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近期的粮食安全仍有保障，但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刚性增长趋势。而粮食生产面临着资源、技术、贸易环境和体制等方面的诸多约束，其产量的增长却是不确定的。因此，中国今后要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确保粮食安全，除了面临涉粮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体刚性上涨、农业劳动力质量下降和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等影响外，还将面临以下诸多重要挑战。
1.水资源短缺约束日益凸现
中国干旱半干旱面积占国土面积1/2以上。单位耕地面积和单位灌溉面积的水资源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1/5.目前，受旱面积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1.7亿亩上升到4亿亩左右，成灾面积由0.5亿亩上升到近2亿亩，每年旱灾导致的粮食减产占全部灾害损失的50%以上。据有关文献研究，灌溉面积是影响中国粮食单产的首要因素。这意味着，水资源的利用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长远看，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作用完全有可能超过耕地。水资源短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水资源少、分布不均。中国水资源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比重与耕地比重一样也是7%，人均水资源量为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全国81%的水资源集中在仅占全国耕地36%的长江及其以南地区，而占总耕地面积64%的淮河及其以北地区只占有19%的水资源，南涝北旱现象十分突出，水早灾害频繁。北方地区是中国重要粮食产区，它的径流量仅占全国的6%，但它却支持着全国近40%的人口粮食需求。进人21世纪中国气候有可能由丰水期转入相对枯水期，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将更为突出。因此，水资源短缺的制约力已经超过耕地上升为第一位。
二是水资源的利用率低。中国灌溉用水的使用量有4000亿方，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国生产1公斤粮食要用1立方水，而发达国家只需要0.5 立方水就够了。近几年来，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一直维持在7.5亿亩～8亿亩之间，但每年有效灌溉面积中约有1亿亩得不到灌溉。农业灌溉水利用率低，仅为45%左右，灌溉水的生产效率约为0.87～1公斤/平方米。灌溉水的生产效率低与农业用水方式落后、农田水利设施差和用水管理薄弱密切相关。现在的农业灌溉用水多数仍沿用传统的土渠输水、大水漫灌方式；水库、渠、沟、井等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不少水利工程不配套。如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国家优质小麦基地，一些县乡村的小麦田里虽然渠系配套成网，但电网没到达田间地头，无法大面积抽水灌溉；用水管理粗放，争抢水矛盾多，跑冒滴漏现象严重。即使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也存在着因利用方式不科学而导致的浪费，加剧了水资源的稀缺程度。
2.耕地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趋势凸显
在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资源约束中，除了位居榜首的水资源外，还有耕地资源。耕地资源的约束主要是：
（1）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中国耕地面积已从1998年的12964.2万公顷减少到2005年的12208.3万公顷，已缩减756万公顷（合1.13亿亩），平均每年递减0.85%，年均减少110万公顷。目前，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3；全国有14个省（自治区）的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个省（自治区）的人均耕地不到0.5亩，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6亩警戒线。
造成近几年来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因素为退耕还林和非农建设用地。根据国土统计数据，中国耕地在2000-2003年确实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的最主要因素是1999年以来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计划。如2003年减少的耕地中，退耕还林还草面积占耕地面积减少总数的约80%。当然，退耕还林退出的耕地都是低产田，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不大；相反，因保护了生态环境，减少了自然灾害，间接地有利于粮食生产，利远大于弊。
