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在江苏无锡市举行的无锡灵山书院暨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仪式和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筹备工作座谈会期间，韩焕忠同志告诉我，他的近作《华严判教论》将送出版社出版，约我为该书作一篇序言。焕忠同志在第一本专著《天台判教论》（巴蜀书社，2005）出版后，又完成一部关于中国佛教判教方面的力作，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我非常高兴。
韩焕忠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日，在阅读佛典有关天台宗的“以五时八教为能判之法，一代时教为所判之教”一语时顿然有悟，后在撰写博士论文《天台判教论》时，转换研究判教的视角，就天台智者对佛教经典中的境界论、智慧说、修行论、次位论、三法论、生佛论、本迹论等论说，分别作了比较集中、深入地判释，凸显了天台智者大师的判教方式及其特色，为了解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构建宗派理论体系，提供了新视野、新论证和新途径。
为了在先贤时哲已经取得的相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华严判教学说的深入，焕忠同志历史地考察了华严宗历代诸祖杜顺（法顺）、智俨、法藏、慧苑、澄观、宗密对判教这一学术方式的运用，论述了华严判教说的奠基、开创、确立、发展和延续的历程，并以贤首法藏的“五教十宗”为华严宗判教学说的基本形态，进而展现了华严判教学说在促成外来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及其在华严宗理论体系建构中的重要意义。
《华严判教说》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独特见解，诸如：
在论定华严宗初祖的问题上，学术界有一种否认杜顺是华严宗初祖的思想倾向。作者认为，唐代著名僧人道宣、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等都认定杜顺为华严初祖，他们的论断比后代任何人的说法都更可靠，更有权威性。杜顺为华严宗初祖的历史定位是不容否定的。作者还强调，华严宗的圆融教理就是建立在杜顺禅观基础上的。
在比较华严宗判教与天台宗判教时，后人往往说华严宗判教是在天台四教的基础上加一顿教而形成的，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一者这是由于法藏的判教思维和表述方式引起的误解，天台智者大师是批判南三北七诸家判教而创立五时八教说，法藏则是融合诸家判教而立五教十宗说，为了表示自家不违天台成说，法藏自言四教加顿教，对于法藏的这种和会之语不能过于执实；二者法藏之前杜顺、智俨已奠定判教论的基础，他们的论说绝非天台四教加顿教而成。
作者认为，法藏对华严宗判教的贡献在于，运用五教的模式广泛解释各种佛教重大问题。法藏对《华严经》的解释是“随自意语”，对其他经典的解释则是“随他意语”，由此张起以《华严经》为主，其他经典为伴，主伴交渗、圆融互摄的华严宗学说庞大架构。作者还说，法藏的“十玄”说虽有古今之别，但也不宜拘执太过。因为其间的不同是法藏随机说法的方便善巧表现而已。
关于慧苑、李通玄与法藏在判教上的异趣，作者认为是对法藏判教论的歧出。慧苑因有以《大乘起信论》解释《华严经》的倾向，其判教见解达到华严终教的水平。李通玄《新华严经论》的判教思想则达到华严顿教的境界。
澄观批评慧苑而尊崇法藏。作者认为，澄观的批评并非简单地回复法藏原貌，而是在其所著中也吸取了慧苑乃至李通玄的一些论说。澄观是以法藏的华严思想为主，完成了对佛教学说的综合和融摄。
作者强调，宗密是以华严判教理论框架解释禅宗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儒道两家的学说，其重点在于判释禅宗。宗密的判教是对华严宗判教学说的重要发展。
此外，作者还就当代教内外学者如太虚、周叔迦、吕澂、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对华严判教学说的研究成果，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介。
韩焕忠同志性情沉静，好学敏求，刻苦钻研，善于思考，辛勤耕耘，勇于创新，时有新作问世，是很值得称道的。我期待焕忠同志在完成天台、华严两宗判教论的研究后，继续努力，对隋唐佛教其他宗派的判教学说逐一进行研究，写出专著，然后在对诸宗判教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撰写出一部中国佛教宗派判教论或中国佛教判教论的大著，为中国佛教研究不断做出独特的新贡献。
[原载韩焕忠：《华严判教论》，高雄，空庭书苑，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