更大回报；或是自己不想努力，事事都想依赖菩萨；甚至自己想干坏事，也要去求菩萨保佑。看到这些，我觉得菩萨实在不好当呵！
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学佛的角度来说，显然不是正确的发心。但目前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所以，我们不能粗暴地否定，而要本着慈悲心、怜悯心和包容心理解他们，耐心加以引导。先以一些善巧方便摄受他们，然后逐步提高他们对佛法的认识，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至于引导方式，主要是针对众生的不同根机，以每个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
问：佛教界的现状及发展方向如何？
答：我们一直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这几年，我到台湾地区参访了四次，觉得他们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从整体来看，台湾地区佛教基本走的是人生佛教的路线。在教育方面，佛教界既开办面向社会的大学，也开办专门的佛学院和研究所。在弘法方面，台湾地区教界有五家电视台，有多媒体弘法、音像弘法等多种渠道，每个寺院还有定期的讲经、讲座和共修活动。在慈善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证严法师发起的“慈济功德会”，事业遍及世界各地。参访归来，我曾在《法音》发表《台湾佛教见闻记》记述所见所感。内地与台湾地区从体系到文化背景都是相通的，走的道路大致不会相差太远。目前，内地佛教基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也逐渐在教育、弘法和慈善方面开展工作。
此外，内地教界在吸取台湾地区佛教发展经验的同时，也要避免他们的不足。在台湾地区参访期间，各地都曾邀请我演讲或座谈，我也谈了自己思考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学术与信仰”，台湾地区将大批法师送到欧美和日本攻读学位，结果这种学术化倾向导致了信仰的相对淡化。其次是“内修与外弘”，作为弘法者，僧人如何使自身修行和弘法事业有机结合在一起？过分入世地做佛教事业，很可能会忽略自身内修。第三是“出世与入世”，过分强调佛教入世的层面，忽略出世解脱的层面，会使佛教世俗化、肤浅化，甚至等同于人天善法。内地佛教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类似问题，所以，正确处理好这几种关系非常重要。
目前，内地佛教界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僧团制度的建设就是首要问题。僧团纯粹是靠制度维系的，僧人来自十方，需要良好的制度才能保障僧团稳定发展。其次，对戒律的弘扬也不是很得力。再就是僧教育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续佛慧命的大事。2000年，在苏州西园寺召开的全国性“佛教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发表《我理想中的僧教育》，谈到对培养僧才的想法。中国古代的僧教育是丛林式教育，民国以来才改为学院式教育。学院教育基本以传授知识为主，不太重视素质教育，僧人往往因此忽略信心、道念及僧格的养成。虽说在佛学院会学到很多佛教基础知识，但素质教育不能跟上的话，就违背了僧教育的初衷。此外，在汉传佛教地区，出家人当学生时就被称为“法师”，几十年后还是“法师”，没有一个明确界定，教育制度不完善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另外，教材问题也很多，不少地方都在交流办学经验，但对于教育宗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却不是很明确。
再就是佛法弘扬与普及的问题。类似柏林寺举办的夏令营，在台湾地区非常多。很多道场到夏天就开始举办活动，参加对象有教师、大中小学生、家庭妇女等各种类型。此外，还面向社会开展短期出家活动，吸收在家众进入佛学院学习，都可作为高素质僧才的重要来源。目前，内地在这些方面还做得不够，主要问题不在经济方面，关键是很多道场还缺乏这方面的理念。此外，还有慈善事业的开展也很重要。在内地，虽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还有很多地方非常贫穷，教界应当有能力做慈善事业的牵头人。
我们将来的重点，就是使弘法、教育、慈善在教界形成良好的风气。我们也希望更多在家居士们参与进来，乃至发心出家，全身心投入这一净化社会人心的事业中来。
问：“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否说明了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
答：“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人确实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想到抱佛脚，而不是抱别的脚呢？佛法义理深广，信徒的理解程度也大相径庭，只有部分人才有能力深入研究并付诸实践。多数人只是在遇到困难时想到佛教，想到来佛菩萨面前寻求保护。不过，这也足以说明佛教对民众的影响力，否则，他们就会去抱别的脚了。人们遇到困难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最重要、最有能力的人。所以，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佛教的重要性。
