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同步走出图书室的院子，许雪华说：“我请教了两个大哥，谢烟岩说，111师义勇宣传队是南通救亡青年组织起来的，其中不少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思想进步，是值得报考一试的，111师师长常恩多要求进步，谢烟岩曾被邀前往师部，与他讨论抗战形势和发动民众问题，谢与少校秘书王某认识，此人东北大学学生，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骨干，他找我们到上海购买进步书籍。另一个是黄自强，他与57军政治部龚督察员熟悉，在57军政治部没有办不成的事，黄说：‘投考与否，关系不大，我写封介绍信，一准给面子。’”
洪图表示：“不想走黄自强的门路，此人党棍子，不能沾他的边，还是靠本事报考吧！”洪图和黄自强打过几次交道，标准的南方人，瘦瘦的，中等身材，脸上没有多少肉，颧骨很高，三十上下年纪。他并无腿疾，总带着一支藤竹手杖，说话时，特别是滔滔不绝训人时，会双手抓手杖，柱地而立。他说他是南京军校毕业的，上过庐山的军训团，他曾给洪图一些书阅读，厚厚的小本子，放在口袋里随处可读，全是蒋委员长有关“剿匪”的训话，洪图一看就烦了，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蹂躏了大半个中国，还要信奉蒋委员长的“剿共”经典，这未免太荒唐了，尽管黄自强言者谆谆，洪图却听者藐藐，他自小受家庭待人接物教育，表面上做到礼节周到，恭敬谦虚，对年长的黄自强从未流露不满之色，这使黄自强怡然自得，以为他为党国又培养了一个有为青年。
洪图没和他大哥洪旺商量，但他得到许雪华的支持，决定报考57军111师义勇宣传队，他在一座停了课的小学校课堂里笔试，写了一篇抗日救国的论文。他采用上海《时事新报》写评论的文风，夹杂新名词的古散文，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时论，他的毛笔字自成一体，他估计自己会得高分的。
许雪华背着洪图给谢烟岩、黄自强讲了洪图报考111师义勇宣传队的情况，谢烟岩大为赞许，黄自强不以为然，说：“洪图是个好青年，理应报考89军，不管怎么说，89军是中央嫡系，蒋委员长信得过的，57军是东北军，张学良的余孽，中央信不过的，你劝劝洪图，考89军怎么样？”许雪华口头应承，却没给洪图说什么。
00在等候发榜的日子里，两人关系更密切了，几乎无日不见面，无话不谈。许雪华说，她没读完师范中学，就辍学接她姐许月华的班，这份工作洪旺帮了忙，她们家对洪旺很感激，又讲她姐与洪旺的恋爱故事，两人一见钟情，难舍难分。洪旺隐瞒了他在扬州与他表姐小姑子订婚的情况，忽然一天，洪旺返乡结婚，她姐终日以泪洗面，一狠心远嫁天津，洪旺自感愧疚，对许家不断帮忙接济，弥补了这份人情，许雪华的寡母至今仍说洪旺的好话，说许家门槛低，攀不上这门亲事。许雪华曾问过洪图是不是像他哥一样，在家订了亲，洪图说：“小时在家提亲倒有几家，因我母亲开明，总说‘孩子小，不懂事，我给订亲，将来要受埋怨的。’”许雪华不胜赞叹：“母爱，伟大的母爱！”
（三）
这天，洪图去图书馆借书，他直接走进书库，在古今文学的书架上翻找他喜爱的小说，书库一层层书架，望不到边。隐隐约约、从高高低低的书丛中，看到隔壁一行也有人翻找书籍。许雪华坐在她的小办公桌旁与柜台外的一些人办理借还书籍的手续。
洪图只找了一本鲁迅的《两地书》就走近许雪华的办公桌，迎头碰见一个中年人捧着四五本书也来到办公桌前，这个人中等年纪，瘦瘦的，戴一副白边眼镜，裹着件灰色呢大衣，领口处见到脖子上散落的围巾。许雪华站了起来，招呼洪图说：“他就是我给你说到的谢大哥。《战报》副刊文艺版就是他编辑的，你的那篇短篇小说《闺怨》也是他给我介绍了之后我才看了的。”只见那个人放下手中的几本书，面露笑容，伸出手来说：“你是洪图吧！认识一下，我是谢烟岩。”洪图赶快迎上去，热烈握手。
