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公务员职业道德: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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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道德观的基本概述

道德观是人们对自身、对他人、对世界所处关系的系统认识和看法,属于社会伦理的范畴。

总的来说,道德是社会群体的共识,那么道德观就是对社会意识形态规则的认识和立场。道德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是稳定的,而“主流道德观”则是社会秩序的一个基础。

一、道德观的基本内涵

道德观是人们对社会道德现象的系统性观点,是人们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中,依据特定社会立场和价值观,对社会道德现象观察、认识的结果,其核心是善恶观,主要内容涉及正义、义务、良心、荣誉、人格、幸福等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有不同的道德观。

道德观是我们每个公务员意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所有追求是利益,面对利益,道德观决定了我们每个公务员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

道德观是在道德认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对道德的一般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德与道德观分别是道德活动主体的认识对象与认识结果。道德现象是道德观形成的客观事实,道德观是对客观道德现象的主观反映。

既然道德观是对道德现象的主观认识或反映,那么,就必然引发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同的认识主体,由于不同的原因,或者是出于不同利益集团对于既有利益损益的不同态度,或者是出于认识能力的缺憾及认识的偏颇,对同一道德现象往往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认识与不同的道德观;由于人们对社会同一道德现象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观。

(一)影响道德观形成的因素

在影响道德观形成的诸因素中,最重要、最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大因素。

1.社会利益关系中的角色。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属的社会利益集团及其在社会利益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影响着道德观的形成。

道德关系虽然是“思想关系”,但本质上反映的是利益关系。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它以明确的方式揭示了道德反映经济关系的实质。

不同的社会利益关系,以及在同一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地位,都会在根本上影响人们对现实道德关系的认识与评价。

即使在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了的社会中,由于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特殊的利益要求,因而,对同一时代的社会道德现象也依然会有不同的道德观,甚至对同一社会道德现象还会有各自不同的关注侧面,并进而形成不同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的差异性,也是现实生活中利益差别与利益矛盾在道德领域中的反映。

2.公务员的道德认知能力。对同一社会道德现象的不同道德认识,或对其不同侧面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务员的道德认知能力。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对同一道德现象,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不同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身的道德认知能力的差异。

一方面,公务员对社会现象的认识绝不是消极地接受,总是在自身既有的价值观念指导之下进行的。不同的价值观念意味着不同的评价反映系统,意味着不同的评价尺度,这也自然会对社会道德现象形成不同的道德观。

另一方面,即使公务员拥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但是由于理性能力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道德认识。因为存在本身是复杂的、具有多侧面的系统整体,是仅仅看到表象,还是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是仅仅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是看到事情的全面;是仅仅居于当下、静止的立场,还是居于长远、发展的立场;是仅仅局限于某一现象,还是在诸多事件的联系中把握这一现象。如此诸多差异,再加上认识主体的理性和情感等因素,反映到对社会道德现象的认识中来,必然形成诸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道德观。

3.生活的时代及时代精神。作为道德现象的认识者,总是特定时代的存在者,他既是一个现实的能动活动者,又是一个被时代所塑造的人。在抽象的意义上说,当一个人在能动地认识现实世界之前,他首先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他要在现实生活中用所承袭的传统精神来观察、体悟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并进行有限的现实活动。时代正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换句话说,时代不过是世界历史的现实性存在。

具有现实生命力的传统总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传统,总是一种时代精神。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精神,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及时代精神下的人们就会形成不同的道德意识。

(二)道德观与思想意识的关系

道德观从其要义来看,是人们对社会道德现象的概括反映。作为一种思想观点,它是思想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实践理性,又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意识。道德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意识,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1.道德观是世界观重要内容之一。世界观又称宇宙观,是人们对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生在内的世界总看法与根本性观点。世界观由自然观、历史观与人生观组成。人们世界观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社会主体也有不同世界观。当然,从性质上看,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科学与非科学之分。

道德观是世界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既要与自然界相接触,又要与周围的人发生一定联系。既要过物质生活,又要过精神生活。人们在对待各种事物与处理各种关系过程中,必然产生各种看法,并在这些看法基础上逐步形成对整个宇宙的根本看法,这就是世界观。

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自然包含着一定的伦理关系,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社会上的伦理关系等,人们对待这些关系必然形成一些“应该如何”的思想观念,这就是道德观。或者说人们在对待与处理各种事物与关系时,必然会同时产生某种善恶、正邪、荣辱等总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人们的道德观。

道德观涵盖世界观的一个特殊方面和领域。显然,缺少道德观的世界观不可能有对宇宙的总体性看法。同样,没有世界观的道德观也不可能对复杂道德现象作出普遍性、规律性的概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德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定世界观在道德现象认识中的具体体现。

当我们在一个动态过程中考察道德观与世界观关系时,就不难发现道德观与世界观的彼此依存和相辅相成。一个具有一定理性认知能力的人,其道德观的形成,总是在既有世界观指导之下进行的。

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作为对宇宙和人生总体性看法的特定世界观,就意味着他对宇宙现象的观察已经具备了一个原则性的价值框架,对客观存在的道德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好恶倾向,因而,这就在总体上决定了他的道德观塑造方向及其内容。

这就是说,当公务员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种种活生生的道德现象而形成具体的道德观时,事实上总是以其既有的世界观为指导,受着既有道德观的制约。人们所形成的道德观,其实不过是公务员世界观在这个特殊方面的具体体现。

世界观在根本上指导、制约着道德观,反过来,道德观又以特殊方式影响着世界观。公务员的世界观往往处于变化之中,这是因为,影响一个人世界观改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他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及其理性认知能力这些关键因素外,道德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如前所述,道德观是通过善恶、正邪观念所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观点,所以公务员通过道德观所形成的认识,本质上又是一种价值观。当一个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时,他对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的总体性认识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当一个人的善恶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他的世界观也必然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现实生活中的无数事实证明,道德观可以通过强化或弱化的方式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公务员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就必须要有合理的、科学的道德观。

2.人生观直接决定着道德观。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看法或系统化的观点。人生观是世界观在人生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其主要内容是对人生目的、意义的认识及态度。人生观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究竟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怎样实现人生的价值等。

人生观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由于在社会物质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及其利益关系不同,就会有不同人生观。从个人角度来看,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条件、职业环境等不同,以及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和觉悟程度的差异,对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人生问题也会形成不同看法,从而形成不同的人生观。

由于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与观点,又由于道德观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即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调节及个体品德操守等问题,所以人生观对道德观就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人生观作为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与观点,是人们对人生的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总体上规定了人们的人生方向与目标,并对人们所从事的各项具体活动起着定向导航作用。

就公务员而言,不管是否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总是在其所拥有的人生观指导下进行各种活动的。公务员的道德观形成过程也不例外,虽然人们道德观中的善恶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社会时代的内容,但是究竟以何为善、以何为恶,则直接由其人生观的基本内容与方向所决定。

这就是说,人生观的基本内容与方向,直接决定着道德观的基本内容与方向。不仅如此,人生观由于内在地包含着人生态度的内容,因而人生态度又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影响、决定着人的道德行为和态度。

人生过程充满矛盾与曲折,不乏真假善恶美丑、生死苦乐顺逆,对这些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态度,是消极还是积极,是乐观还是悲观,不仅会对人的意志与毅力、品行与情操产生巨大作用,而且还直接左右人的道德认识内容和方向。

同样,从一个动态过程来看,公务员人生观的形成也并不是简单地对外部世界的映照,而是在既有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指导之下进行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在同样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在同样具体场景之下,不同的人也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面对性质内容几乎同样的情况,也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作为公务员自然离不开正确的人生观。然而,正确人生观的形成与巩固却又离不开合理的、正确的道德观。

3.总体上价值观决定道德观。价值观就是公务员关于事物存在意义的观点。既然价值观是对事物存在“意义”的观点,那么就意味着价值观有三个明显特点:其一,它是在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某一特定事物的,否则就无所谓“意义”;其二,它具有对被反映事物进行评价的特点,因而它是以一定规范为前提并对事物作出的价值评价性反映;其三,所有价值评价性反映都以人为中心,因为离开了人就不存在“意义”。

公务员的价值评价性反映对象,包括自然、社会历史与人生。

道德观作为人们对世界的特殊把握方式,从根本上说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这种对存在的反映属于价值评价性反映,即它并不是对存在的事实性描述,而是在“实然”与“虚然”的连接中,以“应然”的方式反映人的社会存在,因而道德观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观,即对人的活动的一定社会存在意义的观点。

从总体上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道德观。人类应当怎样对待自然?在人与自然关系之背后应当有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应当怎样看待社会历史,用什么尺度去评价社会历史?人类又应当怎样去创造社会历史?对这样一些价值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在根本上决定人们对社会历史现象的道德评价,决定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的道德认识,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人们道德观的形成和发展。

