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因今年春节期间身体小有不适，不宜外出，破例临时请我原来的博士生也是现在的同事宣方同志代我向恩师张岱年先生和师母送花、拜年。宣方回来告诉我，张先生听说我病了，说他应当来看我，因老伴有病卧床离不开，请宣方代他向我问好。我听后十分感动与不安，心想这就是张先生，这就是张先生的为人。如今张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而我去年春节给张先生拜年，不想竟残酷地成了我们师生的永诀！呜呼！
今年初春，我接到北大、清华有关单位的邀请函，称将在5月中旬集会祝贺张岱年先生从教70周年暨95华诞，并举行中国文化综合创新学术研讨会。我和张先生又已一年多没见面了，5月会议又能见到先生，心里自然充满强烈的渴盼。说来也凑巧，大约4月中旬，离开会越来越近时，我忽然有种强烈的冲动，对我老伴说，我这次要在会上毕恭毕敬地向张先生三鞠躬、三叩头，一是表示对他95华诞的热烈祝贺，二是表示对他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敬意，三是感谢他长期以来对我的关怀、扶掖。但人事难料，张先生因病竟于4月24日仙逝，永远离我们而去。在此前，我对先生生病住院一无所知，失去了到医院向他慰问的机会。还有事后得知与张先生结为百年之好的冯让兰师母也于张先生追悼会当天驾鹤追随张先生西去，我也没有能向她告别，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我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张先生因戴上“右派”帽子被剥夺了讲课的资格，我因之也失去直接受业于先生的机缘。感谢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经历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和阳光，知识分子久别之后得以重逢，互相串门走动一时成为时尚。我就是这种背景之下，有幸第一次认识张先生的。大约在1978年秋，张先生来人大看望石峻教授（时多称石公），随后又顺便由石公陪同来到人大红三楼寒舍，询问和关心我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当时我真是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大约半个小时后，张先生由石公和我陪同到302公共汽车站上车，回北大蔚秀园住处。
这是我第一次和张先生直接见面、交谈，先生的儒雅气质、长者风度都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事后，石公对我说，张先生年纪比他大，比我更大，他来看我们，我们一定应当回访。两周后我陪石公去蔚秀园拜访张先生，相聚时，张先生与石公交谈哲学界和中国哲学史界的情况，我主要是聆听，大约谈了一个小时。自此以后，我见张先生和向先生请教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能有机会接受张先生的启导，学习先生的经验，分享先生的智慧，这是我一生学术生涯中的一大殊胜因缘，是我的幸运！
我见张先生，除了借一同参加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之机得以相见以外，一般是到先生家里，有时是请教问题，有时是陪同友人前去拜访，而春节时则必去拜年，如此一年下来总会有好几次见面的机会。约在张先生90岁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不宜过多打扰先生，因为有时发现先生讲话多了，有点气喘，听力也不太好，讲话比较费力，去看他会影响他的生活和休息。又，叶朗学兄也多次和我说起，为了保证张先生的休息，哲学系将规定，凡是要面见张先生的，事先均需经过系办公室，由办公室来统一安排。这样我就给自己做了一条规定，平时没有要紧事，尽量不去打扰，春节则必去拜年。这几年一直这样做，只是今年春节没做到，留下了莫大的遗憾。
二
张先生是我最钦佩的学者之一，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曾向张先生请教学习、研究中国哲学的途径、方法。先生告诉我要记住司马迁说的话“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说这八个字最重要。他还说，哲学是探求宇宙奥秘、人生真谛的，我们对古典哲学著作，先要有兴趣学习，再要虚心体会，然后才能理解其学说中的奥蕴。司马迁的八个字和先生的教导一直是我研习中国哲学的座右铭，终生受用不尽。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度流行做卡片的学风，即把有关典籍的重要言论摘取出来，加以分类，进行分析研究，撰写论著。有人还把这当做治学成功的经验进行介绍。张先生对此评论说：这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说那样容易断章取义，随意拼凑。作为资料工作的一种方式还可以，搞科学研究还是要完整地深入地体会原著的意蕴，才能写出好文章。
研习中国哲学通常是要阅读大量的古典哲学作品，并撰写论著。据我观察，在哲学史界前辈学者中，几乎没有不看书不写作的，而在既看书又写作的学者中则有三种情况：一是读得多，写得也多；二是读得多，写得少；三是读得少，写得多。我还时不时地听到写作多者与写作少者之间的相互议论、讥评，带着这个问题，我特意向张先生讨教：作为一个年轻学者，究竟是多写点好，还是少写点好？张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多写好，但不能作无根之谈，要以多读书为基础。先生还给我讲“述”与“作”的关系，说“述”是继承前人的成果，“作”是自己进行新创造，要既述且作，述而不作不好，述而不作，哲学就停滞不前了。张先生一生可谓是既述且作的一生，勤述奋作的一生，重述多作的一生。
