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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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福建省保证粮食安全的做法及面临的问题

(一)通过多方努力补充当前及未来省内粮食市场供应

在自身产能无法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福建省的粮食市场不得不大量地依赖于省外粮食产区甚至国外市场。所以相应地,从1989年以来,福建省不断地增加粮食调入量,调入量经过2001年的小幅下降后连续四年急剧增加,2005年达到了1048万吨,而2001年568万吨,1984年83万吨。粮食调入量的增加主要体现在谷物的增加上。

同时,为应对未来不可预期的粮食风险,福建省各级政府下大力气扩大粮库仓容,增加储备能力,扩大储备量,并利用市场的力量提高储备品质。

1.新建或改造粮库

截至2006年8月,福建省完成了中央粮库107.05万吨(21.41亿斤)的建设任务并已投入使用。同时省里还建设和上收了一批省级储备库:其中上收9个粮库,仓容26.35万吨(5.27亿斤);已建成省级储备库31万吨(6.2亿斤),还有7.5万吨(1.5亿斤)正在建设之中。同时对市县中心粮库进行改造。截至2005年末全省仓容(不含中储粮7个直属库)389万吨,比2001年末增加8.9%,其中机械通风仓容量为156.7万吨,比2001年末增加51.7万吨,增幅49%。基本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储备粮相对集中并专仓管理。

2.扩大储备规模

与2000年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相适应,2001年开始福建全省大力增加粮食储备规模,当年从原来的75万吨(15亿斤)增加到了110万吨,2005年又增加到150万吨。其中包括应急成品粮储备2.5万吨,动态储备粮食10万吨。从2001到2005四年间全省总共增加了一倍的储备量。在主销市县,这种变化也相当明显。以福州市为例:1993年福州市储备粮规模11万吨;2002年增加4.5万吨,2003年从储备粮中调出0.41万吨稻谷建立了0.3万吨的市级成品大米应急储备;2004年增加储备粮4万吨,储备规模达到19.5万吨,其中应急储备大米规模0.4万吨,应急储备面粉0.1万吨;2005年再增加储备粮1.25万吨,总规模达到20.75万吨。3年内也扩大了将近一倍的存储量。

3.利用市场动态储备

在做好政府储备的基础上,福建省还鼓励多种经济实体、多种投资渠道、多种开办方式参与粮食市场建设和粮食流通。重点建设了福州东郊、泉州南安官桥和漳州浦口三大粮食批发市场和闽西饲料城。这些批发市场在补充政府储备、进行动态调节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以福州东郊批发市场为例,批发市场当前共有115家商户,按平均每户4节车皮240吨计算,这个批发市场存粮可达2.76万吨,相当于整个福州市储备总量的十分之一。批发市场除了批发商,还有6~12家粮食加工企业,每天能够进行900多吨的成品粮加工。福州市每天需要的成品粮1000多吨,而单这个市场上加工企业的日供应量就可以基本满足。平时这些私营的加工企业在这里可享受优惠政策,到了特殊时期,这些企业都要承担相应的加工责任。

对于整个粮食市场,这些大批发市场还具有稳定价格的功能。福州批发市场的旁边就是中储粮福州直属库,中储粮粮库随时可将粮食调入市场交易平抑价格,对众多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心理上的价格稳定作用。同时作为福州市级储备粮的轮换中心,它解决了市级储备在运行经费、存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其价格、其供应粮源能够有效辐射福州所辖区县。这样通过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可以较好地保证储备粮食的常有常新,充分利用了私营企业这个资源从而大大节约政府公共资金对粮食储备的支出;通过政府储备与私营企业活动的结合,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良好稳定的心理预期,较好地发挥了价格杠杆的作用。

目前福建省粮食调入量85%的粮源由民间粮行米市引入,民营的粮食企业在省内市场流通中取代国有企业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而国有粮食企业则行使着社会储粮蓄水池的吞吐职能。

(二)加强自身生产能力

粮食储备的诸多相关做法都是应对短期风险的举措。对于长期的粮食安全保障,自身一定的生产能力是最需要重点考虑的根本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福建省各级政府从耕地保护、土地整理、科技创新与推广、农资和种子的储备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1.耕地保护和土地整理

为减缓耕地面积减少的步伐,1990年省政府就开始发布了基本农田保护的规定,1994年省人大出台保护条例,并于1997年和2001年进行了两次修订。按照条例要求,全省共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1830万亩,2001年省政府把1825万亩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并把基本农田保护列入了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内容。至于土地整理在前文已有述及,不再重复。

2.科技推广

福建省农业技术部门在新品种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超级稻、再生稻。在粮食主产县之一的尤溪县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就推广了大面积的再生稻,既提高了产量又节约了生产成本。

3.农资供应和储备

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福建省放开了主渠道的经营,除了供销社下面的省农资集团,中化福建省分公司、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浩伦公司等企业也介入了省内化肥市场。浩伦公司尚停留于进口供应领域,还没往下拓展。份额最大的省农资集团下属龙得宝公司利用原有供销社系统的网络并结合加盟的方式对化肥实行连锁经营,利用现代物流方式进行配送。2005年底,龙得宝下属的配送中心、加盟店有305家,预计2006年再增加670家,覆盖全省大部分乡镇(福建全省80个市县,1048个乡镇)。通过供销社系统的介入,较好地保障供给、稳定价格并保证质量。在省内,碳铵供大于求,尿素满足供应,磷肥需要省外资源补充,钾肥基本上靠进口,高浓度复合肥需要进口和省外调入补充。所以,很多化肥有必要进行应急储备。2005到2006年度,承担国家、省两级储备的省供销社冬储化肥148.25万吨,比上年度的140.75万吨增长5.33%,完成了省发改委下达的冬储计划的148.25%。