据国土资源部资料，1998-2002年全国由于农业结构调整和建设用地等原因共减少耕地面积8848万亩，平均每年减少1770万亩。1990-1999年的9年间，河南、河北、湖南等粮食主产区净增人口738万、454.8万和421.1万，而同期耕地面积净减160.9万亩、107.8万亩和148.6万亩；人均耕地面积由1.2亩、1.6亩和0.81亩下降到1.09亩、1.47亩和0.74亩。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比例虽不高，但刚性增长势头迅猛。从国土部门资料看，每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还不足全国总耕地面积的0.15%，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并不大。但是，耕地面积占而不报、占多报少，管理失控，导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2003年初，各地人大、政协、政府换届，新班子都想有所作为，在许多地方又兴起了一股“圈地风”。据国土资源部督查组调查，到2003年各地设立的开发区多达5524个，占地面积达3.51万平方公里。其中，圈占的耕地43%闲置，仅开发区一项就是1997-2000年间全国年均建设占用耕地的18.8倍。浙江省有742个开发区，规划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全省现有城市和建制镇面积的3.6倍。地方政府盲目兴建各类开发区，占用大量优质耕地，粮食生产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构成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
（2）耕地质量持续下降。中国现有的耕地中，一等地占41%、二等地34%、三等地20%；高产田占29.7%、中产田30.3%、低产田占40%。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全国优质耕地只占21%，土壤有机质低于0.5%的耕地约占10%。现有耕地中，缺磷地占59%，缺钾地23%，缺磷钾地10%；水土流失、盐渍化、沼泽化、沙化的耕地共计占53%；受工业“三废”污染和酸雨侵蚀的耕地达853.3万公顷。全国质量相对较好、有灌溉措施的高产稳产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40%，另外60%的耕地受到干旱、坡度、洪涝、盐碱等各种限制因素的制约，质量相对较差。按照耕地的具体类型分，全国瘠薄耕地占17.9%、缺水耕地17%、坡耕地11.1%、渍涝旱地4.7%、渍涝水田4.1%、盐碱耕地2.9%、风沙耕地2.2%，其它障碍因素耕地7.9%。全国的8744.6万公顷的中低产田主要是由这些耕地组成的，其比例偏高，占64.58%。现有耕地亩粮食产量在250公斤以下的面积占54.1%。1984年同1979年相比，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29.6%；2002年同1997年相比只提高0.5%，而后者是在科技长足进步、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和耕地质量的下降有密切关系。目前，中国耕地质量状况下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耕地养分含量下降。由于生产者自身素质的制约，中国农业耕作方式中科技含量低下，粗放式的耕作方式使得中国缺钾耕地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56%，土壤有效钾平均每年以1～7毫克/公斤的速度在下降；约50%以上的耕地微量元素缺乏，70%～80%的耕地养分不足，20%～30%的耕地氮养分过量。由于有机肥投人不足，化肥使用不平衡，造成耕地退化，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经降到1%，明显低于欧美国家2.5%～4%的水平，东北黑土地带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刚开垦时的8%-10%已降为目前的1%～5%。2000年西北、华北地区大面积频繁出现的沙尘暴与耕地的理化性状恶化，团粒结构破坏有很大关系。
二是土壤退化严重。中国水土流失，沙漠化和盐渍化的土地面积不断增加。水土流失面积已由1949年的1.00亿公顷扩展到目前的3.67亿公顷，已占中国陆地面积的38.2%。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中国坡度在25°以上的耕地607万公顷，15°～25°的坡耕地1247万公顷（不含修成梯田的耕地），坡度大于15°的耕地合计达1854万公顷。按水土保持科学要求，15°以上的坡耕地的耕种容易引起水土流失，是不适宜作耕地的。事实上，中国耕地水土流失面积已达4541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4.4%。每年有100万亩耕地毁于水土流失，三分之一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相当于在全国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地表土，所流失的土壤养分相当于4000万吨标准化肥。造成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植被破坏。
三是耕地污染严重。中国耕地有1.4亿亩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农田中有机农药残留量高达50%～60%；有机废弃物污染也呈现加剧趋势，仅农田塑料残余物的年残留量就高达40～50公斤/公顷。2000年，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发现，其中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达12.1%。环境污染事故对中国耕地资源的破坏时有发生，2000年发生的891起污染事件共污染农田4万公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2亿元。据统计，全国1200条河流中，有800条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利用污染的水来灌溉农田，生产出来的粮食也受到污染。由于耕地污染，每年损失粮食约500万吨。