道德观在总体上为价值观所决定,这并不否定道德观对价值观的影响与作用。人们的善恶正邪观念、责任义务意识等,会指导人们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透视,而确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应有关系,并对现实的人与自然关系作出道德价值评价,从而形成其特定的自然价值观;同样也会指导人们通过对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善恶评价,及自身对社会责任的意识,确立社会历史价值观,并指导人们通过对人生意义及实现途径的认识,形成不同的人生观。

总之,道德观可以对价值观的每一个具体方面的基本倾向与主要内容发生重要影响,在总体上左右着价值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德观是价值观形成、发展及其内容的核心所在。

二、中国传统道德观概述

我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观,主要是指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道德。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忠恕之道的道德原则,中庸之道的道德规范,迄今仍然闪烁着礼仪之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

(一)儒家道德观的发展基础

道德作为我们人类品质、品行的一个词汇,最早由唐朝著名作家韩愈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中提出:“道德之归也有日矣。”他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概念来评价人们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道”字和“德”字很早就见于《周易》、《道德经》、《诗经》、《论语》等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道、德二字都是分开使用的,并且意义与韩愈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在先秦以前的人们就有“道德”观念了。

在远古时期的人们,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终于意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生活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地生存下去。不但抗击天有不测风云的自然灾害,抗击其他生物的侵害需要依靠群体,而且种植和创造生活资料也必须要依靠群体。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

人类的直接祖先曾经是群居动物,它们在严酷的大自然面前不得不以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活动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恩格斯曾把过着群居生活的古猿称之为“社会化的动物”,把它们的群体关系称为“社会本能”。他指出:“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

人类社会的形成主要不是人的生理组织与机制进化的生物学过程,而是以爱心和劳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活动和相互交往等社会关系形成的过程。人类所特有的生存方式,决定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内容、形式、性质、特点都与“动物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也就是说,在严酷大自然面前不得不忧患,不得不发愁于危难,因此人类才得以发达。

人们的团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要想团结人,就必须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就是“仁”;而要想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就必须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这就是“义”;而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这就是“礼”;而要遵守一定社会行为规范,就必须要有智慧,这就是“智”;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有诚信,这就是“信”。

如此,用诚信,用智慧,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就是儒家的“道德观”的发展基础。

(二)儒家道德观的表现形态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甚至于诸子百家都没有把“道德”二字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在这个时期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怎样做一个人,做一个什么样人的观念。因此,出现在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中的,只有君子、善人、仁人、大人、至人、圣人、真人、小人、恶人、坏人等这些具体的典型人物。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并且格。”这个意思是说:引导人民要用政治理论,平等人民要用典范和榜样,人民因此会勉励自己而没有耻辱感。引导人民要认识客观规律,平等人民要用社会行为规范,人们有了羞耻行为因此会自己度量的。

孟子后来发挥了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就是:用智慧(智),用真心诚意的态度(诚信),寻求一种最佳行为方式(义),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从而创造出良好的生存空间以及良好的生存环境,以使自己和别人都能获得幸福而快乐。可以看出,儒家的“道德观”并不是一个简单、抽象、空泛的观念,而是具体做一个什么样人的观念。

孔子这一句话,确实点明了“道德观念”的重要思想。在一个社会中,树立良好的典范和榜样,就会使人民群起而效仿。因为有了良好的行为方式,人们就会经常检查自己的行为方式对不对,如果没有良好的行为方式,人就会产生羞耻感,如果自己的行为方式与榜样的行为方式一样,那么人们就会没有羞耻感,从而坦荡荡敢于面对任何人。

再有一个问题,引导人民要认识客观规律,一则是为政者自己要认识客观规律;二是要人民也认识到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天地万物都客观存在的运动法则,不仅为政者自己要认识到,也要让人们都能认识到,这个社会才好治理。

同理,在同样的社会行为规范下,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只有在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下,人们才会有一定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只有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才有不平等的行为方式。因此,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只有树立起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人人都平等地遵守这个社会行为规范,这个社会才能得到安定。既然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人们就会根据这个社会行为规范来度量自己的行为,也就才会有羞耻感和没有羞耻感。

孟子有著名的四端之说,是孟子伦理学、性善说的心理学基础理论,也是孟子王道爱民的政治学说,同时也是孟子道德学说的理论基石。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的仁爱之心,正因为有不忍伤害别人之心,才有不忍伤害别人的爱民政治。

孟子用见到一个小孩将要掉下井去的事例,说明人们都有恐惧、害怕、警惕的心理和天性,这种心理和天性既不是要跟孩子的父母攀亲结交,也不是要求取乡党朋友的称誉,更不是厌恶担心别人指责自己见死不救的坏名声才产生的。

因此,同情恻隐之心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关系的开端,因为你只有具备了这种同情恻隐之心,去同情恻隐别人,别人也才会在你困难时同情你,帮助你,根据这种对等原则,才可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

如果是没有这种同情恻隐之心,从不关心别人,别人又怎么会来关心你呢?羞耻憎恶之心是选择最佳行为方式的开端,因为你只有具备了这种羞耻憎恶之心,羞耻于去伤人害人做坏事,你才会选择一种最好的行为方式去与别人交往,才不至于引起别人的误解而导致交往不成或事情办不成。

如果是没有这种羞耻憎恶之心,就会胡作非为,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破裂。谦让之心是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开端,因为你只有具备了这种谦让之心,才会遵守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以及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如果是没有这种谦让之心,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视社会行为规范不顾,视国家法律法规不顾,只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是非辨别之心是开启智慧的开端,因为你只有具备了这种是非辨别之心,才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才能分清善恶,才不至于舍善追恶,舍本逐末。若是没有这种是非辨别之心,你就会没有智慧,你就会轻易相信别人而上当受骗。

所有自身具备了这样四种开端的人,如果懂得就会将它们发扬光大,就像刚刚点燃的火会蔓延,就像刚刚喷出的泉水会流到远处。如果能够充分发扬它,便足以使四海安定;如果不能充分发扬它,也就不足以侍奉父母了。因为侍奉父母也要有这种同情恻隐之心,也要有这种羞耻憎恶之心,也要有这种谦让之心,也要有这种是非辨别之心,否则,就不会同情父母,就不会与父母建立良好的亲情关系,就不会谦让,就不会辨别自己或者是父母的是非善恶。

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都是这样,在社会、在单位里又怎么能指望他是一个好人呢?曾子在《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谓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之本,此谓之至也。

这个意思是说:古时候想要发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并把这种天赋从个人推广到天下人,那就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那就要先整治好自己的家族;要整治好自己的家族,那就要先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那就要先端正自己的内心;要端正自己的内心,那就要先使自己意念真诚;要使自己意念真诚,那就要先明白自己的良知;要明白自己的良知,那就要先摒除物欲的蒙蔽而后才能治理自己的家族,治理自己的家族而后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才能天下太平。因此,从天子到平民,都是要把修养自身道德作为根本。一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败坏,却要他治理家族、治理国家,并且使天下太平,那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这就叫做知根本,这就叫做良知到来。

这就是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理论。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至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儒家的最高理想。

(三)儒家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

“天下为公”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天下为公”意思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只有实现天下为公,彻底铲除私天下带来的社会弊端,才能使社会充满光明,使百姓得到幸福。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对子游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女子各有自己的夫家。人们不愿让财物委弃于无用之地,但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人们担心有力使不上,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实现,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界。

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以公灭私、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临患不忘国的规范性要求。孔子一贯主张忠恕,而儒家尤为重视公忠,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致忠而公、弘扬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思想;继孔子之后,墨家主张举公义、辟私怨;法家强调无私、背私;道家提出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明末清初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续通鉴论》中,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当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他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与王、黄齐名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国家是属于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则是匹夫所共有。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个人的道德要求,激励着后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而奋斗不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政治家康有为针对中华民族出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他在所著《大同书》中,再次勾画出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我国传统道德伦理思想,在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规范同时,念念不忘“天下为公”这一传统思想,时常把《礼运》篇中的大同全段文字抄送友人。

1924年,孙中山在题为《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说中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中了。

“天下为公”的道德伦理思想,是孔子以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的崇高理想,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的崇高理想。孔子是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最受推崇的伟大思想家,其影响已远超出中华民族的范围。因此,“天下为公”的思想也具有广泛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无疑也是在继承了包括“天下为公”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所以,我们公务员一定要树立“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

我们公务员要深刻理解天下为公的思想,要牢记这些警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时树立远大理想,并打造良好道德。

(四)儒家忠恕之道的道德原则

“忠恕之道”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忠恕”就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论语·里仁》中这样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说:“参啊!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曾子说:“是。”

孔子出去以后,学生们问曾子说:“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曾子说:“老师的学说,忠恕两个字罢了。”

什么是忠?什么是恕?曾子没有说,但孔子自己在别的地方有过解说。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是“一”以贯之,而不是“二”以贯之。在孔子的观念中,以行仁为宗旨的“忠恕之道”其实就是他所说的“仁之方”,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忠恕之道”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就是“恕”道,是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得到的,当然也不能强加给别人,这是处理人际关系时最起码的准则。《论语》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此的注解。子贡说,我不愿意别人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我也不会把我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孔子摇摇头,认为子贡做不到这一点。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学生,尚并且被孔子认为做不到,可见行仁的难度。