有一次会议休息时，我照顾张先生就座喝水。张先生突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你研究佛教，可要进去啊。”当时我心头一震，感到这句话分量很重，似乎是先生思考良久后对我的嘱咐、提醒、指点。我当时向先生汇报我初到中国人民大学曾到中国佛学院进修了8个月，吃住在法源寺，体察僧人的教学、修持和生活。先生听后说：“好。”事后我反复体会先生对我的点化，实是关乎研究宗教的根本态度问题，是涉及研究宗教的客观性、真实性问题。先生是告诉我，研究佛教必须钻进去，要设身处地，虚心体察，深契冥觉，体会贯通，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佛教义理的真谛和精义。先生的教导我牢记在心，对我确立研究佛教的客观态度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
我在研习中国哲学过程中，有时会产生一些困惑，也产生过与张先生不一致的看法。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往往与张先生约定时间，登门求教。
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的关系如何？中国哲学中有无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法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两者又是怎样的关系？起初我也以为中国古典哲学只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之说，后来多读了几本书，越来越感到不是那么一回事。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组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笔谈”，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当时拟写对上述问题的一些看法，为了慎重起见，我先去请教张先生。我的观点主要是：（1）从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理论来看，绝大多数是属于唯物主义思想，几乎找不出是唯心主义思想的典型事例。（2）从知行观来看，许多哲学家的论述也是既合乎唯物主义原则，又合乎辩证法思想的。（3）中国古代历史观中也同样含有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4）在中国古代，悠久的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法传统是相伴出现的，自宋代以来，古代唯物主义和古代辩证法相结合的事实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紧密；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自先秦直至明清，许多唯物主义者同时也是辩证法家。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张先生听了我的陈述后表示，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历史又这样悠长，说在古代哲学家中没有出现一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与事实不符。他还特别赞扬了张载、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事后我写成《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一文，刊于1996年第6期《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2期《新华文摘》转载。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内容主要由儒、佛、道三教组成，我对三教的关系一直有很大的兴趣，对于三教的定性十分关心。关于儒学儒教的定性问题，我的三位恩师中冯友兰、张岱年两先生持儒学说，任继愈先生则主儒教说。我也曾就这个问题分别当面向张、任两位恩师请教过。根据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和体会，我一直倾向儒学说。1996年年初，当我听友人说张先生也讲“儒教”了，一时感到十分惊讶。为弄清问题，我专门去见了张先生。先生告诉我：在香港有个孔教学院，该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写了本书，要他写篇序言。他想了想，儒学以“人”为终极关怀，也可说是一种宗教。他还问我怎么看，我说构成宗教有两条很重要，一是主张有神论，二是主张有彼岸世界。这样也便于与其他学说、学派区别开来。先生听了后说：“你说的也是。”事后了解，张先生关于孔学是宗教的论断，在汤氏《孔学论集》的序言中是这样写的：“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孔子哲学是两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最高指导原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言‘生’不言‘死’，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学说与其他宗教不同。然而孔学提出了人生必须遵循的为人之道，使人民有坚定的生活信仰。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学说又具有宗教的功用。可以说孔学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看来，张先生晚年是肯定孔子学说包含有非宗教和宗教两层意义；相应地也为界定宗教提出了两种标尺，实际上主张有两种不同的宗教。