四是占优质地、补劣质地。从地块占补来看，中国近几年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大多是城郊的良田和菜地，熟化程度高、产出率高。而新开发的耕地在数量上虽然可达到占补平衡，但其质量和产出率却往往相差几倍，一般3公顷新地才能抵得上1公顷熟地。从耕地区域调整来看，近年来开垦后备耕地所补偿的耕地主要是分布在北纬40°～50°之间，此地区热量不够丰富，往往一年只能一熟，同时这里降水量小、干燥度高，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而耕地减少却集中在水、热条件较好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南方耕地的产量相当于北方耕地产量的1.6倍。因此，耕地面积总量上的大体平衡，却是以牺牲优质耕地为代价的，耕地的粮食产出能力被明显削弱。
3.科技服务能力减弱
既然增加粮食产量的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受到严重约束，那么依靠科技增加粮食产量就是必由之路。然而，农业进入新阶段以来，在全球技术增产边际效益递减的状况下，支撑中国粮食增产的科技贡献能力也在走下坡路。
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近期没有研制出可以大面积推广的重大成果。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科技投入增长缓慢，增速低于农业支出的增长。1998-2005年，农业支出从1154.8亿元增加到2450.3亿元，年平均增长8.7%；科技三项费用从9.1亿元增加到19.9亿元，年平均增长11.6%。于是，科技投入的比重略有上升，科技三项费用占农业支出的比重，从1998年的0.79%略升到2005年的0.81%，增长了0.02个百分点。现代农业科技特别是高技术研究，对资金投入的规模要求越来越大，否则很难获得重大突破性科技成果。然而中国对农业科技投入的缓慢增速，使得农业科技投入严重短缺，甚至低于38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新型农业投入品的研制与开发投入同样不足，技术储备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科技创新能力受到明显削弱。
从决定粮食产量的育种科技来看，自“九五”以来，中国取消了主要农作物广适性大面积丰产品种选育攻关计划，技术评价体系也随之弱化，其结果是适合于中低产地区的广适性丰产品种明显不足。近年来审定推广的高产、超高产作物品种多适宜在高水肥条件下种植，在中低产生产条件下不能发挥高产潜力。例如，两系超级杂交水稻“两优培九”在高产地区亩产可达700公斤，而在中低产地区大面积种植，产量水平尚低于其他丰产品种。小麦超高产品种莱州137在高产地区单产可达700公斤，却不适合在中低产地区大面积种植。高产地区小麦品种数量和类型较多，而在像河南驻马店、南阳、商丘等大多数中低产粮食主产区，适宜种植的小麦品种数量和类型偏少。
二是农业技术推广能力下降。在探索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因各级政府对粮食等大宗农作物的技术外部性认识不足，过度强调农技推广的市场化手段，忽略了政府在外部性强的粮食等农业技术推广中应承担的公益性职能，致使许多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线短、网破、人散”。在此情况下，县、乡两级农技人员由1999年的125.7万人，下降到2003年的100.5万人，中央财政对推广投入也呈下降趋势。其他类型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发育不成熟，在农业推广中的作用还比较小。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只占58%，每年参加短期培训的人数只占13%；在多数地方，农技人员知识更新缓慢，推广技能和综合素质较低，也抑制了农业技术的推广。
三是农民科技素质不高，技术培训与指导不到位。目前，中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农村劳动力的38.2%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由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导致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差，有的农民甚至听不懂科技广播，看不懂农业部门印发的科技“明白纸”。近几年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真正务农的农民素质更低。而对农民的农业培训，因受经费限制很难开展起来。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2003年组织了对近千个农户的调查，结果表明，只有26.6%的农户接受过灌溉技术培训，88.5%的农户按习惯方式施肥。
4.影响粮食稳定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各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增强，一方面有利于粮食国际贸易的环境改善；另一方面影响中国粮食进口贸易的不稳定因素增多。今后中国粮食进口贸易将面临两大因素挑战：
一是两岸形势及周边领土争端可能将对粮食进口运输构成潜在威胁。20世纪90年代冷战尽管结束，但冷战思维却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中保留下来。前苏联的解体，促使西方国家敌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焦点转向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大幅度上升，国际反华势力抛出了“中国威胁论”。为了牵制中国的崛起，国际反华势力就利用台湾问题大做文章。代表台独势力的台湾民进党与国际反华势力或明或暗地相互勾结，近些年来不断在两岸关系中制造摩擦。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日美安保条约》将台湾纳入其中，反映了国际势力插手台海局势之深，这对台海紧张局势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国针对台独的严峻态势出台了《反分裂国家法》。从各方面分析，台海潜伏着危机。2005年上半年，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和亲民党领导人先后访问了大陆，随后台湾部分水果零关税进入大陆市场，同时大陆还采取了其他一些优惠台湾同胞的政策，暂时缓和了两岸关系，但执政的台湾民进党并未善罢甘休，依然千方百计阻挠两案“三通”，继续顽固地走台独道路。历史经验表明，两岸关系总是在时好时坏中摇摆不定，暂时的两岸关系缓和，并不表明台海战争的威胁彻底消除。