另一方面,“忠恕之道”是指由“立己而立人,由达己而达人”。自己想有所作为,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有所作为,自己想飞黄腾达,也尽心尽力地让别人飞黄腾达。这其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待人忠心的意思。这是“忠恕之道”的积极表现,也是肯定的方面。这比起前面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更进一步的思想,它不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而是表明一种对于社会负有的责任,是在社会关系中,推广自己的仁心仁德,不仅要造就自己,同时要造就别人,要造就社会。

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己”已经不是一个单个的个体,不再是所谓的“小我”,立己达己之所以能够推而广之,而立人达人就是因为个体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特征,即在人的个体生命中,由于具有内在的仁心仁德,作为主体,贯穿了天的内涵,体现了天的主体,将天的精神收摄到了人的主体之中,因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与价值。

由此,以爱人为本,爱人必须爱己,仁者必须立己达己,然后才能立人达人,立己达己即是爱己,不能爱己,当然也就不能推己及人,也就不能爱人了。可以看出,爱人与爱己是一回事。爱人爱己都是仁者的行为。

把爱人爱己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想这样;自己不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不想这样,也就是实行“仁”的方法。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

具体地说,“忠恕”就是当自己要对他人做什么事时,先想想自己是否愿意遇到这事,如果自己不愿意,就不能对他人做这件事。我们不愿意被偷、被抢、被杀,所以,我也不能对他人做这种事。简单地说,忠恕之道也就是眼里有他人,心里也要为别人着想。

这世界并不是我一个人生活在其中,这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他们和我一样,我生活,也要让别人生活。而如果超越自我而取一种普遍的观点,就会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由此就可以努力创造出一种制度的忠恕之道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却是一个使人类社会得以生存、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

忠恕之道,很大程度上是给个人一把维系社会和谐的标尺,并以此来定义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角色,发挥自己在整个社会的作用。同样,这把标尺同样可以上升到一个社会政策的层面,社会政策虽不是现实中的自然人,但其地位和影响却绝不是单个个体作用所能比拟的。

社会政策也应在忠恕之道方面有所体现,仁者爱人,同样仁政爱人,对每一位个体都应是讲求“忠”、“信”、“恭”、“敬”,都应做到极其负责和守信的精神,更应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制度环境的好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行为。我们要求每一个公务员都能在金钱、权力、美女等诱惑面前“坐怀不乱”,通过富有决心的变革来防范,忠恕之道恰恰可以作为这些防范性、技术性变革措施的内在精神和原则。

于人于己,忠恕之道都是教授社会运行的一些普世价值理念,是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从国家层面来说,讲求忠恕之道是树立社会价值规范的标杆,是体现社会政策人性化的保障,是公民爱戴政府的理由;从行业层面来说,忠恕之道是每一个行业、每一位公务员在实践中追求精益求精、诚实守信、以人为本的操守追求;从公务员来说,忠恕之道是每一位社会个体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是既能维持体面的外在交往形式,又能维持内心平和的有效处事观。

推己及人,换位思考。忠恕之道并非与我们大家遥不可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道德的形成始终存在于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去坚守,去积累。对忠恕之道的思考不光是立于自身的道的思考,还可以放眼诸多方面。优秀的思想,优秀的文化总能成为积极事务的参考标准,去完善、去践行。

总之,“忠恕之道”是孔子所要追求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存在,寄托了孔子对于社会发展的理想。人们如果能够终身去这样做,就能够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构建起和谐的关系。忠恕之道,不仅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而且对于促进当今世界的和平乃至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忠恕的思想是孔子学说中一个最为光辉的思想,一个几乎无需转化就可为现代社会所用的思想,一种我们公务员可以在今天继续发扬和光大的宝贵资源。

(五)儒家中庸之道的道德规范

儒家要求人们按照“中庸之道”行事做人,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平常常为之庸。“中庸之道”的道德规范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准则。中,有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有平常、常道等含义。“中庸”,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儒家以此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作为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

中庸之道是我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孔子说过:“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说过:“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平常也。”

中庸之道是君子之道,是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主要由孔子提倡,后来子思进一步进行了阐述。它是提高人基本道德和精神修养的整套理论与方法,能够使人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的神圣境界。这一套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的第三十三章之中。其简述如下:

1.主题思想。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内外合一的理想人物,共创天人合一的境界。

2.理论基础。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要求人们自觉修养并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的理想境界。

3.具体内容。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级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调节这些人际关系靠什么呢?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

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关系的。智、仁、勇靠什么来培植呢?靠诚实、善良的品德意识来培植加固。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

修养自身,就能够达到美好的人格;尊重人,就不至于迷惑;爱护亲族,叔伯兄弟之间就不会有怨恨;敬重大臣,治理政事就不至于糊涂;体恤群臣,士就会尽力予以报答;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受到勉励;劝勉各种工匠,财货就能充足;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四方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就会敬服。要做好这九项工作,就必须用至诚、至仁、至善的爱心去充分体现中庸的美好人格。做好这九项工作,事实上也就处理调节好了九种人际关系。调节这九种人际关系是使天下国家达到太平与合理想的重要保证。

4.主要原则。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慎独自修原则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与自我约束。

忠恕宽容原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大学》的挈矩之道,进一步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与和平共处,人们就会达到在其位谋其政,就会在什么境遇下都能保持中庸之道,并安然自足,能够达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

至诚尽性原则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够发挥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这便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列为三了。这就是坚持至诚尽性原则所达到的理想境界,达到了这一理想境界也就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总之,中庸之道就是告诉大家做任何事情不要走极端,要力所能及同时不要不及。其实中庸之道是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中庸之道最讲究的是:人穷但志不能穷,不要心浮气躁,富贵不能为富不仁,要懂得付出,需要反馈社会;平民不要低三下四,要不卑不亢,为官不要专横跋扈,要谦虚谨慎。

公务员是为国家为群众办公事的人,在工作与生活过程中更需要讲究一个度,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中庸之道。比如有些道德境界和人生目标不高的公务员,在自己岗位上不能很好地负责任,造成民怨沸腾,或者利用职权干不该干的事情,造成越权。

还有的对待同志不是过于严苛,就是过分放任,最后同志关系不是离心离德,就是听任同志走向犯罪道路。更有一些同志看到别人抽的是名烟,坐的名车,住的是豪宅,就犯红眼病,就犯不该犯的错,这都是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表现。可见,中庸的思想是进步的。

但是,有人认为中庸思想是消极的,中庸之道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认为公务员讲中庸就是不干事,在人际关系上做老好人。其实是没有理解好中庸之道的精髓,错把中庸当平庸了。

现在一些公务员,只会做老好人,工作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有个性,不愿思考,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别人怎样我也跟着怎样。这样的人只能说是平庸,而不能说是中庸。中庸不是不做事,不是没有热情,没有爱心,甚至冷漠与麻木,中庸是要求做事,并且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

总之,中庸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中庸之道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形成至现在,一直为民族精神构建、民族智慧繁衍、民族文化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播,中庸之道也为全世界追求进步和文明的民族输送着智慧的营养。

(六)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修养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圣”在这里是一种自觉履行道德规范的人格典范,也是一种个体自我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而“内圣”则是指这种道德人格典范和道德修养境界的修炼。

所谓“外王”则是一种政治人格,指在内在道德人格的基础上,把圣人的王道理想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体现出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

外王必须要有权力,但光有权力也无法成为外王,外王还必须有事功。王的事功包括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固然,大部分王朝都是利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即使是被称为圣贤之世的尧舜禹三代也是这样。然而,儒家往往把这种用武力夺取权力称为“霸道”,并且将其排斥在外王事功之外,而推崇那些所谓“以德服人”的“王道”,尽管这些“王道”者同样也必须用武力来夺取权力。

通过上述对“内圣”和“外王”内涵的分别阐述,我们可以得知: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内圣”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但这只是基础,内圣还必须把自己的道德向天下推行,即通过“外王”的事功来显现内圣。如果“内圣”不落实在“外王”的事功方面,那么儒学的道德人格就会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总之,所谓“内圣外王”实际上是指通过内心修养成为圣人,再将其内修的“浩然之气”转化成为兼济天下的事功,即所谓由“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最后“治国平天下”。“外王”因为有“内圣”,所以不至于沦为为了权力无所不为;“内圣”也同样因为“外王”而不至于陷于无补于事的空谈。二者交互作用,由内而外,以外见内,形成了儒学内外兼修福慧双至的理想人格。

“内圣外王”作为贯穿整个儒家思想系统的核心理念,内含了个人与社会、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是中国传统人格理论和社会价值理论的精粹,是诸多学派和众多智士贤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内圣外王”应用于现代,是指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极力增强自身的品质修养,并且注重对群众的素质提升和人文关怀,通过组织内在的品性修炼来培育整个社会的道德精神,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应该做到以下方面。