走出书库，在阅览室里寻了个僻静处坐了下来，一阵寒暄后，谢烟岩说：“你的那篇《闺怨》是令亲尹记者直接推荐的，我接过来稿，见到你的署名劫生，我对这一笔名有印象，似乎是上海《文摘》杂志封面上的一篇文章，也是这个署名，那篇文章讲东北军陕北‘剿共’的轶事。”洪图大出意外，怎么谢烟岩也知道这篇文章，不禁肃然起敬，说：“那是我给上海密勒士评论报的中文报《大美晚报》副刊《夜光》投的稿子，今年四月刊登的，不料《文摘》杂志却以显目的封面文章转载了，它的题目是：《我所知道的东北军》，很荣幸，它竟渡过长江、运河，被你看到了。”谢烟岩笑笑：“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也赞美中国工农红军，说真话，那是不容易的。”他话锋一转，说：“我听许雪华讲，你和一帮小青年座谈，为在淞沪战场上蒙冤的东北军67军仗义执言，对一些反共言论公开驳斥，不愧是一个爱国进步的青年。我想问你，你对东北军的一些情况是怎么知道的？”洪图说：“去年冬天，扬州沦陷前夕，母亲给了我一些钱，跑到淮阴找我大哥洪旺，他那时在省立民众教育馆工作。我在大哥处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淮阴有于学忠的绥靖公署，我听大哥的一些朋友闲谈，讲了东北军在陕北“剿共”的一些情况，我在上海《大美晚报》上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写的。有些情况，如说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东北军和陕北红军来往密切等等，将信将疑，我没敢写。至于那次座谈，东北军67军蒙冤事，上海许多人都知道为东北军抱不平，我早就看不惯国民党所作所为，腐败、媚日，排除异己。”
正说得热闹，没发觉许雪华坐在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谈话。她插入一句：“谢大哥，洪图讲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东北军与红军来往密切，是不是有那么回事？”这时已近闭馆时间，阅览室的人几乎走光了，就剩下这一角落里谈兴正浓的几个人。谢烟岩爽朗地笑了，说：“我比你们听的多一些，洪图将信将疑的一些情况，那是存在的。大家都知道，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还被蒋介石逼得下野出国。蒋介石想调华北的东北军南下‘剿共’，东北军不听调动，只好请张学良回国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这才调遣东北军南下，接着追‘剿’红军到陕北，又调东北军入陕追‘剿’，那是碰到了强手，不足两个月，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最有名的是直罗镇战役，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自杀而亡，代军长董英斌被撤职，洪图投考的111师，与109师同属57军，有一个团临时配属109师。因牛元峰骄傲自大，怕别的部队分享他的战功，在直罗镇宿营后，急急忙忙让配属的那个团归还建制，不意翌日拂晓，红军伏兵四起，战斗激烈，109师全军覆没，111师紧随109师之后，现111师师长常恩多原是111师663团团长，增援未果，眼睁睁地看着109师全师溃败。战后，代军长兼111师师长董英斌被撤职，111师师长遗缺由常恩多升任。打这一仗时，张学良在南京开会，是‘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蒋介石的心腹违背张学良意愿擅自指挥进‘剿’的。按惯例，‘剿共’受损部队都应得到补充，而蒋介石歧视东北军，却下令撤销这些部队的番号，张学良不能不想如此‘剿共’有无出路？东北军打光了，还有什么力量抗日、收复东三省？他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从南京乘火车来到上海，探望东北知名人士杜重远，他正为《闲话皇帝》一文，恼怒日本，并被媚日的国民党政府关押判刑。因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张学良与杜重远相知已久，两人秘密会面，张学良坦率地讲了他的政治苦闷。杜重远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一套做法——相信法西斯，提倡‘领袖救国’，迷信国联，过分依靠蒋介石。杜说，为今之计，必须下决心改变过去的做法，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他特别指出：在东北军主力集结陕西、甘肃两省的情况下，有利条件有三：一、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央红军就在陕北，应联合起来作为依靠。二、陕西杨虎城，有抗日进步思想，他身边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三、新疆盛世才，东北人，他与苏联关系较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目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蒋介石再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决不能跟蒋介石走亡国之路，要利用上述条件走联共抗日之路，这是条活路。”