近些年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近期才有所缓和。2005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程度。为了争夺石油资源，日本不惜代价扼杀了中俄安大石油管道运输线的建设，在东海油田勘探开发中与我发生争执；频频滋生钓鱼岛领土争端，小泉首相一意孤行参拜靖国神社，染指台海局势，导致中日关系日益恶化。尽管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培晋三访华，暂时缓和了中日关系，但双方关于能源、领土、台海和历史等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中日间的大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并不稳定。可见，中国周边局势尚存在诸多隐患。一旦台海战争爆发，或者与这些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处理不当，产生政治冲突、军事摩擦甚至局部战争，就会严重威胁中国进口粮食主要依赖的海洋运输通道。因中国台湾省和这些国家正好扼住我大陆海洋运输线的战略要点，将对粮食进口构成重大威胁。
二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软约束力难以保证中国粮食进口的可获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我们对多边贸易体制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家庭后，能够拥有一个更加公平、开放、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环境。然而，加入世贸组织后近5年的实践证明，中国面临的自由贸易环境被大打折扣，保护贸易的氛围日益浓重。不公平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使中国出口企业备受歧视；技术贸易壁垒花样翻新，使中国出口企业应接不暇；反倾销调查此起彼伏，使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受反倾销损害最多、最重的国家。尤其是，2005年5月美国无视WTO禁止使用数量限制措施的规则和中国政府的抗议，对中国纺织品设置7.5%增长率的数量限制并展开特殊保障措施调查，开了一个违背WTO规则的很坏的先例；欧盟也对我纺织品进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同时，美国还无视联合国的反对，以武力推翻了主权国家伊拉克的政权，公然破坏国际规则。这一系列严酷的事实教训表明：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入世前对WTO规则的预期过于理想化。实际上，国际制度或国际规则不是世界法律，对主权国家缺乏强制力。多边主义的国际规则只能约束一般国家，而对霸权国家特定时期维护本国利益的行为却无能为力。在一个强权主宰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中国粮食进口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风险。一旦中国与霸权国家等一些大国发生政治、军事冲突，这些国家违背WTO规则，对我实行粮食禁运并非天方夜谭。即使不采取露骨的禁运措施，一些反华势力主导的国家，在国内联合采取提高出口关税、限制粮食出口等措施，也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因此，不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中国今后大规模进口粮食构成潜在威胁。
5.土地流转制度、粮食流通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对粮食安全构成体制性约束
中国的粮食安全要依托一系列的体制运行作保障，但中国的体制正处在转型时期，改革不到位，体制相互制肘，使得今后粮食安全保障面临体制性约束。一是土地流转不畅影响粮食稳步增产。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尽管鼓励农民流转土地，但农民之间彻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现象还不多见。即使有转让，也主要是农户之间口头上的临时转让，随时都可能收回土地。与一般农户相比，种粮专业户的技术水平较高，投入能力较强，粮食生产比较稳定，增产潜力大。如果土地能够稳定地流入种粮大户，只要粮价不过度下跌，他们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从种粮中获得的收益相当高，这会调动种粮大户的积极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分有利。然而现行土地流转方式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抑制了土地向种田能手和大户集中，不利于提高粮食单产和稳定产量。据河南驻马店和东北三省的一些农民反映，当地不少转让了土地出外打工的农民，看到政府减免了农业税，还发放直接补贴，为了获得这些好处，都纷纷要回土地。然而，他们并不以种粮为主，只对粮食进行粗放的兼业经营，既降低了粮食单产，还影响了当地粮食总产的提高。
