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富有开创性的力作——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
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开展，我国大陆和台湾的佛教学术界也开始接触并进行学术交流。这对于海峡两岸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由于接触时间尚短，交流层面有限，双方虽然由长期隔膜到逐渐熟悉，但是熟悉的程度如何，还是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就大陆的佛教学者而言，对台湾佛教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恐怕只能说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知其详情者，可谓寥寥。这与海峡两岸佛教学术交流继续拓展的大势，是不相称的。对于这种情况，大陆的佛教学者并非没有自觉，实在是苦于有关的系统而翔实的资料难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江灿腾先生《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台北，南天书局，1996）一书的出版，是一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
江灿腾先生是台湾新一代的佛教学者，尤其专长于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江氏是从研究明清以至近代的中国佛教史入手，来研究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这就使得他的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研究突破了区域性断代史研究中常会遇到的彼时彼地的限制，而能够在一个远为广阔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近现代台湾佛教发展的源流，把握近现代台湾佛教发展的路向及其独特性格。正如台湾大学历史所兼任教授曹永和先生在为《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一书所写的序中评论的那样：“若非他先有前期的扎实奠基，否则他将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出色的表现。或者说，治台湾佛教史的成功途径，就是要先从明清阶段的中国佛教史入手，否则大环境和源流既不清楚，许多潜在史料里的意义和相关性便不易发觉出来。”在正式推出其台湾佛教史研究成果之前，江氏首先出版了《人间净土的追寻——中国近世佛教思想研究》和《晚明佛教丛林改革与佛学诤辩之研究》两部专著，颇获国际佛教学术界的好评。不过，这只是江氏研究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序幕或铺垫。相比之下，《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才真正堪称江氏对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研究的代表作。
《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一书，约40余万字，分“导论”、“日据时期”、“战后迄今”三大部分。在“导论”中，作者对近百年来台湾佛教史的研究情况做了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既肯定了有关学者在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研究上的历史贡献，同时又敏锐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种研究史的回顾，不仅使读者可以迅速而有效地了解近百年来台湾佛教史的研究状况，而且也令读者易于明了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针对何种问题来进行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研究的。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里，作者依据大量的史料，从多个层面分别对日据时代（1895—1945）和战后迄今（1945—1995）各五十年的台湾佛教发展做了详尽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为读者清晰地描绘出一幅台湾佛教百年史的全景。从总体上来看，作者试图重建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尝试是相当成功的。
如果对江先生的这部专著做进一步的详细考察的话，我们认为，该书在资料挖掘、研究广度、研究方法、研究深度和个人风格等方面，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就资料而言，该书资料之丰富、翔实、新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谓是该书最显著的特点。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江氏一直致力于有关近现代台湾佛教史资料的搜集、挖掘、鉴别和整理工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种不懈的努力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1896年出版的宗教调查杂志《教报》第一号，到1995年最新的台湾佛教史研究报告，百年间有关台湾佛教史的数以百计的重要资料（包括正式出版的和尚未出版的），作者大致搜罗殆尽，并在书中分门别类地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可以说，江氏的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研究完全是奠立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的。读者只要翻阅一下书前所附的近百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书后所附的近二百种有关的专书、论文及调查报告的目录，对此当会有深刻的体会。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江先生在新史料的挖掘方面，做出了颇具首创性的重要贡献。例如，刊行于1896年的日据初期关于台湾宗教调查的重要史料《教报》第一号，就是由江氏根据台湾留日学者提供的线索挖掘出来，才得以重见天日的。这一新史料的发现，对于日据初期台湾佛教发展状况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再如，李添春1929年对台湾佛教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本岛佛教事情一班（斑）》，也是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江氏在书中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详细分析，指出了该报告对研究战前台湾佛教尤其是台湾斋教（在家佛教）的发展状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总之，在资料的齐全和新颖方面，这部专著在目前所见的相关出版品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研究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其他学者，不论其是否同意本书的观点，恐怕都很难忽视或避开本书所提出的新史料证据。单就这一点而论，江氏的这部专著就足以在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由于掌握了丰富齐整的史料，尤其是对新史料的用心挖掘，该书大大拓展了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研究广度，丰富了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研究内容。