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
裴休相公有一次在法会上问看经僧：“你看的是什么经？”
僧人说：“《无言童子经》。”
裴休问：“这部经有几卷？”
看经僧说：“两卷。”
裴休说：“既然是无言，为什么还有两卷经？”
看经僧哑口无言。
后来有位禅师听了这则公案，代看经僧回答说：“如果是无言，岂止是两卷！”
《大集经》卷十二说，无言童子本是王舍城中师子将军之子，生时禀受神谕应慎言少语，以为将来宣示佛法做准备。无言长大了，喜欢默默地听人宣讲佛法。后来无言随父母礼见佛陀，佛的弟子舍利弗问佛陀：“这位童子一言不发，是不是做了什么恶业，而丧失了说话的功能？”
佛陀说：“你不能这么说。他其实是一位大菩萨！”
这时，但见无言童子低头合掌，口称皈依佛陀，并且跃上虚空，宣讲佛法。
南朝梁武帝《金刚经忏文》：“无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说菩萨，深见无说之深。”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是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的，因为真理是“不可思议”的，它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因此，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语言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
《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著《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楞伽经》卷四说：“如愚见指月，观指不观月；计着名字者，不见我真实。”愚人只看到指头，而看不到月亮。执着于语言文字的人，怎能看到真理的本身？《大慧语录》卷二十说：“古人云：‘见月休观指，归家罢问程。’……归到家了，自然不问途程；见真月了，自然不看指头矣。”
但禅宗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指月不二”的命题，使它成为富有禅门特色的语言观。禅宗指出，超越了指月的分别，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同样可以传达出禅的至深至妙之境。语言有时不但是工具，而且本身也可以获得本体的意义。
羚羊挂角
为了对治学人执着语言的迷失，禅师在说法时使用玲珑剔透、不落痕迹的语言，这就是羚羊挂角：
“我如果说东道西，你们就会寻言逐句。我如果羚羊挂角，你们还向什么地方摸索？”
传说羚羊晚上睡觉时，将两只角挂在树上，足不着地，这样一来，纵是嗅觉灵敏的猎狗也找不着它的踪迹了。
羚羊挂角的妙喻，被宋代的严羽用来评论诗歌中含蓄有韵味的作品。他推崇盛唐王维、孟浩然等人的作品，说它们“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以境象玲珑、言近旨远成为诗中极品。
“羚羊挂角”的句子就是活句，即超出逻辑思维、意路不通、无意味的语句。禅宗将能通过逻辑思维来理解的语句称为死句。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对微妙精深的道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旦用语言文字来表示，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了。参活句而开悟，才有真正的受用。
释迦掩室，净名杜口
《肇论·涅槃无名论》：“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倡无说以显道，释梵绝听而雨华。斯皆理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
佛陀在摩竭陀国说法，众生不肯奉行，佛陀遂于石室中坐禅三月，不使一切人天入室。
净名杜口，即维摩默然。《维摩经》中，三十二位菩萨各自解说什么是不二法门，后来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什么是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遂赞叹他真正得不二法门的三昧。
须菩提有一次在岩室中禅坐，帝释天称赞他善说般若，散花供养。须菩提说：“我并没有讲过什么，怎么说我善说般若？”帝释天说：“尊者无说，我亦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般若。”于是天旋地转，花雨飘落得更多。
禅不可说，语言文字皆空，故释迦掩室，净名杜口。须菩提岩室坐禅，帝释天雨花赞叹。
真如自性超绝思量，可以用言说来表达的早已成了概念化、对象化的东西，而不再是禅。《景德传灯录》卷十二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僧问：“除去上下之类的相对概念，请师父开示禅法。”
大悲禅师说：“我一开口就错了。”
学僧听了，高兴地赞叹道：“您真是我的好老师。”
大悲说：“今日我败在弟子手里了！”
“上下”是相对的认识方法，一开口即落入相对，所以大悲指出开口即错。可当他说出“开口即错”这句话时，他也就错了，他并没有除去“上下”。学人立即抓住把柄，明扬实抑，大悲只得承认落了下风。在禅宗看来，“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斧”。真如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一落语言即违背了真如大全，这时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杜口。
虽然掩室杜口成为禅宗内证忘言的范式，但切不可拘泥于此，否则它又成了新的思量概念。为避免执着，禅宗随说随扫，对它予以铲除：“释迦掩室，过犯弥天。毗耶杜词，自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