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北军111师将向山东开拔，确系事实，而非谣传。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过渡到战略相持，国民党统率部调整了各大战区，又新设了两个战区，一个冀察军区，鹿钟麟为总司令；另一个是鲁苏战区，于学忠为总司令，为了压制华北战场上蓬勃发展的八路军，从中条山、黄河边调朱怀冰的94师和庞炳勋的40军进入太行山，又从鲁南调石友三的69军进入冀南。为填补鲁南防务，又从苏北调东北军57军接替69军遗留的鲁南防务。
在此期间，中共东北军111师工委会已收到周恩来转来的批示电报：要争取111师到山东去，受中共山东分局的直接领导，依托山东人民、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八路军，应付更复杂的形势，立于不败之地。中共111师工委领导人之一的王维平，就向111师师长常恩多转达这一精神，常恩多知道八路军山东纵队发展很快，已有10个支队，3万余人，而国民党在山东力量薄弱，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由青岛市长改任，手头仅有海军陆战队，没什么实力。常恩多非常想转到山东去，与八路军并肩作战。本来重庆军政部的调令，是57军去鲁南填防，缪澄流留恋繁华的两淮地区，不愿去贫瘠的鲁南，他和常恩多商量，要他前往鲁东南，以此应付重庆军政部的调令。不料正中下怀，欣然接受这一任务。洪图等一行人前往沭阳途中，正是常恩多即将率111师主力入鲁之时。
这里要讲讲常恩多师长与中共111师秘密组织的关系。西安事变前，57军除万毅的627团有党的活动外，其他部队是一片空白。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的政训处被赶跑了，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向各军、各师派了宣传队，111师这才有了中共党支部。1937年“二·二”事变发生，进步力量受到打击，各军、师宣传队相继撤出。111师又恢复空白的原状。627团团长万毅被扣押，627团的中共秘密党员被迫撤退，地下党的活动也随之中断，在这恶劣形势下，一些在西安事变前后“左”得可爱的一些人竟消沉下来，一听说谁沾点“左”的色彩，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常恩多师长。东北军东调整编，111师驻防河南周口，原总部王再天参谋前来看望他，常恩多一面表示不介意在编与否，编不上就到东北当抗日义勇军去，另一面仍念念不忘曾在渭南前线两人相见时的一段密事：“星三（王再天），请你介绍个共产党员来给我当秘书吧！”这一要求反映给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利用这一关系建立57军的中共秘密组织，中共东北军工委有上委、下委之分，上委是做东北军高级将领统一战线工作的，下委则是在东北军基层建立、发展秘密组织。首先下委派出张士琦（化名张苏平），持张政枋（原东北军107师师长）推荐信，来到111师师部面见常恩多师长，得到接纳，分配他到参谋处做译电员。目标较小，接着王振乾（化名王维平）持王再天表兄的介绍信面见常恩多师长，这一关系是有破绽的，王再天是蒙古族，而王维平是汉族，不可能有表亲关系，好在常恩多与王再天早有默契，常恩多很高兴地安排王维平在豫东大旅店住下。王维平、张苏平在东北军已有军职，王维平曾是于学忠绥靖公署少校秘书，顺理成章成了师长秘书，秘书是“半师半友”，目标较大。王维平利用他的东北籍（辽宁沈阳）和东北大学的学历，在111师上层开展工作，交朋友、拉关系。中共57军工委依靠常恩多师长的掩护，以111师为基地，就这样扎下根来。张苏平开始清理各师的组织关系，把线索接上。王维平则公开活动，侧重中、上层的统战工作。首要是争取常恩多师长在编，支持他忍辱负重，继续坚持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大主张，争取释放张学良，等那么一天，率领东北子弟兵，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回东北老家去。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111师调往南通，在长江口北岸布防，而57军军部、112师仍在两淮一带。王维平曾向中共东北军工委提出，57军两个师相距甚远，难以兼顾。