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以前那件往事，致使我能够走到今天。当时，我作为利比里亚财政部的低级职员，参加了我们“国家规划委员会”组织的一次国家发展会议，与哈佛大学的顾问一起在利比里亚进行合作。而我对当时政府的管理现状进行了抨击，致使我遇到了我政治人生中的第一次大麻烦。然而当时哈佛组顾问的领队，意识到在这个封闭的社会，我这么做将会遇到的麻烦之大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他设法帮助我成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研究员，梅森项目使我有更多机会学习多种课程，并借此获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我的领导能力。这个项目是使我们有机会与国际的其他研究员和同学一起学习和互动，如今这些人也是或将要成为各国政治领袖。
能够有机会与全世界顶级人才在一起，并且能够成为世界最富盛名的学府的一份子，我感到异常兴奋，我全身心地投入，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我不仅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刻苦学习、阅读成堆的研究论文以及那些与祖国历史有关的文献。我看到有些人不太理解的眼神——这就是“代沟”了——让我来解释一下，所谓“成堆的”是指很多书籍。在Google学术搜索诞生之前，人们习惯写作和阅读书籍之后做笔记。我还做那些原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与许多比我年轻很多的学生，一起坐巴士，去华盛顿游行示威，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说这些就像是让我自己自揭伤疤一样。
如果没有机会来到哈佛学习，很难想象我会得到今天的成就。因此，能够被哈佛承认为校友，对我来说是一种无限的光荣。我向那些一起毕业的同学致敬，他们继承了学术传统，追求真理，发扬光大了哈佛精神。
准备这篇演讲稿时，我高兴和震惊地了解到，利比里亚与哈佛大学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很久远之前。利比里亚学院（现为利比里亚大学）成立于1862年，是西非第二古老的高等学府。这所学校是由“利比里亚教育基金会”资助和领导的，而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是西蒙·格里夫。他则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在1847年起草了利比里亚的独立宪章。
1920年，第一名利比里亚学生从哈佛大学毕业。此后，一直不断有利比里亚人来到剑桥求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之后都回国并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感谢你，哈佛大学。感谢那些已故的和健在的梅森项目教授，感谢你们对我的论文和其他活动的高度评价，感谢你们在我学习定量分析遇到困难时显示出的耐心。
这种自信，有时也有点自大，都源自于是哈佛的毕业生，这也能使人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我就是这样。我从哈佛毕业回国一年后，又不得不再次重返美国。原因是我在参加高中母校的毕业典礼时，对政府在改变社会长期以来不平等方面的完全失败提出了质疑。这使得我不得不流亡海外，成为了一名世界银行的职员。后来又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使得我回国又流亡、入狱又出狱、就业又失业。好几次我觉得我与死神只有一步之遥，还有好几次自己都坚信最终会失败。但是经历过这一切后，我的经历却传达出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失败同成功一样重要。
今天我作为我的祖国利比里亚的第一位女总统站在这里，感到非常骄傲。这个职位允许我开展变革，我的祖国需要变革，去面对现实中长期存在的许多巨大的挑战：崩溃的经济，巨大的国内外逾期债务，丧失功能的各种机构，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贫瘠的地区和薄弱的国际关系，毁于战火的各种社会资源。
当选后，我迅速动员我们的团队，向支持者们寻求帮助，应对各种挑战。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制定了法律、政策和战略，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我们消除了对我们主要出口商品的国际制裁，引入并公开了建立在现金基础上的财政预算，而且财政收入也增加超过400%，引进的外国投资规模是我就职时的16倍。我们建立了一支小规模、专业化的军队和海岸护卫队，将经济从负增长提升到平均年增长6%左右。实际上我们已消除了49亿美元的外债，并解决了大部分的国际机构欠款，以及国内的逾期债务和供应商的贷款。我们修复了电力和自来水系统，它们已经在首都消失20年了；我们重建了两所现代化大学和在农村建立了中央医院，修建和修补了道路、桥梁、学校、培训机构、地方政府设施、全国各地的法院；我们建立并加强了一些体制措施，用来确保国家的民主；通过建立社区学院，使教育资源分散化；将和平重新带回利比里亚；动员了美国的基金会、联谊会和私人机构，提供资金和技术资源，支持那些教育女童、激励青少年、改进女性小贩工作条件的项目。
但是，想要持续发展还要面对巨大挑战。对我们的社会稳定的威胁是来自那些从美国监狱和其他地区难民营回归的几千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任何技能。我们的和平也受到邻国的威胁。去年，我们的两个邻国，就经历了或者惊险地避过了内战。我们不厌其烦地接受他们的难民，因为不久之前，正是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大量难民。要实现经济发展规划，我们正在受到学历低和能力差的制约，这意味着我们的困难并不仅仅是资金不足。计划提高政府表现，比想象中要进展缓慢，这是因为我们体制落后，而且还有不诚实、讲人情的腐败价值观。基础设施的开发，也受到巨大修复成本的制约，因为我们缺乏自己维修能力，而且过去二十多年的内部冲突带来的恶意破坏，使得该情况更是大大的恶化。
