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面很多。下面，我想就治学的宗旨、态度和方法，讲讲自己的粗浅体会。
一、立志求真
我常想，人的一生应当是充实的、有作为的。我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格、气质、潜能，在上大学以前就决定以学术许身。我在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除了讲授中国哲学通史之外，还确定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哲学为研究方向。这段哲学史的特点是有佛教和道教，为此，我特意到中国佛学院进修了八个月，学习佛教基本知识。从此我就和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结下不解之缘，这两个专业成为我的治学方向和终生事业。
我确定当时颇为冷僻的中国佛教为自己的专业，不仅是自甘寂寞，也是自找苦吃。佛教自古号称难治，是难度最大的学术领域，而且咀嚼起来十分艰涩、冷峻，远不如治文学者读诗歌、看小说那样令人愉悦，兴味盎然。但是，我想正因为佛学艰涩难治，垦荒者寥寥，就更需要有人去啃那些酸果，攻克那些坚固的堡垒。
立志要有自信。治学必须有自信心，没有一种振奋高昂的情绪，势必压抑自身的思维活动和创造性，也就难以开展科学研究。研究佛教有其特殊的困难，但困难正是给人以新发现的机会，解决困难就是新的突破。一个人学业的成败往往决定于遇到困难时如何处理。在专业领域内，越是困难，我越有一种征服困难的冲动。我坚信，只要缜密研究，积以时日，锲而不舍，就会一个一个地战胜困难，从“山重水复疑无路”，跃进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立志之后要切实坚持，切忌轻易改弦更辙。如果我们细心检阅前辈学者的经验教训，似乎有这样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凡终生坚持自己擅长的专业，成就就比较大；反之，不断改变自己的专业，成就就较小。
立志治学，目的是为了求真。治学要有一腔求真的热情，要以严辨是非真假为依归，而不应以利害得失为转移。追求真理是治学的直接目的，坚持真理是治学的崇高品格。为了求真，还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观察的客观性”。列宁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要素，这实际上也是求真的首要要求。比如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就必须掌握有关资料，进行客观的分析，才能得出合乎科学的结论，丢了这个环节，一切论证、推理、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二）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马列主义是求真的指南，马列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在研究工作中我注意“吃透两头”，一头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一头是中国哲学原著和中国佛教原著的原意。我以为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三）不要随风转。治学绝不能像随风飘摇的转蓬，而应有“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治学、作文，应以史料为依据，力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业精于勤
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勤于开拓，才能逐步攀登高峰。在这方面，我在实践中比较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不断充实自身的知识结构。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对自身的知识构成，即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虽是历史工作者，但也应是理论工作者，还应是实证科学工作者，要求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由于历史原因，我的知识结构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状态。因此我到人大后，首先是着重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原著，同时也学习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以适应教学和科研的急需。后来我在实践中还越来越体会到，要真正懂得古代哲学和佛学的原著，校勘训诂是一项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我参加了多卷本《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的标点整理工作，并且认真地撰写《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此书因力求用马列主义观点为指导，去揭示、剖析佛教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的思想，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亲自撰文评价，肯定了本书的整理方法。我在平时也比较注意当代自然科学、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的新方法，以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
（二）静心、专一。学术研究是一种缜密深邃的思维活动，它要求研究者静心、专心。大家都熟悉恩格斯的一句话，他指出用唯物主义研究任何一个专题，都需要几年静心的功夫。荀子说：“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他强调只有虚心、专心和静心，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已故翻译家傅雷说得十分形象：“没有肉体的静止，不可能有思想的深刻。”多年来的学习、研究生活，似乎使我养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一坐下来，打开书本，立刻就会精神抖擞，情绪振奋，思维处于集中和活跃的状态，不太受外界的干扰。
（三）钻图书馆。长期以来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贬词，我想这应当是一个褒词，是值得提倡的。图书馆是专心学习、静心钻研的良好环境。所谓钻图书馆，就是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各种有利条件，进行深入学术研究的有效方式。我喜欢在图书馆看书、备课、写作，我的几本书都是在图书馆写成的。就我的切身体会来说，钻图书馆的好处是很多的，首先图书馆的气氛、环境能使人迅速进入研究状态，并保持思维专一、振奋的心态，从而大大提高学术研究的成效。其次，图书馆的丰富、新鲜的藏书和书报杂志，犹如“源头活水”，有助于掌握信息、扩大视野、补充精神营养。再次，在图书馆里迎面而来的都是朝气蓬勃的学生，与学生的经常接触，催人奋发进取，会使自己的心理年轻化。
三、巧于结合
讲求治学方法，包括读书方法、思维方法、写作方法等，是学术研究工作者经常需要重视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治学是否得法，会成为决定学术研究成败的关键。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治学实践，讲讲两个三结合的问题。
（一）学习、思考和写作相结合。我赞成把学习、思考和写作三者结合起来的做法，似乎这样更能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这里讲的写作，既指动手做笔记，也指撰写文章、论著。不学不思是无从写的，写作一定要在学习、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写作也能带动学习和思考。写作是一个研究工作者的智能的综合表现，脑力劳动的强度最大。学和思不包括写，写则包括了学和思，写能使包括学和思在内的脑力劳动得到更好的全面的锻炼，更有效地提高研究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
（二）补课、备课和撰述相结合。我的知识结构缺陷不少，自知应当不断充实自己；自己又有一个脾气，讲过的课不太愿意重重复复地讲；同时也有一种责任感，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应当不断地讲授一些新课程去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这些情况推动了自己去逐渐摸索补课、备课和撰述相结合的途径。这也就是用教学来带动科研，用科研来提高教学。我已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等书都是结合讲课写成的。教学与研究互为推动，彼此促进，成为我近几年来教师生涯的主旋律。它既弥补了自己的某些知识缺陷，提高了专业水平，又为学生增加了新的知识，也为繁荣祖国学术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
记得陈毅同志生前曾给他的夫人张茜同志题词：“立身有道，学有专长。”我非常赞赏这两句话，愿以此与同道们共勉。
[原载《文史哲》，1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