张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论述，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先生在《张岱年全集》第一卷的自序末后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从30年代初，我对文化问题也很感兴趣，强调必须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考察文化问题，我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我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是落后了，必须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成就，但是也必须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内在基础。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屹立于东方，必有其延续不断的民族精神。我提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周易大传》的两句话来表述。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谓‘自强不息’即是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的精神；所谓‘厚德载物’即是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的精神。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称为‘中华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和中华民族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都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1990年秋，中国哲学史学会举行中华民族精神的学术研讨会。事前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问题，撰写了《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一文（后载1991年第5期《哲学研究》，1991年第7期《新华文摘》转载）。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包含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爱国五个方面的观点，并强调自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这就是我在文章中所说的：“在这五种精神中，自强精神是其他精神的基础、前提；只有自强奋斗，努力向上，才能真正做到重德和务实，而且自强本身也是一种道德要求和务实表现；只有自强不息，才有广阔胸怀和宽容精神；只有自强，才能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建设祖国。重德、务实、宽容、爱国都不能离开自强。可以这样说，自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自强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在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推动中华民族前进两个方面都起了最巨大、最主要的作用。也可以说，自强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我因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思考的结果和张先生的论断有些差别，特前去向他请益。先生听完我的论述后，沉默片刻，随后说，还是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两方面好，也全面，不过“自强不息”置于“厚德载物”前，也可以说“自强不息”更重要一点。先生提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实际上也是先生本人追求的精神，可以说，先生的一生是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生。
冯友兰先生为我们北大56级、57级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时，我是56级2班该课的课代表，与先生有了较多的讨教机会。冯先生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是中国哲学史界的最大的哲学史家，他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于冯先生及其哲学思想的评论，实质上涉及重大的学术问题。因此，对冯先生的哲学思想的议论、评价、批判，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大概是师生的天然情义发生了作用，我一直担心先生受批判多了会患“批判恐惧症”，不由得生起同情感。在我看来，冯先生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一项理论贡献，怎能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加以批判呢？我曾就这个问题问张先生是如何看的，先生说“抽象继承法”是别人概括的，其实冯友兰先生讲的是有道理的。再是冯先生的新理学体系，明明肯定理是客观的，只是因为说“理在事先”，怎么就是唯心论呢？我一直搞不清楚，也曾就此向张先生请教。先生说，他也不赞成说冯先生的新理学是唯心论，但可以说是唯理论，是一种客观唯心论吧！他又说，还是说“理在事中”好。张先生还多次对我说，讲冯友兰是新儒家是错误的，说冯先生自己也不会承认。张先生强调，冯友兰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哲学思想上有重大的转变，赞扬他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哲学家。
四
在学术活动方面，我和张先生也有几次合作，这些合作都是愉快的、圆满的。合作的过程也是我直接向张先生学习的过程，真是获益良多。