4.种子储备

为确保粮食紧急状态下尽快恢复粮食生产,福建省按可满足500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的需求量,建立省市县(区)三级粮食应急种子储备制度,其中省级承担30%的储备任务。

(三)存在的问题

以上是福建省各级政府在确保省内粮食供应,挖掘、保障自身的生产能力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但尽管如此,许多现实的问题依然无法避免。

1.粮食调入面临着周期性运输瓶颈

福建省调入的粮食通过铁路运输的约占总调入量的39%,而通过水路的约占61%(上船之前也是先经由铁路运输),通过公路运输的量可以忽略不计。南方销区在元旦春节两节期间经常由于车皮紧张面临着运输的瓶颈问题。由于用粮紧张,销区省不得不不惜代价地花大成本买车皮。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对于解决销区的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治本之策,而事实上,在福建这样的地区,物流体系的建设由于台海问题惯有思路的制约而远远滞后于实际发展的需要。福建具有众多天然良港,但是这个有利资源并没有好好利用,用于粮食运输的港口及其配套设施(包括相应的仓库、铁路线)的建设都得不到重视,而福建的出省铁路长期以来仅依赖于鹰厦线这一条拥挤的单线铁路,运能极度紧张。

2.储备风险压力增大

增加了粮食的储备量必然要增加粮食的储备资金,支付的资金额度越大,面临的风险越大。这种风险更多地表现在地方储备上。以福建省粮食主产县尤溪县为例,截至目前,该县遗留下了3000万元的粮食挂账。1998年5月31日以前,挂账金额是1700万元。1998年6月1日到2004年底,响应中央的号召敞开收购粮食(甚至本县的粮库装不下还四处租仓库存粮),累计付出了1600多万元。后来国家审计时只认农业发展银行的银根420万元左右,剩下1200多万元没有着落。县粮食购销公司本钱500多万元的本钱全贴进去不说,还由此亏了1200多万元。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买单的这些举措现在反而成了地方政府甩不掉的包袱,严重地削弱了地方政府应对未来粮食风险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后续相关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农资储备、种子储备等面临着风险基金建立的难题,承担储备任务的农资销售企业(如供销社)往往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压力而更多地只能企业内部默默承受。

3.补贴方式面临困境

山区财政困难,对仓储的建设投入不多,1950年代建设的老仓库现在还在用,这些仓库占仓库总量的50%以上。现在要求仓储建设由地方先建,上级再以奖代补,这种机制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甄别地方的真实需要并确保对资金使用的谨慎性。但在粮库建设这类问题上,往往地方财政能力越弱的地方越需要重新投资。而没钱的地方无力进行初始投资,无力初始投资的地方就更没办法获取作为补贴的后续奖金。以奖代补的情况如此,1:1或1:1.5配套资金的设置更是不可避免地面临这种窘境。

4.耕地减少的大趋势无法改变

就耕地保护而言,尽管政策性措施出台不少,但事实上,耕地减少的趋势似乎不可逆转。1990年福建省的常用耕地面积1954.8万亩,到1995年减少为1805.99万亩,1996年恢复性地增长到1891.67,可是1996年以后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减少,到了2005年降到了1693.53万亩。而这个常用耕地面积的数值早已远远低于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不可逾越的底线1825万亩。

5.老化的农田水利设施无力维修

以福州市闽清县白水镇为例,因为水利老化,每年都需要维修水利,但村里没钱没法修。用一事一议的方式也行不通。至今为止,全镇13个村只有1个村成功地跟村民收钱修了水利。该镇前坂村一年水利维修费需要3万元,但村里没钱、一事一议搞不起来,所以只能看着水利维修一次次搁浅。尤溪县的座谈中,政府相关部门也认为水利建设国家要更多承担起来。对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地区实行1:1.5的配套资金压力太大,这个比例需要斟酌。

6.技术推广资金缺乏

就技术推广而言,福建省跟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一样,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缺乏,经费不足,技术推广与服务工作开展困难。据省农业厅种植业管理局提供的材料,近年来,虽然近几年选育审定了一大批高产新品种,如超级稻,示范总结了一批有明显增产作用的新技术如甘薯脱毒苗及栽培技术,再生稻高产技术等,但由于缺少财政的扶持,难以迅速推广。

7.最低收购价误导市场

最低收购价并不是像政策的初衷一样都能够保证粮农的利益不受价格下跌的伤害,而且有时还会误导市场。尤溪县近期发生的事情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典型反面案例。当地本来稻谷每百斤的价格80元以上,而国家的最低收购价每百斤70元的政策一出台,粮贩子马上把收购价格压到了70元,而且根本不用考虑供求关系、种植成本、产销区之间的运输成本等等诸多问题。而农户卖粮食很多是因为急需大笔开支(如支付孩子学费等),出售时价格再低也得卖,根本不可能待价而售。出于保护粮农利益的最低收购价结果反而损害了这些地区农民的利益。当然这并不能说“最低收购价”及其前身“保护价”政策一无是处,但这至少可以说这种政策的目标及其实际效果存在不小的距离,优劣与否尚需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