问：隋唐时期老百姓对佛教经典耳熟能详，为什么现在我们觉得佛法很遥远？
答：这有两方面的原因。语言是一方面的障碍，随着“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现代人的古文阅读能力比以前差了许多。另一方面，佛教的思想义理确实深奥，因为它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的真理，不是仅仅根据文字就能读懂的。
《金刚经》的文字并不深奥，但其中深意却很难透彻。事实上，我们在修行的不同阶段阅读，都会有新的、进一步的理解。但读不懂也没关系，因为佛教也有许多普及性的入门读物，可以由浅入深地渐次学习。
问：佛教和印度教的关系以及佛教在印度灭绝的原因是什么？
答：印度的传统宗教是婆罗门教，有三千年的历史。印度的原住民是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侵入后建立婆罗门教，并占据统治地位。佛教兴起后，被称为反传统的沙门集团。它对婆罗门教的挑战，类似西方人文思想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突破。佛教的立足点是以人为本，对婆罗门教的祭祀仪式、种姓制度等进行了全面否定。到十二世纪时，佛教逐渐在印度消失。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佛教人才衰落，而印度教则涌现许多出色人才。印度非常重视辩论，各宗教间常以论辩一比高下，失败者必须改宗。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伊斯兰教的入侵。佛教在印度消失，是印度的极大不幸。在佛教盛行的阿育王时期，整个印度社会安定、生活富足。而佛教退出印度舞台之后，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之间经常出现争斗和冲突，酿成流血事件。
问：为什么现在是末法时代？
答：末法时代，和众生共业有关。佛教界的现象，也是社会现象的折射。而社会现象又来自众生的共业。有什么样的共业，就会感得什么样的佛教界。教界弘扬怎样的佛法，乃至缺乏如法的僧团，都和众生的共业有关。
世间是缘起的，一切皆息息相关。正因为是缘起的，也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要发心弘扬佛法，发心利益众生，发心造福社会。
问：佛法弘扬是否也面临现代化的问题？现代人该如何弘法？
答：佛法在现代的弘扬，当然需要有契合现代人的表现方式。佛法虽是究竟圆满的真理，但离不开作为载体的文化。在它的流传过程中，也经历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包装。我们今天接受的佛教，是被传统文化包装过的，现代人理解起来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如今，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较以往有巨大差别，这就需要更直接明了、更贴近大众的沟通方式。我们目前所要做的，是把佛法从不适应时代的包装中解放出来，以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重新诠释，使大众不会因为文字、表达等外在因素而妨碍对佛法的认识。
我在弘法过程中，主要把佛法定位为对心灵的认识和改善。事实上，佛法就是究竟的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透彻内心世界，并通过禅定之力彻底解决心理问题，最终导向解脱，导向生命的完善。佛法在这方面的作用，是世间任何哲学、心理学无法比拟的。
问：弘法的现代化是否会使佛教走向世俗化，影响佛法的纯正性？
答：现代化和世俗化是两个概念，不可混为一谈。世俗化是带着世俗目的，将佛法作为获取名利等世间利益的手段。现代化则是以当时人们最易接受的表现方式，诠释佛法的湛深义理。
其实，佛教在每个时代都面临现代化的问题。在唐代，是以唐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在泰国，是以当地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所以，现代化本身是中立的，不存在任何倾向或问题，关键是我们运用得是否如法，是否应机。
佛法的传播，是以契理、契机为原则。不仅要适合时代，更不能背离佛教的根本精神，这就需要如实理解佛陀说法的本怀，所谓“愿解如来真实义”。作为弘法者，应通过闻思、修行来把握佛法本质。若能体悟佛法的真谛，就有资格以任何方式去表现。如果背离佛教的根本精神，那这个现代化就很危险了。
佛教在两千多年的弘扬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误区现象，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对佛法本质的掌握不足或出现偏差造成的。此外，佛教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尤其是当代佛教，是经过十年浩劫的全面破坏后，在改革开放的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难免存在诸多问题。世俗化的倾向，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当佛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问题，只是程度不同。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和佛法本身混淆起来，要深信佛陀的智慧是究竟、圆满的，这是学佛者应有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