1990年2月初，《光明日报》的陶铠、李春林两同志约张先生、丁守和和我三人在北大勺园座谈传统文化问题。后以《了解、改造、创新——张岱年、丁守和、方立天谈传统文化》为题刊于1990年2月20日的《光明日报》。关于传统文化，在当时背景下显然是一个重要又带有敏感性的话题。在座谈会中，我从张、丁两位先生的言论中学到不少东西。令我十分惊奇的是，事后有一天，我和友人去张先生家里，师母从卧室里走出来笑盈盈地对我说，《光明日报》上你讲的最好。师母的话大出我的意料，让我在先生面前手足无措，我怎能和先生比呢？我想大概是先生讲到三纲五常时，说对三纲应该抛弃，而对五常要做具体分析。我补充说，对三纲也要作历史分析，其实这话也是从张先生那里趸来的。在座谈会上，我自我欣赏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在对全民族特别是对青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中国哲学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我一直有这么一个建议，就是在高等学校的所有科系都能开设中国古代哲学一课。只有了解中国哲学，才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这里视中国哲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观点，其实也是张先生提出的。
我多次听张先生说过，英国哲学家罗素写了一本《西方的智慧》，我们中国人也应当写一本《中华的智慧》。他说：我们现在要振兴中华，就要正确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藏的深沉智慧，这对于增强爱国意识，提高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对于鼓舞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勇气，都具有重要意义。后来，先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关同志的支持下，约了他的入门弟子陈来、刘笑敢和程宜山，后来又约我撰写书稿。大家一起商定了章名框架、写作思路和具体分工后，就分头写起来。张先生让我任副主编，负责初稿的修订工作，最后由张先生亲自审改定稿。此书出版后，反响颇佳，多次再版，也出了台湾版。不久出版社方面又建议将内容适当扩展，增加插图，因大家实在太忙，就没有增订。我以为，这本书所以受到好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张先生撰写了长篇序言，先生对智慧的界定与层次，对中华智慧的基本内涵，即如何做人的智慧，关于客观世界的智慧和关于认识方法的智慧三个方面都做了极其简要、精当的论述，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深刻总结，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辟概括，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反复体会。
20世纪90年代初，湖北人民出版社有意组织出版一套《中华大家读：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意在以选编、题解、注释的形式，精选中华文化中具有科学性与进步性的最基本原典文献，汇为巨帙，向广大读者展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普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出版社还特请光明日报社的陶铠等同志代为组稿。全书分哲学、政治、文学、历史和科技五卷，分别请张岱年先生、张友渔、余冠英、何兹全和马大猷担任主编。张先生要我任副主编，负责实际工作。哲学卷的“总目”设计，分为总论、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和认识论，凡十类，是由张岱年先生确定的，“细目”由我提出初稿，再请先生改定。此书稿于1992年秋完成，1994年出版。张先生在前言中说：“爱国主义思想有其一定的基础，对于民族文化的深切认识乃是爱国主义真情实感的内在源泉。”又说：“在民族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中既有陈腐的内容，也有反映真理的精粹思想，即具有一定科学性和进步性的内容。……古代哲学著作中，往往瑕瑜互见、真伪纷杂。我们应以分析的眼光加以剖别。”先生的这些论断、观点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使我受益匪浅。
五
使我永远铭记在心、永不忘怀的还有先生对我的热心扶植和亲切鼓励。我在1984年得以由教育部特批破格晋升为教授一事，事后得知张先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先生厚爱于我，人前人后常夸赞我、鼓励我。这对我在学术上的进步和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983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确定我为高校哲学原理教师进修班讲授“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的课程。我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建议将课程改为讲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事后又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将讲稿整理成书，改题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广泛地参阅了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可以说，没有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也就没有我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不仅如此，张先生还欣然命笔为此书作序，对我的努力予以充分的肯定。本书再版时，张先生又主动地（或可能应中华书局之请）写了《喜闻〈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再版》一文，指出：“撰写中国哲学史论著，有三难：一广博难，二深切难，三精确难。方立天同志此书可以说克服了这三难，做到了内容广博、探索深入、诠释精确。”再次给予高度评价和亲切鼓励。先生对我的每一次鼓励，对我都是极大的鞭策，催我更加勤奋，不敢稍有懈怠。