然而，令我们骄傲的是，今天的利比里亚的孩子们已经重返校园，为建设一个新利比里亚做准备。我们的儿童不会再听到枪声，也不必继续逃亡。笑容可以重新回到他们的脸上。我们已经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已经令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从战乱走向和平，从灾难走向发展，从忧伤走向希望。也正是利比里亚的妇女们，在为它的和平进行最后的战斗，她们的数量和信念战胜了内部的多样性，她们最终结束了内战。因此，我非常骄傲地站在你们面前，为能够代表利比里亚妇女、非洲妇女、甚至全世界的妇女，感到荣幸万分。
今天，我也自豪地作为非洲大陆第一位女总统而站到这里，非洲正在进入变革和转型的时期。我为利比里亚能够成为非洲希望的灯塔，而感到自豪。除了极少数极端势力，非洲不再是独裁者一手遮天、腐败无处不在的大陆。也不再是经济像自由落体那样下滑的黑暗大陆，不再是沉溺于债务、贫穷和疾病的大陆了。
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加纳议会致辞时，提醒非洲人民，这块大陆的变革不能再依赖过去的伟人。我们所有国家的未来，应当掌握在年轻人手中，就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的手里。奥巴马说：“你们才华横溢、充满了热情与希望，能够实现过去许多代人不敢想象的未来。”
虽然挑战依然存在，但是时代变了，作为2011届的毕业生，你们正要走进远比我们曾经面对的世界更加合理的世界。今年，非洲大陆计划的民主选举有17次。1989年，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只有3次。2008年，就增加到了23次。这就是进步。在非洲大陆推行改革的方式，从以前的暴力颠覆，到现在，相比之下就是显著的改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部非洲的局势变化。虽然科特迪瓦选举后的暴力冲突仍被广泛报道，但是尼日尔和几内亚的例子才是主流，它们的军队监督了民主选举，将政权转移到了民选政府手中，然后军队则回到兵营，它们可以称之为楷模。就科特迪瓦而言，西非国家经济体和非洲联盟认可了一个非现职的竞选人为当选者，这也是一个进步。
我们还看到了非洲经济的起飞，过去十年它的增长率超过了5%。一份近期的关于非洲发展的银行报告，研究了非洲中产阶级的崛起，10亿非洲人之中有3.13亿。加纳、莫桑比克、马里、坦桑尼亚、佛得角、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卢旺达的中产阶级人数，也都在史无前例地增长。他们正在改变非洲的形象。正是他们使得我们正在摆脱对采掘业和农业的依赖。我们的消费者阶层也正在不断扩大，帮助了非洲度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这不仅意味着非洲购买力增加，也意味着当雨季来时你家里有储存的食物，还意味着你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讨论，促进政治领导人负起责任来。
如果以中产阶级的人数衡量，利比里亚还排在非洲的队尾，这是多年的动荡和内乱导致的。但是我们绝不接受这种地位，所以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发展规划，通过更合理地分配我们的自然资源，争取用10年的时间来结束国际援助，到2030年使利比里亚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非洲正在绘制它的经济道路蓝图，除了与尼日利亚、加纳进行经济合作以外，我们还充分利用与中国、印度、巴西的南南合作，使之成为对我们经济增长意义重大的伙伴。它们的经历与我们相似，我们之间进一步的合作将非常关键。
即使非洲的复兴被看作是理所当然，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部分经济增长来源于全球旺盛的资源需求，这种事情40年前发生过一次，但是这只引起了短时的增长。我们以前是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来源，现在是中国和印度的原材料来源，但是我们从不可再生资源当中获得的却是最微薄的利润。而且，我们对外部价格控制一直非常薄弱，引进的新技术或者相关工业的增长非常稀缺。只有我们能够生产出可销售的产品，修筑出更好的公路和铁路体系，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开发资源的工程师、地质学家、销售员，我们的中产阶级才能持续成长。
就算不考虑采掘业的影响，我在非洲各地都看到了这块大陆的复兴迹象。我们制造出更多的产品，形成更多的制造业，拥有更多的贸易，更多的合作。诸如“责任心”、“透明性”、“改革”这样的词汇，不再只是外国援助者们的专利，各国政府为了重新当选，开始使用这些词汇去判断各种决策，人们在这些问题上，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请允许我对非洲未来的经济和民主抱有巨大的乐观。
我对非洲的未来感到激动不已，对利比里亚的未来更是如此。再过几个月，利比里亚人民将进行大选。这将是六年来通过民主选举的第二次政府和平过渡。这个国家曾经被各派别搞得四分五裂，部落林立，内战持续了20年。我谨慎地、乐观地估计，我们最终将迎来这个伟大的时刻。担忧依然存在，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利比里亚的新生已经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我们实际取得的成果却非常脆弱，随时可被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