1.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要“为政以德”,注意个人素质修炼。“内圣外王之道”,其精义在于强调公务员的自律,以道德作为公务员的可靠前提、基础与担保,主张由圣而王,非圣不足以王。因此,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更加关注自身的品性修炼。

首先,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要具备才学超群、能力出众的影响力。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从哲学、人文科学和宗教艺术等众多知识领域摄足营养,在工作中显示出高人一筹的知识体系,彰显出总揽全局的谋划水平。

其次,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要有锐意进取、敢于创新的感召力。作为领导,应该胸怀大志,具备积极改变客观现状的创造性思维,敢于打破旧的条框束缚,在领导工作中排除干扰,大胆求索,具备超前性、远见性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略。

再次,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要培养精神振奋、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毅力也是一种品格,是领导者果断性、忍耐性、坚定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在面对困难时,要看到劣势中蕴含的优势,危险中孕育的机会,以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毅力战胜困难,勇往直前。通过内在的素质修炼来彰显“内圣”思想的辐射性魅力。

2.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要做到“以人为本”,提高社会道德。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也逐渐地凸显。因此,领导者应当向人民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并给予他们物质与精神上的关心和激励,更加关注他们的人格塑造,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

首先,鼓励社会诚信。诚信是“外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每个公务员都能忠实履行自己的职业道德,不但有助于改变行业不良风气,而且能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而这恰好彰显了“外王”思想的原生意义。

其次,鼓励社会责任感。儒家讲究“舍生取义”。“义”即社会公认的道德行为准则。儒学认为放任自己一味追求利益而行动,就会招致怨恨。因此要在道义的前提下求富贵,以正道生财。所以,在追求自身合理利润的同时,公务员应当懂得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把谋求利润,发展企业的日常行为,积极融入国家繁荣、民众幸福的大局中去,这才是社会公民能够有所担当的直观体现,并且正是对“外王”思想的最好诠释。

“内圣外王”思想作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髓理念,经过数千年的深远影响和陶冶,早已深深地印刻在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之中,并辐射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理念而傲然独立,让我们能够强烈感受到一种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

我们各级公务员要通过内化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不断发挥“内圣外王”的思想优势,经由“内圣”以至“外王”,同时实现二者的圆融和谐。从根性上修炼内功,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从而真正从根本上为国家的壮大和兴盛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彰显中华民族借以立世扬名的不屈精神。

(七)儒家讲究浩然正气

作为我们公务员,参与国家执政,肩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光芒四射的人格魅力,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要有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

浩然正气,是一种面对任何的艰难险阻,都有披荆斩棘的英雄气魄;面对残酷风霜血剑的洗礼,仍有横刀立马的铮铮傲骨;面对金钱美色的诱惑,仍有岿然不动的崇高品格。

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

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很难描述清楚。如果大致去说的话,首先它是充满在天地之间,一种十分浩大、十分刚强的气。其次,这种气是用正义和道德日积月累形成的,反之,如果没有正义和道德存储其中,它也就消退无力了。这种气,凝聚了正义和道德,是从人的自身中产生出来的,是不能靠伪善或是挂上正义和道德的招牌而获取的。”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所谓浩然之气,就是刚正之气,就是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的一身正气。孟子认为,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威胁也好,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也就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素有“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导向,我们共产党始终把讲正气、重操守作为公务员的基本要求之一。一个有着充沛正气和坚强定力的公务员,必定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心,在种种诱惑面前都能够泰然自若,在急难险重情况下都能够从容不迫地沉着应对,在不公正待遇之下更不会自暴自弃,甚至不会萎靡不振。

我们公务员的正气是敢于并善于主持正义、扶正怯邪、时刻保持一颗坚定的党魂,时刻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不骄不躁的美德;我们公务员的正气是亲民、爱民、为民的实践,是敢于并善于用党纪国法维护人民的利益,敢于压倒一切歪风邪气的品质;我们公务员的正气是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具体体现,是时刻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真实行动;我们公务员的正气是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官的落实。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作为民族正义事业之魂,作为我们公务员的崇高道德规范的这股浩然正气,却被一些人给悄悄地淡忘了。作为国家公务员,我们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中做到浩然正气呢?以下方法可以借鉴。

1.要有使命意识。所谓浩然正气,应该是社会主体为了实现一个崇高价值目标表现出来的至大至刚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具有历史进步性,它始终站在人间的正义方面,推动社会的进步潮流。这种精神气质还具有坚决的斗争性。

今天,我们面临着极好机遇和严峻挑战,我们公务员要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美好的小康社会,去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去推动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进步。任务是如此艰巨,目标是那样宏大,这就更需要我们发扬浩然正气。

2.要能与时俱进。公务员要发扬浩然正气,关键还是要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用先进思想来统领我们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理论,它本身就具有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它本身就凝结着人间的浩然正气。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正气是和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能分开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停滞了,变成了教条,就没有了生机,当然也就谈不到正气。

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为了实现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有一个能够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我们必须用先进的理论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3.坚持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党,她是一个在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执政的党。她的所作所为关系十几亿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也影响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发展。

我们公务员面对着千变万化的世界形势,面对着千头万绪的工作,我们永远不能离开本质的基点,这就是执政为民,就是要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公务员要竭尽所能地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公务员必须进行坚持不懈地斗争,去扫除社会的黑暗现象,去克服各种贪赃枉法的行为。这样,浩然正气就会成为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的强大力量。

4.要加强自身修养。浩然正气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来自学习、来自修养、来自实践的。每一个公务员都要认真地学习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都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要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伟大的社会实践。这样我们公务员就能够克服自身的脆弱和浮躁,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和升华,就能够养成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

(八)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源于《周易》的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就是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君子应该刚毅坚卓,奋发图强。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就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强美德,容载万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自从产生后,就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国时期,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给当时的清华学子作了《论君子》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希望清华学子们都能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并引用了《易经》上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等话语来激励清华学子。

中国人在历史上所创造的杰出业绩,在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献身精神,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成绩,都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种历史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光辉体现。

在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在气节、操守、品德、治学等方面都应不屈不挠,战胜自我,永远向上,力争在事业与品行两个方面都达到最高境界。在做人做事方面,我们公务员应该顺应自然,胸怀博大,宽以待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达到相应的目标。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辟地概括了我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深刻认识与辩证的处理方法。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时间的考验和兴衰变化,而一直能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是同这种深刻认识分不开的。

事实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已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重要表征。所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要人们效法天地,在学、行各方面不断去努力。

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源于天地,是天地的派生物,所以天地之道就是人生之道。古代不少学者,能深刻理解这种精神并自觉加以实践,如孔子,自述“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有一次在河边,孔子对学生们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激励他们效法自然,珍惜时光,努力进取。

如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人无论能力大小,只要像白求恩那样,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鼓励人们要用宽大无私的胸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干出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以新时代的眼光审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对于我们全面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原则,贯彻“三不吃亏”的用人导向,打造一支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我们要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荀子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俄国伟大的文豪托尔斯泰也说过,“请记住,环境越艰难困苦,就越需要坚定、毅力和决心,而且,懈怠的害处也就越大。”

在对事物客观规律性的不断摸索中,越是遇到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考验,越是要有一种奋发图强和争创一流的精神。机遇总是垂青于那些有所准备的人,命运总是掌握在那些勤恳踏实工作的人手中。

生活中我们经常发现,推动社会前进并作出一定贡献的人往往不是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天才,而是那些智力平平而又非常勤奋和埋头苦干的人;不是那些天资卓越、才华横溢的天才,而是那些不论在哪一个行业都勤勤恳恳和劳作不息的人们。

无论多么美好的东西,我们公务员只有付出相应的劳动和汗水,才能懂得这美好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巧取豪夺、坐等观望到头来都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所有的国家公务员,都应该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强不息,奋发向上,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朝气和攻坚克难的锐气,才能在工作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我们公务员要继承“厚德载物”的传统。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说过一段引人深思的话,他说,“我不知道世人怎样看我,但在我自己看来,我只是像一个在沙滩上玩耍的男孩,一会儿找到一颗特别光滑的卵石,一会儿发现一只异常美丽的贝壳,就这样使自己娱乐消遣;而与此同时,真理汪洋大海在我眼前未被认识,未被发现。”

正是因为牛顿在理论探究上有一种无畏无惧的勇气和谦虚宽厚的品德,使得他在浩瀚的科学海洋中采撷到了美丽的浪花。因此,我们每一位公务员在提升综合素质的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素质作为最重要的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要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尚品德和人生的远大目标结合起来,把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勇于担当的推力与造福一方的责任结合起来,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开创一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和无愧于自己的事业。

新时代新形势给我们各级公务员提出了新任务,面对差距,我们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为此,我们每一位公务员都应该以更高的标准来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以宽广的胸怀,自强的精神,勤勉的工作和优异的成绩不断赋予它新的活力。