在书中，江先生从宗教政策、教团历史、教势发展、经营策略、佛艺创新、佛教期刊以及思想变革和学术争辩等方面，对日据时期和战后迄今的台湾佛教做了多层次的翔实研究。其中，有些方面的研究是带有开创性的，另有一些方面虽然其他的台湾佛教学者也曾做过专题研究，但是像这样在一部专著里全面而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者却甚为罕见，这充分反映出作者对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多种领域有着全面的了解和系统的把握。作者的这一研究经验提醒后来的治台湾佛教史者，单有某一方面的专门训练和专门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若没有开阔的眼界、广博的知识及对相关领域的普遍关注，要写出一部内容充实的、有分量的台湾佛教史来是不可能的。当然，该书中提出的许多新课题、新领域还有待学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的广度也可以继续拓宽，但是就目前而论，作者对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研究可谓是最全面、最系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专著为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江氏除了采用一般佛教史著作所常用的佛学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深受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在该书中采取了一般描述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有轻描淡写，又有浓墨重彩，使全书的详略浓淡相得益彰。尤其是个案分析方法的运用，使得该书资料丰富详尽、研究领域广阔的优势充分地展现出来，叙述既细致入微又不显得烦琐杂乱，研究领域广阔又不显得轻淡分散。通过一个个具体形象的个案分析来再现近现代台湾佛教史多层面的异彩，使该书摆脱了一般佛教史著作常见的呆板僵硬的风格，使佛教史生动活泼起来，大大增强了可读性。该书虽然篇幅巨大，却并不使读者感觉到阅读的沉重。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恰当地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不仅在资料处理和叙述方式上有很大的便利，而且也颇有助于加深研究的深度。在该书中，江氏对典型个案的选择，反映出他对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有着深刻的把握。
例如，在对“日据前期台湾北部新佛教的发展”进行专题研究时，作者选择了“善慧法师与基隆月眉山灵泉寺的崛起”和“本圆法师与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的崛起”为典型个案。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台湾北部的新佛教道场除上述两个之外，还有以觉力法师为核心的苗栗大湖法云寺以及日本移植台湾的各宗道场。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新佛教道场的崛起为典型个案呢？这是因为，创建基隆月眉山灵泉寺的善慧法师与主持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的本圆法师都是由台湾斋教徒出身，而后到大陆受戒成为正统的僧侣，再返回台湾创建新佛教道场的。对这样的个案进行分析，就可以更好地把握日据前期台湾佛教从斋教向正统佛教转变的脉络和性格，并能直观而深入地透视当时台湾佛教转型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其中涉及的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佛教的三角关系问题。相形之下，由大陆来台的正统佛教僧侣觉力法师主持的苗栗大湖法云寺及日本移植台湾的各宗道场，就不具有这样的典型意义。又如，在研究“战后台湾地区重建大陆佛教的经验及其发展模式”时，作者以“慧峰法师建立天台宗道场湛然寺”为典型个案，不仅详细回溯了慧峰法师在大陆的出家情况、师承源流、所受教育及其所具有的正统佛教学院派的文化性格，而且还结合着两岸政局的变动，着重对慧峰法师来台的因缘及来台后如何从最初的艰难处境到后来创建道场、闭关弘法、参与传戒活动、弘扬青年佛教思想等整个过程，做了极为全面、完整、详尽、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台湾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大陆化、正统化转变的事实真相和历史轨迹，剖析了台湾佛教这一重大历史转型的复杂原因、经验教训及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通过这一个案，不仅使读者如同身受般地了解到慧峰法师本人的整个创业过程，而且还能够使读者对台湾佛教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利用何种契机、通过何种方式来重建大陆佛教的问题有一个具体而明晰的认识。从该书对个案的选择和分析来看，作者不仅注意到了所选个案在近现代台湾佛教史各个专门领域中的典型性，而且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些个案对揭示近现代台湾佛教的总体发展趋势和精神性格所具有的代表性。因此，这样的个案分析，就不单是有助于深化近现代台湾佛教史各个领域的专题研究，而且也对深刻地把握整个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发展脉络和总体性格颇有裨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江先生的这部著作还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这里，所谓个人风格，主要不是指该书在研究方式或写作方式上的独特性（尽管在这些方面该书也颇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指在该书的内在精神中处处体现着作者对台湾佛教的个人情怀。这种个人风格的形成，用作者本人在自序中的话来说，“实在是基于知识分子对生活于斯的本土宗教文化和历史，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在鞭策着研究工作所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著作“是由个人的历史见解和关怀所形成的”。作者曾言：“别的人或其他的研究者，不一定需要完全赞同我在书中的看法。事实上要从事其他研究途径或重新提出完全不同的观点，都是可能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由于该书是在相当完备翔实的资料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而得出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来看，这种个人风格尽管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还并不至于对该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造成大的损害。退而言之，即使其他的研究者完全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也并不意味着在近现代台湾佛教史的研究中就可以把这部书完全抛开，至少，该书中所提供的完备资料，后来的研究者在短时期内恐怕是无法完全避开或跳越过去的，除非有更详尽、更确实的新史料发现。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愿意向关心近现代台湾佛教发展史的人们推荐这部专著。我们相信，江先生的这部著作，对于大陆佛教界和学者了解、熟悉台湾佛教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的佛教学术交流，是大有助益的。
[原载《法音》，19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