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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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序四 什么才是正信

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正信呢?一个最简单明确的标准是:我就是正信,和我不同的都不是正信。

这绝对不是我在搞怪,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大概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走的是歪门邪道,都说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正信。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哪一门、哪一派,都是正信,互相冰火不容的派别彼此都是正信。比如我们都知道佛教分大乘和小乘,所谓小乘就是大乘佛学建立之后对部派佛学的贬称,按吕瀓说,这个“小”字在梵文里有卑劣、道德低下的意思,那些被大乘贬为小乘的僧侣们自己肯定不会这么认为。于是,我说你是“小乘”,你说我是“大乘非佛”,天知道到底谁才是正信。

那么,难道正信就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吗?——据说佛陀当年就有过这种担心:

佛陀在鹿野苑的时候曾向众比丘们讲过这样一个“阿能诃鼓”的故事。

过去世时,有个名叫陀舍罗诃的人,这个人有一面鼓,叫做阿能诃鼓。

阿能诃鼓的声音非常好听,也非常响亮,能传到四十里之外。

可是,时间久了,鼓也就破旧了,于是,鼓手重新裁割牛皮,修修补补。阿能诃鼓虽然被修好了,可是,它的声音再没有当初那么好听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能诃鼓不断损坏,不断被修缮;又不断损坏,又不断被修缮,每个部件都被一次次地更换过了……

——阿能诃鼓还被叫做阿能诃鼓,但是,这还是当初的那面阿能诃鼓么?

这个阿能诃鼓的故事,出自《杂阿含经》,“阿含”一脉的经典是佛门早期的经典,距离佛陀生活的时间最近,又是在部派分化之前结集完成的,想来该是最接近佛陀的经典了吧?

作为佛陀最知名的几位弟子之一的阿难,在佛陀去世没多久之后便遇上了一件足以验证阿能诃鼓预言的事情。《付法藏因缘传》里这样记载着:

阿难走入一片竹林,听到有比丘在念诵佛法偈语: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

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听过之后“惨然而叹”,暗暗叫苦道:怎么佛陀的话这么快就变味了,怎么烦恼诸恶这么快就兴起了,怎么这么快就有人违反佛陀的教导而自生妄想了呢?阿难连忙打断了那位比丘,对他说:“你念诵的不是佛陀的话,不是修行的正道,我来告诉你真正的佛偈是什么吧。”

于是阿难念诵佛偈: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

这位比丘听了阿难的佛偈,回去以后就说给自己的师父听。师父却说:“阿难老朽,脑子不灵光了,说话总是说错,不要信他的,以前我教你怎么念的你还接着怎么念去!”

这位比丘听了老师的话,又继续念他的“不见水老鹤”去了。

一种思想发展下去,难免会越来越走形,越来越离谱。所以,总得有些核心理念作为支柱才好。怎样才能客观衡量什么才是正信呢?标准本来也有是的,就是所谓“三法印”或“四法印”。

“印”的本意就是印章、印玺,比喻着这些基本原理是被加盖了最权威的印玺的。这“四法印”分别是: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而这“四法印”之中,又以前两点“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最为根本。如果我们较真一下,真以这“四法印”为标准来衡量后来的佛教宗派,会吃惊地发现绝大多数的宗派都不是正信。因为,“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是根本否定人有永恒的灵魂的,而我们所熟知的佛教几乎无不说些什么灵魂转世、投胎转生之类的事情。

即便把标准放宽,结果也好不了多少。佛门有一种说法叫“大乘非佛”,中国流行的佛教主要就是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的出现大约是在佛陀死后六百年之后的事了,大乘经典虽然也都打着“如是我闻”的旗号,号称是直接从佛祖那里亲聆的教诲,其实从主张到风格都已经和早期佛教背离太远了。当然,大乘佛教是不是更优秀,这是另外的话题,但它对早期佛教的背离程度之大却是不容否认的。甚至可以说,大乘佛教就是借壳上市,门面还是佛陀的门面,内容却彻彻底底地换汤换药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当新的变成了旧的,许多人便会认为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如果有人拿出了最开始的那个旧的,反倒容易被认为离经叛道了。

那么,对《坛经》的禅宗信仰算不算一种正信呢?

和尚的戒疤和牛羊的烙印——

新与旧的流变,和尚头上的戒疤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知道,仅仅剃了光头还扮不了和尚,头顶还要用香烫上戒疤才行。

也就是说,真正的和尚不但要是光头,头顶还要有戒疤。

但是,烫戒疤的做法其实是元代才有的,是元代统治者的一项种族歧视的政策,汉人的和尚要烫戒疤,就像农场主给牛羊烙记号一样,喇嘛就不必受这一烫之苦。所以,戒疤不但是汉人的耻辱烙印,也是佛教的耻辱烙印。

但是,等事情普及了,流传也久了,耻辱烙印却变成了身份证明,不烫戒疤的和尚反倒被认为不像话了。

当新的变成了旧的,人们往往会对旧的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原本的许多歧义与冲突也会渐渐在时间的长河里消弭无形了。一个显而易见却常常被人忽视的事实是:佛学是一门货真价实的“西学”。记得我写《春秋大义》的时候用到过不少西学资料,尤其是比较晚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结果一些人很是看不顺眼,说国学和西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水火不容,接下来就连崇洋媚外的帽子也给我扣上了。可是佛学这门西学呢,想想季羡林这位搞梵文、治佛学的专家竟然也会被人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许多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怪异。不错,学术本无国界,时间一久就更没国界了。看看佛学,时间一久,不但没有水火不容,反倒水乳交融,经历了一连串的本土化的改造过程,结果呢,原有的一些冲突渐渐消弭了,原来的面貌也渐渐地看不清了。

《坛经》也有这样的遭遇。人们现在理解佛教,很多人都会说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以为这就是佛教一直以来的主张,所以,当看到《坛经》里出现这样的说法时,只觉得不足为奇。其实这只是因为慧能之后,禅宗的顿悟法门大行于天下,渐渐变成人们对佛教最简单的常识了,然而在慧能当时,这些却都是革命性的观点,不大能为主流佛教界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