(九)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道德伦理观念的有无,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就不是人,只是一副臭皮囊,是行尸走肉;没有道德观念的集团,就只是一帮抢劫分赃的强盗;没有道德观念的民族,就是没有希望而注定灭亡的民族。

从人类历史总体来看,伦理道德具有超历史、超时空、超因果的特征,具有独立的绝对价值。它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特征,那就是理性主宰感性,理性凝聚为民族的人格力量或民族心理的结构。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不随时代的条件而改变。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是唯一历经5000年而依然保持青春活力的文化。我国是礼仪之邦,有一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德政理念。我国从尧舜禹时代起,就已经出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的情况,氏族自然共同体面临解体。这时,一方面,道德开始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另一方面,原始的法律开始产生。但它的产生是直接为德政服务的,如对氏族成员提出了五典五教九德的规范,对氏族首领提出了不矜不伐的律条,如违反则实行五刑。其核心是“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及“有德唯刑”。德政并没有被取代,被取代的只是“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绝巧去利”、“绝学无忧”、“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等老庄的某些德政思想。

相对于孔子的德治思想而言,孟子有诉诸法制的一面,相对于法家思想,他又强调了教化的作用。从孟子开始,我国德政传统已包含了法制思想,法制思想融于德政思想之中。孟子“仁政”的法制思想最终要求达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的德政目的,并以“贵民”思想为基础的。

2.民本思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为邦本。我国传统的民本观念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原意是指我国古代的明君、贤臣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提出的一种统治观,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重民、贵民和安民等。

《孟子·离娄上》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心者,天下人心向背,爱憎臧否也。

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这实际上是生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衍化于秦汉以后的“民本”思想的通俗表述。

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经典表述的民本思想,有着巨大的本原大义和深厚而辽阔的阐释空间。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存在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但“民本”思想中却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并发挥了客观的历史作用。其一,顺应了民意、约束了专制权力;其二,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持了国家稳定;其三,加强了文化认同、巩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国家统一。

3.义利之辨。义利关系,是伦理道德哲学的价值观念。“义利之辨”是道德评价标准的问题,是由孔子最先提出的。他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说的“君子”,并非指后来所谓“道德高尚的人”,而是指“劳心者”,即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包括来他这里学习统治道术的“士”;“小人”,也并非如后来专指“卑鄙无耻之人”,而是指“劳力者”,即被统治的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包括平民和奴隶。

孔子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做“君子”,因为君子不谋求个人私利。所以孔子要求“君子”把利益和恩惠给予老百姓。他指出“君子”行政的“大节”应该是“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就是说:礼法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安定人民。孔子要求统治者保护和给予劳动人民以利益,让劳动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孔子学说中最大的平民性之所在。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特别推重“义”。他认为“义”是“人之正路”,为了“义”,他甚至表示愿意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推崇仁义,是否根本不要“利”呢?其实,人世间的“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利己,这是生物的本性之一,并且在个体多为主导方面。利己性是推动个人奋发进取的最主要的原初力量,也由于利己性,才产生攻击性、侵略性、占有欲等;二是共利、互利,这也是生物本性之一,在群体、社会中善于用此,可以生存得更好、发展得更繁荣;三是利他,如“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利”,虽称为“利”,实在是“义”,相当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孟子呼吁推行“仁义”,要求安定人民、富裕人民和教育人民。他认为,人民安定了,国家也就能巩固,因而对国家也有利。可见孟子的主张是人民和国家及君主互利、共利、“双赢”、都赢。我们从人民的立场来看,孟子这些主张确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啊!

作为公务员,要立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应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做新时期的新圣贤,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生生不息!

4.崇尚节俭。我国素有倡导节俭的传统,老子将“俭”视为为人处世的“三宝”之一,孔子把“俭”和温、良、恭、让一起看作重要的德目。

在当今社会物质财富较为丰富而人们的伦理观念呈现多元取向的时代背景下,牢记历史上“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教训,承继节俭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在节俭与奢侈问题上明辨美丑、善恶与是非,张扬节俭的良好社会风尚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以及由这种伦理道德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人格和价值观,我们要继承其超时代、超因果的绝对性合理内核。道德精神是由个人根据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自觉选择的,进行这种选择,需要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来履行道德义务。

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概述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一)马克思的道德观阐述

马克思不是一个反道德论者,而是一个旨在消除人性异化、实现人性复归的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道德实践家。

马克思批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否定伪道德,崇尚真善美。他反对虚假意识、空洞说教、集权制度、寡头政治、经济垄断和劳动异化。他认为道德的真谛在于全身心地关注民众生活,推动人性发展。马克思将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塑造了最辉煌的人生和真正道德的楷模。

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的联合体,他不希望看到一个在新政权卵翼下物欲横流、权欲膨胀、贪贿成风、道德沦丧、进步意识消退、革命激情泯灭的社会形态,而是希望在消灭剥削压迫、金融权贵、私有制度、异化劳动和贫富差距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人性的全面完善。

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反道德或反人道的,他只是反对普遍的道德形式、抽象的道德语言和骗人的道德说教;他反对空洞无物的伦理道德研究,反对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存嗜血成性的国家政治。

马克思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向人们宣讲一切道德信条,却无法教人们怎样生活得美好;尽管它可以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来标榜和伪装自己,却无法掩盖脑满肠肥的达官显贵和资产者的日趋腐朽堕落,当然更不能阻挡自己制造的掘墓人登上斗争舞台。

马克思是真正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不仅其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内涵,具有巨大的道德价值,其一生也都在进行着道德批判和道德实践。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批判旧道德

马克思的人生哲学开始于他对旧道德的批判。因为一切统治阶级总是希望利用某种虚假的意识形态、编造的道德观念来欺骗和蒙蔽其所统治的黎民百姓,用以达到征服普遍民众的目的。

为此,在马克思早期所发表的有关道德批判的文章中,全都充满了对旧时代、旧制度、旧法权和旧道德的抨击。他揭露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伪自由、伪姿态、伪道德、伪法律,及其真正的心胸狭窄、狡黠奸诈、凶恶残忍等。他认为正是这些伪旧的东西,把道德的基础变成了统治人的工具。

此后,马克思更是高举批判的武器对整个旧世界展开激烈、全面地批判。比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定地指出:共产主义者绝不鼓吹道德,因为道德是一种由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决定的意识形态。任何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信条都是由该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决定的。因此全部现存的道德作用就是旨在加强统治者的权力,并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以为自己的道德观念反映永恒真理,而实际上它们只反映和代表剥削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权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工人尽可能消耗生命力,使其成为直接增加自己主人财富的人。因此,现实社会的道德观念给我们的只是一幅歪曲的图画、一种主观虚构的规则,以及一些同科学相对立的无边无际的空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集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政治经济危机,谴责了它带来的利己主义、物质主义和剥削压迫。

马克思憎恶资本主义搞寡头政治和经济垄断,使人堕落为机器的奴隶。他指出,正是作为一切罪恶根源的私有制刺激了人的贪欲,放任了人的本能,导致人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消费都发生严重异化和资本化,使人脱离了人类的本质。

在这里,工厂把工人变成活的工具;农场把农民变得弯腰驼背或四肢畸形。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更是一片空虚,从而成为一种极端单调的生产力,这充分显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人道和非道德。

为此,马克思一生都是坚持反对别有用心者用“仁义道德”为资本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的所谓优越性进行辩护。因为这种神圣的辩护不科学,不现实。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推崇的旧道德只是一种简单、武断的道德信条,是从道德概念自身引出的道德结论,用以装饰或维护现存社会,而不是立足社会自身的矛盾和弊端对其进行否定与批判。结果,只能是一切被批判对象都依然如故,根本没有任何触动。

马克思在论及道德理念时,很少使用诸如公正、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抽象的大字眼,主要使用一些直接与人自身相关的,如人性的、非人的、剥削、自由、奴役、依附、缺陷、缺点、残酷、见利忘义、腐败、卖淫、金钱关系、私利、专制、排斥、苦难、无能、非自愿等。依此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行为简直是深恶痛绝。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否定。

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一经取得统治地位,就无情地斩断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天然的和历史形成的关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马克思主张对现存社会中的一切都要进行无情地批判,坚持哲学应该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应该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一切批判都是辩证的扬弃和革命的序曲,本质上都具有某种否定、超越、创新、开辟和进步的意义。批判旧道德,也就意味着在新的肯定和必然性中否定没落、过时和陈旧的东西。

2.建立新道德

马克思在对旧道德的批判和否定中,内在地设定和树立起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在他看来,道德的真谛和意义绝不在于抽象的概念或伦理信条,而在于将全部生命和心血满腔热情地奉献给人类社会大家庭,意气风发、精神饱满地投身日常生活。以便在其中培养出一种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国家观念和人类意识,形成一种同心同德、团结一气、互相辅助的美德。