洪图、许雪华全都听愣了，他们只知张学良思想转变，但怎么转变的，一无所知。洪图问：“杜重远这番话，很有说服力，张学良的反映是什么？”谢烟岩说：“张学良同意，他对联合杨虎城、盛世才有把握，但联合中共无把握。张说：‘我想同人家做朋友，谁知道人家要不要我这个朋友？’杜重远说：‘中共是革命的政党，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洪图舒了一口气，说：“我就钦佩这样的人，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登载了易水署名的《闲话皇帝》，日本借机挑衅，说此文侮辱日本天皇，国民党政府逼杜重远交出作者，以便惩办，杜一手承担此事，拒不交代作者的真名字，被判刑一年两个月。我就是这样喜爱《新生》周刊，其后是《大众生活》，我的思想就是从这时改变的。”
许雪华推了洪图一下，莞尔一笑道：“别打岔，听谢大哥讲故事，以后，张学良怎么找到中共的？”谢烟岩继续说：“张学良在上海又会见了东北义勇军爱国将领李杜，他曾率部退入苏联，借道欧洲回国，在苏联，他和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有接触，他请李杜帮忙介绍，一切安全问题由他负责。再，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轰轰烈烈，他估计是中共领导的，他一手创办的东北大学十分活跃，估计该校学生运动分子有可能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去电北平东北大学校方，要求动员活动分子去西安面谈。很多东北大学的学生就这样来到东北军的，我认识的111师少校秘书王维平，东北大学学生，就是这样来到东北军的。更重要的是他要他的心腹大将、67军军长王以哲在前线寻找红军关系，恰巧，在榆林桥之战被俘的619团团长高福源释放归来，张学良面召高福源，询问情况，立即要他返回红军，要红军派代表面谈。首次由67军军长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商定两军停战、通商、供应问题。1936年4月，张学良亲赴67军防区肤施与周恩来亲切会谈，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张学良向周恩来要求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军工作，周恩来以红军干部奇缺婉辞，建议东北军办军官训练团，红军办红军大学，以后再办抗日大学。张学良得到启发，在长安县王曲镇办了军官训练团，名义上以蒋介石庐山训练团“反共”模式，实际上是训练“联共抗日”的干部。111师师长常恩多参加这一训练团，思想有很大进步。他曾向他的好朋友西北“剿总”的王再天提出要求，‘你能不能帮我找到红军的负责人，我想见一见。’王再天没敢应承，但却通过关系，找到住在总部卫兵二营营长孙铭九的杨先生，即红军总参谋长，现在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谈了一席话，第二天清晨，他兴奋地跑到王再天家，把王再天从被子里拽出来，说：‘我见了叶参谋长谈了一夜话，从国际到国内……你瞅人家的参谋长，再瞅瞅我们那个鸟参谋长（晏道刚），什么也不懂！’”
洪图听了，哈哈大笑。又问：“我听雪华讲，你对111师宣传队的评价很高，你能给我谈谈吗？”天渐渐黑下来，许雪华要去开灯，谢烟岩说：“不早了，该吃晚饭了，下次找机会再谈吧！”
（四）
东北军111师义勇宣传队的前身是江苏省南通县“旅外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侵犯上海，中国人民全民抗战开始了，受战事影响，一些无法返校读书的大、中学生，自发组织了这一抗日救亡团体。他们根据国民党政府的《自卫宣言》，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的责任”的谈话精神，建立这一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