为时不久，中共东北军工委随于学忠总部由苏北转移济南，为了加强57军工委，又派曹健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前往南通，经常恩多师长同意留在师部，曹健华反映：他离开济南时，尚有一批东北大学学生没有分配。王维平向常恩多建议：从发展观点看，应该增加进步力量。常恩多同意王维平去济南活动，不料王维平赶到济南后，那批东北大学生都已经找到新岗位走光了。王维平怏怏而归。不意发现南通“旅外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吸收他们参军后，成了中共57军工委秘密领导的一支新生的有力的进步力量。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东北军官兵触景生情，“联共抗日”的目的总算实现了，但，为此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为什么不提不念了呢？为了安抚军心，鼓舞士气，常师长要王维平去南京打听消息。王维平找到东北救亡总会的阎宝航，又找到常师长海城同乡，有师生之谊的卢乃赓，卢答应面谒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转达常恩多的愿望。因卢与周恩来是沈阳小学同学，近来接触较多，无话不谈，果如所请，转来周恩来的亲笔信，卢说：周恩来住地复杂，不便相约见面，嘱此信交常师长，阅后焚毁。9月下旬，王维平返回南通，亲笔信的大意是：“永不忘当年友情，日夜怀念张汉卿将军。希望前线东北军将士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多打胜仗，更有发言权。”最后说：“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恩多大为感动，反复吟哦，牢记在心，然后点根火柴烧掉了。
南京沦陷后，中共57军工委与上级失去联系，王维平从苏北宝应111师驻地前往武汉，找到东北救亡总会，再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中央长江局接上关系，交代的任务是：坚持留在敌后打游击，坚持团结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在三角斗争中，善于同苏北韩德勤、李守维等周旋，掩护党的地方工作发展，同意中共57工委就地改为111师工委，另组建中共112师工委，同意吸收667团团长万毅为中共党员。两个师的工委均归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在1938年4月徐州失守前，王维平赶回苏北，传达贯彻了上述精神。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此前后派张文海、谷牧到徐州附近找到112师，发展万毅为中共党员，依托667团，建立了中共112师工委，并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其后，两个师的工委转归中共苏鲁豫皖省委（中共山东分局前身）领导。
1938年9月，武汉告急，57军越过津埔路进入安徽，111师徘徊于定远老人仓地区，因这一地区疟疾流行，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无法前进。10月，武汉失守，57军奉命回师苏北，解苏北之危。局势稳定后，中共111师工委接到指示，争取开赴鲁东南，打开新的局面。
（二）
洪图等一行人于1938年底前往沭阳，到111师政训处报到时，已是1939年元旦，仅夏洪英一人是女队员，其他人各有来历，如曹国奇是89军军校的，文仲仙是旧军队的文书，曹玉萍是旧军队的排长，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包括洪图，有江苏省党部黄台长的引荐。很明显，是给宣传队掺沙子的。在沭阳当地也招收了一批新队员，主要是沭阳中学的学生。不像淮阴招收的新队员那样复杂、世故。
111师政训处主任宋迪玺，接见了淮阴招来的新队员，讲了一通话，洪图想着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想了想，是在淮阴时省党部黄台长讲了的，无非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一类的套话。宋当场教队员敬礼、行进时敬礼的正确姿势，本人作了示范，也要大家跟他学，又吩咐庶务，给每人订做一套军服。