道德理念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或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或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从马克思早期对劳动异化和资本奴役的批判,到《资本论》中对工厂劳动条件和剥削后果的抨击,都清楚表明马克思对资本家、统治阶级伤天害理的暴行所表现的无限愤慨和对美好世界的热切渴望,他是站在全人类的和更加人性与人道的立场上来批判资本主义和倡导社会主义的。

在这个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道德信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实践上也拥有巨大的道德价值。他用大量事实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不公正;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公正合理标准纯粹是相对的、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它与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盗窃和欺骗毫无二致的。

马克思拒绝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人们,他认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至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会给人以更多的自由平等,才会更人道、更公正。在那里,人的自我实现程度才会大大提高。因此从道德上说,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更高级的形态才是最值得追求的事物,才真正代表人类社会客观发展的总趋势和历史发展的大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相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因为即便是共产主义社会给每个人的充分发展都创造了最大机会,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发展他的全部欲望和能力,因为欲望本身也是一个矛盾和不断发生的过程。所以道德的价值自身也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多样性和灵活性。

马克思批判旧道德只是旨在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唤起工人阶级的觉悟,以免在工人运动中造成思想混乱,澄清工人运动的目标。马克思否定存在合乎一切人的利益和主张的道德,这并不表明他反对一切类型的道德。他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进行批判时,表现出的极大道德愤慨,就表明他持有一种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道德立场。只是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应该从自己建立的生产关系出发,由此建构出自己的道德体系。

3.坚持道德实践

马克思一生都憎恶和反对空洞的道德说教,认为评价个人或政党的道德品质绝不在于他说了些什么,关键在于他干了什么。

马克思认识到,长期异化导致的人类的重大缺陷,他们学会撒谎、欺骗、口是心非,以及夸大其词和文过饰非。以致平日里,人们所获得的道德教义,经常是出自统治者的头脑编造出的一些花言巧语和虚假意识。

马克思从来对抽象理论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公民的良好行为、社会公德和一些相互关爱、相互扶持、共求幸福的道理与美德,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实践形式而习得。

正是基于这种道德实践,马克思在与德国古典哲学决裂后,既主张要清算从前的一切哲学信仰,又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立场坚定地表明: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是必须源自现实和实践。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和资本权力被彻底推翻和废除时,劳动的异化和人自身的异化才可以被消除,无产阶级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乃至全体人民的利益才能够得到最终的维护和保证,才能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事实上,马克思之所以迄今仍然能赢得全世界人的敬重,不仅在于他拥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知识,还在于他对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民众所赋予的革命热情、公仆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境界,以及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赤诚之心,这些成为激励全世界人民求自由、获新生的楷模和动力。

依据马克思的出身和学识,完全可以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认定,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使尽可能多的人幸福,为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而斗争。

马克思说,“我们不应该追求过一种浮华的生活,更不应当浑浑噩噩地白活一场,我们不应该羡慕那些外表魁伟而可怜的侏儒,他们不过是一些冰冷、僵硬的妖魔”。

我们应该无情地扫过显赫的门庭,急切地探寻真理,没有任何樊篱能限制我们。我们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我们将驶向更遥远的地方。为了永远地根除邪恶,让美、善大放光明,我们要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要像骑士一样鏖战沙场,让苍天沉降,让寒冰迸裂,让一切奢侈豪华都堕入地狱的苦海汪洋。

正是基于对全世界苦难民众的爱怜和对统治阶级的憎恨,马克思激烈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全身心地改造着不合理的现实。

马克思指出,现实中的全部罪恶和不道德都是私有制和官僚制度导致的政治异化和劳动异化。正是这两者使原本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与文明的劳动变成否定自身的社会活动。异化劳动不仅剥夺了劳动对象、劳动产品,也剥夺了人类的生活,把人类生活变成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坚决主张:一切理论的真理性和全部意义都在于实践性以及在各种社会活动与生产领域中的具体应用。那些离开实践的道德信条或正义理论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特别是那些自炫渊博的社会学说,常常披着光彩夺目的外衣,绣满瑰丽的花朵,浸透着甜情蜜意,然而只是反映一种纯粹意志或主观目的,不能反映任何脚踏实地的行动和广大民众的真实要求,至多只是一种慰抚人心的美好计划和憧憬。

现实需要我们公务员深入社会底层,关心人民疾苦,着重认识人和解放人,去探讨引起人世间诸多苦难、罪恶与灾祸的原因,以及如何从根源上消除这些不幸和苦难,并力图在劈破天空、震撼宇宙和穿越黑夜屏障的过程中,放射出爱的光芒,温暖苦难的大地。

现实需要我们公务员切实采取能够改善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实际行动,抨击罪恶,弘扬善良,缩小差异,提升公平,遏制高消费和不知满足的贪欲,提倡清心寡欲,俭朴廉洁,拒绝骄奢淫逸、奢侈腐败,以便真正地为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生活开辟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

(二)毛泽东的道德观阐述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与我国的道德教育、道德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理论,显现出独到的智慧,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实践,培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重在宣传,重在教育,同时也要辅以必要的思想斗争。他指出:“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应该坚定不移地宣传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

毛泽东强调,社会舆论应该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要弘扬正气,批评落后,要赞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要爱憎分明,公正公道,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具体来说,毛泽东的道德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把道德教育同党建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把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道德建设作为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心,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结合党的思想建设进行道德教育,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显著特色。党的思想建设,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包括道德品质的培养在内的思想理论建设。

纵观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全部论述和实践可以看出,进行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培养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良好道德品质,提高全党的道德水平,是党的思想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结合党风建设进行道德教育。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党风”这一概念。并且指出,要搞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有一个好的党风、好的军风、好的民风,归根到底要有一个好的党风。因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风正派,就会带动全国道德风气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党风不正,就会把全民族的风气搞糟。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及时地告诫全党,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1956年,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作风的现象,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的这次大会上,“遵守共产主义道德”被当作党员的义务写进了党章。

2.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明确指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性质及其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中的作用及其道德意义。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因为这个武器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具备和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这是因为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它的道德意义也十分明显,能使我们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怎样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开展道德教育和进行道德修养呢?毛泽东提出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

毛泽东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因此,“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绝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批评和自我批评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认识自己,做到有自知之明,并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其次要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能够认真地解剖自己。同时,在自我批评中要有毫不隐瞒、严于责己、闻过则喜的精神。

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第一等圣人的鲁迅先生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对于公务员来说,只有以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作为自己一切言论行动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严于解剖自己,才能不断发现和改正自身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求得道德上的不断完善和不断进步。

3.树立道德模范

毛泽东深知榜样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他都非常注重适时推出道德楷模。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他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对全国人民的教育作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亿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指出,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榜样的教育作用的高度重视。

革命战争年代,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等一批与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的英雄模范被树立起来。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号召人们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勇于为人民利益献身的崇高精神,学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贵品质。

和平建设年代,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高度评价焦裕禄、时传祥、王进喜等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

另外,毛泽东还赞扬过孙中山、鲁迅、朱自清、吴玉章、徐特立等人的高风亮节:他们或者表现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奋斗精神,或者表现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格力量,或者表现出宁可饿死的爱国主义精神,或者表现出挖山不止的艰苦奋斗精神,一个人就是一个方面的榜样,就是一种道德标准。

通过典型的事例和榜样人物的宣传,把抽象的说理变为生动的形象教育,向全国人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对于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4.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共产主义道德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完整全面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道德体系,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

(1)“民族的”道德体系,是指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主义道德要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上,就不能超越民族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等,不得不赋予共产主义道德以特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我们看到,我国伦理文化中的丰富道德遗产经过毛泽东的继承、改造和升华,已成为他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体地说,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体现了我国伦理群体本位的传统,但却否定了其中的尊卑等级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继承了我国伦理的“惠民”、“仁爱”精神,但却去除了其中“爱有差等”的不良主张;“五爱”道德也广泛地吸纳了“爱民”、“精忠报国”、“勤俭自强”、“公利”等古代伦理中的有益成分;“理论联系实际”的道德见解合乎我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学说,更加合理地突出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密切联系群众”的道德见解吸取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并摆脱了以君主为中心的传统重民观念的桎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德见解则提炼于传统伦理“公戒”的道德教育方法和“内省”的道德修养方法。

(2)“科学的”道德体系,是指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毛泽东所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是理论内容的客观真理性和逻辑形式的严密完整性的高度统一。它正确反映了社会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表现着社会道德发展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凝聚了古今中外伦理文化的一切精华和正确经验。正因为如此,它不但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而且引导人们不断向更高的道德境界攀升,使社会日益涌现出共产主义新人。

(3)“大众的”道德体系,是指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也就是说,建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内容必须真实地反映和体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群众观,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道德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即无产阶级团结人民大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道德体系,它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在阶级立场上与人民大众实现一致,并以此同封建伦理鲜明地划清界限。

二是共产主义道德的语言形式必须大众化。毛泽东反复强调,建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要从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出发,努力创造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生动活泼的形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字必须在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大众。