先生凡有书问世，总要亲笔签名送我；我有新书也是很自然首先想到我的恩师，要亲自送到府上请张先生教正。先生每接到我的书，总是显得十分喜悦，说：“你又出书了，好，好。”2002年末《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我送给先生，先生说：原来你在写大书。先生对晚辈的每一点成绩都由衷地高兴，简单的一两句话里充满了热情的肯定和赞许。
六
在和张先生接触的过程中，先生给我的最大精神感染是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先生在青年时期就立志学术救国，强调我中华民族必须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为此先生自觉献身于哲学研究事业。他始终心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生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感，终生勤奋，致思学问，综合创新，笔耕不辍，造福于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
1978年秋，在一次会议的晚饭后，大家一起散步，我就先生被划为“右派”的事问先生：你划为“右派”时怎么想？先生毫不迟疑地说：我想自杀。随后又说：不过后来又想家里有老婆孩子，我不能死。我死了，他（她）们怎么活。又说，当时我也还年纪不算大，还想做点事。我听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先生对家庭的责任感，对国家的使命感，令我肃然起敬。
在平日闲谈中，张先生对国家、政治、现实的话题，都十分关心，很有兴趣。他的讲话，常常表现出对民族尊严、社会进步的关切，对腐败和道德滑坡等现象深感忧虑。
七
张先生是当代一位哲人，是智者，也是仁者。平易近人，平等对人，以礼待人，宽容他人，是他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的重要准则，我们这些晚辈在与他接触时，也是随时随地都感受得到的。
我每次到了张先生家，张先生总要亲切地让我坐在他身边，师母随后就送上茶来。因为我去的次数较多，有时也待的时间很短，就主动地告诉师母不用沏茶，而师母照样是要给我端茶来。我也对张先生说，我只坐一会儿，师母不用每次都沏茶了。先生说，客人来，沏茶是礼节。哦，原来如此。
我每次离开张先生家时，先生和师母总要起身送到门口，说声再见。我每次也都劝两位老人不要送，两位还是坚持送我出门。后来我想，这是先生和师母待客之道，是高尚的文明素养，且已成为习惯，不会改变的了。
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1981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杭州新新饭店举行宋明理学研讨会，会议安排张先生、石公和我三人住在一套大房间里。睡前三人总要聊聊天，石公聊着聊着，很快就鼾声大作起来，此时我问张先生是否影响他睡眠，先生随即回答了一句令我意外，也令我汗颜的话：他睡好了，我们应当高兴。后来我曾与一些友人说起此事，多数人都说自己没有这种境界。我自己呢？也确实很难做到。
张先生与师母同庚，约70年来彼此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两位长年来身体不太好，但彼此一直互相关照，尽心尽力。就在耄耋之年，张先生还坚持取奶、买菜，师母则负责做饭。我曾向他（她）们建议，请临时工帮忙。师母告诉我，是请了，每天一小时，我说是否延长点，师母说也没有那么多事。师母坚持自己做饭，我知道她特别喜欢包饺子，饺子很小，包得也漂亮。我问师母为什么自己做饭，她说，这样干净，卫生。
张先生晚年两耳重听，他多次给我说，冯友兰先生老年失去听力，开会时听到别人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别人鼓掌，也不清楚为什么，但不鼓掌不好，只好见别人鼓掌就跟着鼓掌。张先生说，我现在也跟冯先生一样了。最近几年春节期间我去张先生家拜年时，隔几分钟就响起电话，先生都听不到，告诉他后，由他去接。每次他总是非常有礼貌地说，好，好，谢谢，谢谢。我问他是哪位的电话，他说，我哪里听得清啊，总是拜年的吧。因为先生的听力不好，近几年师母每次也都参加叙谈，有时她向张先生传话，有时我们之间直接交谈，此时张先生总是静静地坐着，从不插话。
张先生和师母都以95高寿谢世，可两位从来没有锻炼身体之说，从不做健身运动。我想先生事业心强，事业有成，内心充实，喜悦；心态平和、平静、平淡，精神健康、超脱、高尚；生活规律，饮食适度，无任何不良嗜好，这些可能是保持健康的主观因素。张先生又一习惯，就是饭后要在床上躺一会儿。常人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我问张先生为什么不在饭后散散步，先生说，躺着是养胃。先生的话对我现在晚饭后坚持坐着或躺着听新闻联播，有着直接影响。
在每年春节向张先生拜年时，或在为张先生贺寿的集会上，我们都要祝贺先生健康幸福，寿臻期颐。先生总说，太长寿也不好，给人添麻烦。我记得很清楚，他每次总是说再争取多活5年。在他80岁时，他说争取活到85岁；在85岁时，他说争取活到90岁；在90岁时，他又说争取活到95岁。他老人家终于没有过95岁这个坎，否则在庆祝他95岁华诞时，我们听他说争取活100岁，该多好啊！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张岱年先生的一生是努力探索宇宙人生奥蕴的一生，是不懈地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表现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生。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我的榜样，先生令我无限感激，令我不尽追念。
恩师张岱年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04年10月20日
[原载陈来主编：《不息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