没过几天，就感到要有什么行动，师部在沭阳一家大饭店里摆了几十桌酒席，宴请沭阳党政军民、士农工商的头面人物，答谢他们对驻军的支持和帮助。有些宣传队员出席陪客，洪图也在其中，他第一次看到常恩多师长，瘦瘦的，中等个子，神采奕奕，一身将校呢军装，端着一杯酒到各个桌面上敬酒。他已经听到有关常师长的许多传说，以为他一定是个剽悍的关东大汉，不料他竟那样庄重、儒雅。
首先出动的是王肇治的333旅，宣传队的老队员孙卜菁带队，从淮阴新招收三个队员也一同前往。常师长交代：“要严肃军纪，把兵带好，和老百姓搞好团结。”王维平给王肇治送行，希望他入鲁后依靠人民群众，同友军‘红哥们’搞好团结，为全师入鲁打好前站。王肇治旅长，外号‘王大酒壶’，接受任务，十分高兴，自编了一首《吃饭歌》，歌词是：“我们吃的饭，关的饷，穿的服装，样样都是老百姓的血和汗，老百姓耕织多辛苦，没有他们，我们不能活。”孙卜菁为它谱了曲，行军途中，教唱这首歌，一路上齐声高唱，军威雄壮。宣传队员们走在部队前头，沿途散发宣传品，受到鲁南老百姓的欢迎。
王肇治旅长是东北讲武堂第5期毕业的，与57军军长缪澄流同期同学，他对缪澄流素无好感，但对讲武堂第4期的常恩多师长，却由衷敬重。譬如333旅在台儿庄会战时，打得很出色，解临沂之危，40军军长庞炳勋致电57军军长缪澄流表示谢意。其后，333旅西移，归汤恩伯的20军团指挥，坚守东、西马甸一线，掩护20军团在邳县北胡山一带构筑工事，侧击进犯台儿庄之敌。333旅前后18个昼夜，顶住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缪澄流通报全军嘉奖：“解临沂之危，壮本军之誉。”这些恶仗打下来，部队伤亡很大，达全旅战斗员的半数以上，有的是成建制的打光了，如666团二营，于竹幽营长以下牺牲殆尽。战后理应论功行赏，得到补充，常恩多、王肇治意见一致，而缪澄流却将补充营填补此编制，并安排其亲信任职，战斗有功人员则弃置不用，引起一片哗然。
不久传来333旅入鲁受到当地抗日政府、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消息，111师主力就要随后跟进，部队长途行军必须轻装，这对洪图尤其烦心，他由淮阴来沭阳，百余里路半徒步、半乘车，行李由111师车队携带，没感到什么问题。现在要入鲁行军，宣传队仅有一匹驮马，只够油印机、纸张及演出道具的运载，队员个人行李就要个人背负，洪图掂量自己，徒步行军就够吃力了，哪有力气负重，而自己的行李，七七八八，还真不少。如一条厚棉被、一条毛毯、一床垫褥、两件床单、一个木棉芯子的枕头、一包换洗衣裳、一双皮鞋，还有一大挎包的书籍、文具、洗漱用品，没有驮马，起码也要一个挑夫，才能带走这些东西。然而，一个小小的宣传队员，哪能有驮马，又哪能有挑夫。唯一的出路只有留下必要物品，其他的全部送人、抛弃。夏洪英帮他处理了这些东西，如从棉被里抽去一半的棉絮，木棉芯取出来，填进一些必要的书籍、笔记本作为枕头，多余的衣裳、褥子、皮鞋送给了房东。忙活了半天，总算解决了这一问题。夏红英气喘吁吁地说：“要不是受雪华之托，我才懒得管你呢！”
洪图与夏红英正忙着整理行装，忽然传来院子里的嘈杂声，开始吵声不大，未引起注意，转眼间有扭打争吵的声音，愈来愈大。两人放下手里的活计，走到院子里，已经拥满了人，有宣传队员，还有房东正在劝解，一个中年壮实妇女，浑身是力，竟把一个瘦弱的小女人，宣传队新来的队员、沭阳县中的女学生，生生地扭出院子。边走边训她：“死丫头，放着中学不上，参什么军？”那女队员边挣扎边喊：“不，我要参军……”终究力不从心，拉出院子，渐行渐远。
洪图问夏红英怎么回事，她摊开手，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是沭阳中学的。”大家围一起七嘴八舌地说起来，这才明白：那个很凶的妇女是她的姐姐，不赞成她参军，奉父母之命，找她回去，两人先在屋里谈，没谈拢，吵了起来，她姐姐来了气，硬拽她出去，外面早有帮手等候，一哄而上拉走了。
洪图叹了口气：“又一个许雪华。女孩子的命就是这么苦，要冲破家庭的封锁太难了。”
夏红英也摇头惋惜，说：“就是我这样的孤儿，从小就没有家庭的温暖，也没有家庭的牢笼。”洪图大发议论，说：“抗日救亡，是全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人人有责，这是每个人的神圣义务，也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包括全中国妇女在内。不准儿女参军，抗日救亡，就是剥夺儿女应尽的责任，应有的权利，那是会亡国的……”洪图越说越来劲，却被夏红英打断了，连连摆手：“得了，得了，你这套怎么不给许雪华妈妈讲，在这里逞什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