毋庸置疑,毛泽东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五爱”、“三大作风”、“革命的功利主义”等共产主义道德理论不仅在内容上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要求,而且在形式上做到了通俗性、大众性,起到了满足大众需要和教育大众的作用。

5.广泛的政治改造和政治动员

毛泽东认为,用共产主义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如果没有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培养起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

同时,毛泽东发出了“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号召,借助政治力量在全国广泛开展了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在短短两三年内就基本上禁绝了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止,被西方社会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极大地净化了人们心灵和社会风气,从而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光是共产党的事,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由此,除了在党内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之外,还必须在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依靠各个部门、各个渠道和各个方面的齐抓共管,坚持不懈地开展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经常性的道德教育活动,吸引群众普遍参与,把共产主义道德信念不断灌注到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头脑之中。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发动了整党整风、“学习雷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空前规模的思想政治活动,大力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信念、集体主义和“五爱”道德,希望把中国人都塑造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新人”,最终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

应该注意到,毛泽东的上述正确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地坚持。尽管如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建树以及他所开创的一代共产主义道德新风,依然是整个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并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三)邓小平的道德观阐述

邓小平道德观十分丰富,观涉及许多方面,但其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观。邓小平科学论述了伦理学的重大问题即义利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义利观;正确解决了富裕、社会主义、道德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富德观;并根据人们的实际思想觉悟水平,第一次区分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层次。

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成为继毛泽东伦理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道德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1.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像一根主线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领域中。为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就必须确立一种既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特点、又能够正确解决利益冲突的义利观。

邓小平正是抓住这一道德理论中的根本问题,即义利问题,在批判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辩证地处理义利关系、确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他们都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义利关系,并确立了基本原则。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遇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历史条件下的义利关系问题,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邓小平身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物质利益和道德关系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在邓小平看来,无产阶级从事革命和建设就是为了争取本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这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物质利益。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一论断不仅从世界观上,而且从道德上肯定了物质利益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合理性。由此出发,邓小平在实践中主张物质奖励制度,极大地调动起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也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而针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滋长,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义利关系上必须坚持辩证法,在实际行动中警惕并纠正追求和夸大物质利益的不良倾向。

邓小平说,我们绝不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绝不提倡人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都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出社会主义义利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逐步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义利观,逐步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社会主义义利观体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创新,是富有民族特色而又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型义利观,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重大发展。

2.社会主义富德观

把富裕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恢复,而把富裕与道德联系起来,把先富、共富、与消除两极分化有机结合起来,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重大发展。

富裕本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社会主义,都是在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基础上的。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尽可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富足的物质生活。

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富裕社会主义思想,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期遭到忽视,并把富裕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竭力鼓吹。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至此,邓小平把贫穷与社会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把“富裕”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并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富德观。邓小平明确指出:致富不是罪过。致富是指为全中国人民造福谋利益,其手段既不是侵略,也不是抢夺,而是勤劳致富。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道德的。

马克思一贯把给最大多数人民以最大利益作为道德的基本原则、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此做出了相应的探索。邓小平充分认识到贫穷社会主义的危害,彻底批判和挣脱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束缚,提出了他的富民思想。他认为合理致富、正当求富是应当的、合理的,也是道德的。邓小平的富德观包含了以下深刻的内涵。

(1)勤劳致富。致富虽然光荣合理,但是致富不能不择手段,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道德规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由于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道德失范、监督无力、政策不配套等原因,一些人在求富目的的驱使下,通过各种非法的途径牟取暴利,大发横财,甚至还美其名曰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

针对这种错误认识,邓小平指出只有勤劳致富才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必须在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前提下活动,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营。可见,勤劳致富是邓小平富德观的基本含义。

(2)先富带后富、直至共富。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绝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这条途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而且也切实可行,具有深刻的道德含义,有助于形成先进帮落后,先富带后富,后富学先富的良好风气和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最终促进精神文明的大发展。

(3)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富裕与资本主义富裕的根本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绝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贫穷,而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否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

我们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富的越富,贫的越贫。我们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是提高整体富裕水平。所以,同样都是增加财富,我们的未来比资本主义光辉得多。

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社会主义如果长期与贫穷联系在一起,还叫什么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的富民思想,正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正本清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与富民目标相联系,并给予道德上的合理论证,从而恢复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和基本精神,我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也得以冲破禁锢,挣脱羁绊,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3.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际,以一个坚定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襟怀,高瞻远瞩,提出了“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明确指出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邓小平道德建设思想的最高原则。

4.坚持为人民服务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工作的基本路线,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邓小平的道德建设思想中始终贯彻了这一基本观点。他把“人民答不答应”、“人民赞不赞成”、“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各项政策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

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也就是各级公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他强调,“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一条工作原则。他对违反这条工作原则的行为与思想十分愤慨。

5.坚持集体主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西方资产阶级各种价值观、人生观的相继涌入,社会上一些人企图否定集体主义,肯定个人主义,试图证明市场经济离不开个人主义。

邓小平认为,这一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的。他在南巡谈话时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集体主义的思想,正是邓小平道德思想的根本点。

6.注重实干精神

实际、实干、实在,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作风,也是他对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工作与态度的最基本要求。邓小平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必须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

邓小平特别推崇实干。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当然,他并不否认学习书本知识的重要性。他说:书当然不可以不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一定要认真读仔细体会。但更重要的是“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7.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

邓小平非常注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他指出: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对于社会的不良道德行为,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了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

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

8.培育“四有”公民

所谓四有公民,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以便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培育“四有”公民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人的全面发展是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也是在全民族素质不断提高的现实过程中实现的。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

“四有”新人理论从理想、道德、文化、纪律等方面,深刻阐明了民族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指明了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指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

(四)江泽民的道德观阐述

江泽民带领我们党,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思想,而且还结合新形势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提出了许多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具体来说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1.“以德治国”的思想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

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各级公务员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德治国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它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

公务员的从政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加强从政道德的监督机制建设,一方面要加强从政道德的养成机制建设。从政道德养成的重点是加强道德修养。江泽民德治思想的鲜明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

(1)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决策。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战略基点。

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概括了十三年中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其后,江泽民又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再次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不难看出,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

(2)高度重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江泽民曾经在讲话中提出,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治国的主体。充分发挥人民以德治国的主体性,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参与公共行政的伦理水平。为此,在以德治国战略决策提出八个月后,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制订,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实施,都是在江泽民的指导下进行的。

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必然要求。这里,江泽民已经勾画出“公民道德建设”的蓝图。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再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就能使人们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就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努力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全党和全社会要共同行动,努力把上述内容和要求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国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根据江泽民的指示,中共中央2001年9月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意提炼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一基本道德规范的形成,是我们党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最新认识成果,标志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基本道德规范,言简意赅,科学准确,易懂易记,既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含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又借鉴了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不同社会群体。

大力倡导这一基本规范,是贯彻党的重要思想、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简而言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江泽民的德治思想,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突出强调各级公务员的从政道德建设。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思想,关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关于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思想等”。这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治国中处于领导地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据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治国,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实施以德治国,必须突出强调以德治党、以德治政。

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和国家机构中出现了一些违背从政道德的问题。

江泽民指出:对各级公务员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利益观。

在公共行政领域,世界观特别是权力观集中表现为从政道德观。从政道德观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指导着每一位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行政行为。

江泽民强调: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各级公务员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正确认识手中权力的性质。只有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明白了,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我们必须认识到:

第一,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去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则要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

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公务员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

第三,公务员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发展、富强、安全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团结、富裕、安宁服务,一句话,必须始终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

第四,每一位公务员都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原则,同时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监督。这些,应成为正确权力观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关于从政道德基本问题的精辟阐述。

在公共行政活动中,江泽民指出,从政道德的基本问题就是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国家公务员如何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调节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从政道德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权力代表谁的利益,其二是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决定着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从政道德判断都是以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能否正确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必须长期经受的根本性考验,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性课题。

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这种客观实际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需要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是各级公务员手中掌握着这样那样的权力,这同我们党执政以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二是社会环境复杂,公务员受到外部各种消极东西的影响会日益增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确很不容易。不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难免要犯错误,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对此,江泽民强调指出:“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即各级公务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作为党的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公务员的从政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从政道德具有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统一的特点,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从他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监督机制建设。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有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定要严格监督。加大监督力度,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加强事前防范。努力做到公务员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相应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

从公务员自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养成机制建设。概括地说,就是要加强从政道德的教育与修养。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对公务员队伍建设时指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基础是教育。无论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还是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防范腐败问题,都要坚持教育在先。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对各级公务员的教育,应该包括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只有通过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真正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干部队伍建设才能越搞越好。

公务员从政道德养成的重点是加强道德修养。江泽民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中强调:公务员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对全社会有着重要示范作用。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把人做好。人做不好,有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

加强公务员从政道德修养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江泽民指出:“各级公务员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增强公仆意识,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从政道德修养必须破除“官本位”意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思想。

