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②，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③，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④，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未知信义者哉⑤！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⑥；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⑦。
〔注释〕①纵囚：释放囚犯。《旧居书·太宗纪》：“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实录》作“二百九十九人”，《资治通鉴》作“三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恕免）之。”本文就是针对这件事所发的议论。欧阳修对史书的要求，是“褒贬前世，著为成法”，其对唐太宗李世民纵囚一事的批评，便是本着这一基本原则。他首先以普通的人情立论，指出这种做法的不近人情；接着深入剖析事理，指出这种做法的虚伪性和溢美者的失实；最后推论其后果，断言这种做法乃是“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不足为训。文章层层剖析，反复辨驳，一步紧一步，雄辨深刻。②方：当。唐太宗之六年，即贞观六年。录（露虑）囚：同“虑囚”，省察记录囚徒的罪状。《汉书·隽不疑传》，“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所平反，活几何人？”颜师古注：“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大辟，古代刑罚中最重的刑罚，死刑。③及：到。卒：终于，到底。④冀：希望，希求。⑤乌有：哪有。⑥赦（射社），免。⑦干，求，邀取。
〔译文〕信义在君子中间通行，刑罚是对付小人的。被判处死刑的人，罪大恶极，这种人又是小人中最坏的。宁愿为坚持道义去死，不苟且求生，把死看得很平常，这种人又是君子中最难得的。唐太宗贞观六年，查取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多人，释放他们回家，与他们约定按期自动回牢受死。这是拿君子都难得做到的事，去期待小人中最坏的人一定做到。那些犯人到期果然都自动回牢来，没有一个超过期限的。这真是君子难得做到的事，小人却容易做到。这难道近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等到施用恩德去对待他们，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深入人心，迅速改变人的品行，才有象这样的事出现。我说，唐太宗之所以做这事，正是为了求得恩德深入人心的好名声。怎知放他们回去，不是估计到他们一定会回牢来希望皇帝免他们的死罪，所以才放他们的呢？又怎知他们被释放回家，不是估计到他们自动回牢来一定能得到皇帝的赦免，所以再回来的呢？如果是估计到他们一定会回来才释放他们回家，那就是皇帝验取民心。如果是估计皇帝一定会免他们的死罪才自动回来，那就是犯人骗取皇帝的信任。我从这件事中，只看到皇帝和犯人互相欺骗来成全各人的好名声，哪里有什么皇帝给犯人恩德与犯人懂信义的事情呢？如果不是这样，太宗在天下施行恩德，到这次释放犯人的时候已经六年了，不能使小人不去犯极大的罪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犯人不怕死，懂信用，讲义气，这又是讲不通的道理。
那么，怎样做才行呢？我说，放了又回来的，照样杀头不免罪，再放他们回去，他们又回来，这才可以知道是皇帝的恩德使得他们这样做的。但是，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放他们回去，又让他们回来，再免他们的死罪，只可偶尔做做，如果经常这样做。
那么杀人的都可以不死，这可以成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成为常法的，称得上圣人的法典吗？所以尧、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治理天下，一定以合乎人情为根本出发点，不标新立异来自称高明，不违背人情去求得好听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