江泽民又指出:一些同志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一个重要原因是“官本位”的封建残余思想在作怪。各级公务员必须明白,我们是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千万要防止把升官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

江泽民多次指出,人格的力量很重要,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这里,揭示了公务员道德修养的目标。1993年9月,江泽民为国家行政学院题词:“永做人民公仆。”这是对我们党从政道德观的科学概括。

2.“三个代表”思想

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深刻地揭示了从政道德观的核心内涵,是我们党的从政道德逐步走向文化自觉境界的集中体现。

江泽民提出:全党同志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在从事的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的需要调整补充的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

“三个代表”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因而也是判断人们各种道德观念的一个根本性标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主体,建设者成果的受益者和最高评判者。所以,群众标准,也应该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最高标准。具体来说,江泽民“三个代表”中的道德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发展生产力和思想道德建设两者要一起抓。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它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物质是基础,精神是基于物质而上的高层次理念,两者不可偏失。其次,公民道德建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思想道德建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道理是与物质文明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相同的。只有全社会的公民道德提高了,发展生产力、进行市场经济建设才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

(2)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引导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精神文明建设应放在突出的地位,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进行道德建设引导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江泽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涵:一是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二是坚持以培育“四有”新人为根本目标;三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四是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本质;五是坚持文化领域的开放政策;六是坚持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大众化方向。

(3)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是时代的要求。就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3.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江泽民从我党的性质、宗旨,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的本质、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角度,充分论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社会主义道德核心问题,使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学说精华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江泽民还就“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性指出,为人民服务的内容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宗旨不能变,越是改革开放,越要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针对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及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他反复强调:要在党内真正造成一种浩然正气,党的干部和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4.集体主义道德原则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坚定不移地倡导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他主持制订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5.注重青少年教育

江泽民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特别要教育好青少年的思想,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视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明确指出:“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总之,江泽民以以德治国和“三个代表”为主体的思想,将中国的道德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对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是对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思想的完善和创新,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贡献。

(五)胡锦涛的道德观阐述

胡锦涛的“荣辱观”思想,切合人们的思想实际,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胡锦涛提出的“八个为荣、八个为耻”,全面阐述了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对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胡锦涛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体现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什么是荣辱观?胡锦涛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荣辱观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不同的荣辱观,是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荣辱观渗透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不仅影响着社会的风气,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导向,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且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

荣辱观念是我国传统道德思想之一,古代思想家历来十分重视荣辱观念。“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等格言警句,都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一样重要的地位。这是我们民族珍贵的思想财富,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荣辱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那里,是有区别的。胡锦涛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着眼当代我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吸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现实针对性是什么?一个现代社会总体上是开放和宽容的,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依然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现代社会生活多样性,给了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不论怎样选择,都不能离开做人的底线,都不能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必须树立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它应当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应当成为每个人做人的准则。

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精辟概括,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的系统总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重要指导方针。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公务员要做表率。教育和引导广大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既要强调内因的根本作用,充分发挥公务员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强调外因的促进作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贯彻“八荣八耻”道德观思想呢?

1.正确把握荣辱观

荣辱是人们自我评价时产生的自尊或自愧的心理体验,是社会对人们思想行为褒奖或贬斥的评价。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借鉴和弘扬了民族道德与世界道德的优良传统,把褒与贬、倡导与抵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是褒奖性与贬斥性的统一。

荣与辱不能割裂,更不能混淆颠倒。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辨美丑;如果荣辱不分,就会混淆是非、美丑,导致道德伦理大厦根基动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价值导向上主要是从正面提出“五爱”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等道德要求,但改革开放以来价值取向多样化,不明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既克服了我国传统道德中主要以“耻”来阐述荣辱观的局限,又突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强调“荣”的道德要求的倾向,把“荣”与“耻”这两个道德概念对应起来。

“八荣”提出的是正面的要求,“八耻”提出的是反向的限定。“八荣八耻”把褒奖性与贬斥性、倡导与抵制统一起来,为我们确定了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和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标准,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了正确的荣辱导向。

2.建立健全教育机制

建立健全教育机制,引导公务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荣辱观。

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树立和实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公务员来说,还必须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这“三观”实际上也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公务员之所以腐化堕落,从根本上讲,就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在权力、地位、利益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荣辱的界限。因此,各级党组织应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努力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使对公务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长期化、规范化、制度化。

同时,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加强自我教育,一刻也不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切实做到为民造福,绝不以权谋私;勤奋工作,绝不贪图安逸;廉洁奉公,绝不贪污腐化;无私奉献,绝不争名夺利;公道正派,绝不结党营私;实事求是,绝不弄虚作假,永远保持公务员的先进性。

3.建立健全考核机制

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完善公务员评价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考核评价公务员的标准,特别是为组织部门更加准确、全面地衡量公务员“德”的表现提供了重要依据。

把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落到实处,应进一步改进公务员考核工作,完善公务员评价体系,把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情况作为考核评价公务员的重要内容,贯穿于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和综合评价等各个环节。

必须旗帜鲜明地鼓励开拓、支持实干,使模范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公务员得到褒奖和重用;使无所作为、好大喜功、荣辱不分、弄虚作假的公务员受到批评和惩戒,引导各级公务员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把思想统一到干事业上来,把精力集中到办实事上来,把感情倾注到关心群众上来,把本领用到促进发展上来,真正形成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甘于奉献、踏实苦干的良好风气,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群众检验的政绩。

4.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既要依靠公务员的自觉,又离不开必要的监督。公务员是否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因此,应把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情况作为公务员述职述廉的一项重要内容,让群众了解公务员的表现,让公务员接受群众的监督。

坚持关口前移,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分析研究公务员在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制订防范措施,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进一步扩大公务员工作中的民主,继续健全和完善信访举报制度,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各级党组织和纪检部门应注意体察民情、倾听民意,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通过民主评议公务员、基层评议机关等形式,加大群众监督的力度。

对群众反映的公务员的问题,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对待、认真处理;对侵犯举报人权益的行为,要坚决查处。切实加强舆论监督,揭露丑恶现象,鞭挞歪风邪气,逐步形成一个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多渠道、多方面的有效监督体系。

5.建立健全用人机制

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古往今来,国以人兴,政以才治。选人用人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进一步改进公务员考察工作,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和选人用人标准,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重在认真贯彻落实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以道德品质、工作能力、业绩贡献、群众公认为标准,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和用人标准。

应把是否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评价和使用公务员的重要依据之一,采取有力措施,深入考察了解公务员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政治纪律以及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情况,考察了解公务员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情况,考察了解公务员勤政廉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求真务实方面的情况。

同时,改进公务员考察方法,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坚持用科学的机制选人,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决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切实把那些政治坚定、能力突出、作风过硬、清正廉洁、群众信任的优秀公务员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道德作为调节公民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具有行为准则的功能。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既具有思想性,又具有实践性,是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统一。

“八荣八耻”荣辱观既倡导公务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实践社会主义道德,在全社会作出表率;又着眼多数,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八荣八耻”荣辱观就是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四有”社会主义公民为宗旨,倡导的正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规范。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道德上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包含着这些社会主义道德原则。

知易行难,行重于言。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价值导向的先进性要求与价值取向的广泛性要求相统一,“八荣八耻”是公民对于社会道德责任的“底线”。我们要通过“八荣八耻”荣辱观道德教育,促使每个公民都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良心,并把荣辱观道德规范外化为追求真善美与抵制假恶丑的道德行为。思考与练习

一、填空

1.我国传统道德的中“四维”是、、、。

2.我国传统道德中的“五常”是、、、、。

3.我国传统道德中的“三达德”是、、。

4.我国传统道德中的“八德”是、、、、、、、。

5.道德观的核心是善恶观,主要内容涉及、、、、、等观念。

6.是整个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共产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旧道德的最显著标志。

7.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

8.四有公民的“四有”是指、、、。

9.“三个代表”是指、、。

10.“八荣八耻”是指、、、、、、、。

二、简答

1.道德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2.我国的传统道德主要有哪些?

3.我国的传统道德观主要有哪些?

4.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构建的形态是什么?

5.马克思的道德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6.共产主义道德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7.社会主义道德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8.毛泽东的道德观主要有哪些内容?

9.邓小平的道德观主要有哪些内容?

10.江泽民的道德观主要有哪些内容?

11.胡锦涛的道德观主要有哪些内容?

三、思考

1.你怎样弘扬并发展我国的传统道德呢?

2.你怎样深刻理解社会主义道德观呢?

3.你怎样深刻理解毛泽东的道德观呢?

4.你怎样深刻理解邓小平的道德观呢?

5.你怎样深刻理解江泽民的道德观呢?

6.你怎样深刻理解胡锦涛的道德观呢?

7.想一想,你从哪些方面着手来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呢?

§§第二章 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基本概述

本章学习重点

1.了解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2.掌握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方法

3.了解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

4.学习培养社会公德的基本方法

5.了解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的主要内容

6.学习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

7.掌握塑造职业道德人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