二是粮食市场的地区分割和周转储备的高度国有化降低了粮食流通效能。目前中国粮食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打破了低效率的国有粮食企业垄断格局，初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混合经营的局面。但是，不同地区粮食市场的地方封锁并未彻底消除。据有关研究表明，地方封锁与统一市场相比，同等保障水平所需要的仓贮能力大约为3：1到4：1，储备费用和推陈储新经营费用的比例可能更高。因此，从长远来看，统一市场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储备制度的正常运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国内外市场的统一，换句话说，外贸与国内生产、消费的统筹，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衡粮食的有效供应量，减少大规模储备所要付出的代价，从而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此外，尽管在粮食收购和销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比较深入，但在粮食储备领域的市场化进程尚比较滞后，占全社会粮食储备2/3以上的周转性粮食储备依然是国有粮库垄断。而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都不设立政府储备粮库，靠租赁私人粮仓储备政府粮食。其中加拿大无政府储备粮，澳大利亚、巴西、印度、日本、韩国等虽建有政府储备粮库，但储备量都很低。例如，以大米为主食的日本，国家储备粮主要品种为大米，基本保持在150万-200万吨，人均大米储备为中国的1/4-1/5；巴西政府的粮食交由国营企业巴西食品供应公司储存，该公司一般储存粮食超过200万吨，相当于年产量的2.6%，人均储备不到中国的1/4；2002年印度粮食储备超过5000万吨，人均粮食储备也只有中国当年的1/4.可见，中国政府控制的国有储备粮过多，占粮食储备市场的主导地位。国储粮的储运装卸也主要在国有企业内部完成，市场化程度很低，民营企业难以进入，严重制约了现代化散粮储运装卸的发展。
三是不合理的粮食行政管理体制削弱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中国现行的粮食管理体制，按照环节由多个部门分头管理。农业部门管粮食生产，粮食部门管收购和储备，发展和改革部门既管生产、价格，又管进出口贸易，还有商务、科技、水利和质检等部门也涉及粮食管理。目前存在两大突出体制障碍：第一，农田用水产权体制改革不到位。农田灌溉水利设施主要为国有或集体所有，灌水浇地大多数为无偿用水或象征性收水费，在伸入田间地头的灌溉井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民营化改革方面进展也比较缓慢。第二，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自从粮食收购市场放开后，政府掌握的粮源减少，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增强，粮食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在销区库存薄弱、用粮企业和居民存粮很少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局部地区、个别品种市场波动，种粮农民存粮惜售，城镇居民多存一点粮，用粮企业增加采购并待价而沽，市场和价格信号就会被放大，一段时间内粮食市场和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非典期间北京、广州粮食市场剧烈波动，以及2003年10月后粮价持续上涨期间上海市、浙江温州市等地粮食市场波动加剧就是明证。面对特殊时期、特定地区的粮食市场波动，现行多头管理的粮食体制，涉粮部门各有职责，而又不负全责，使得稳定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效率低下，降低了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二）中国粮食安全的发展趋势
今后中国粮食供给面对诸多挑战，在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粮食供求将处于紧平衡运行状态，粮食安全的长期形势不容乐观。
1.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将持续加大
据预测，到2010年和2020年，中国对粮食的消费需求总量分别为51030万吨和54640万吨，将会比2005年的粮食产量分别增加2628万吨和6238万吨，增幅分别达到5.4%和12.9%；比2005年的粮食消费量分别增加1255万吨和4865万吨，增幅分别达到2.5%和9.8%。其中，2010年和2020年的稻谷需求量分别为18250万吨和18600万吨，小麦分别为9770万吨和9770万吨，玉米13970万吨和16540万吨。口粮主导型的稻谷和小麦比重下降，饲料粮主导型的玉米比重上升。
根据1990-2005年中国粮食总产算术平均增长率0.54%的历史经验，结合未来粮食生产面临的挑战和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不同力度，假定今后粮食总产增长率分别为0.5%、0.8%和1.0%，那么2010年中国粮食产需缺口相应为-1405.8万吨、-660.7万吨和-159.0万吨，2020年分别为-2478.0万吨、-92.9万吨和1553.2万吨。如果2010年和2020年分别按全国粮食自给率95%和90%计算，到2010年和2020年，需要依靠国内生产满足的粮食需求总量分别高达48478.5万吨和49176.0万吨，分别高于2005年的粮食产量76.5万吨和774.0万吨。可见，从中长期看，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会持续增加。
今后中国粮食消费需求的增长，主要表现为饲料粮的增长，城乡居民对口粮的消费需求则呈不断减少的趋势。同时，因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专业化的发展，中国对粮食的商品性消费需求仍将进一步增加。在考虑粮食安全问题时，对于口粮和饲料粮、对于商品粮和农民自给粮不可等同视之。因为猪、鸡等畜禽的粮食安全不可与人的粮食安全同日而语，多数农民会自行解决其口粮供给问题，无须国家多虑。中国未来粮食安全问题将以口粮安全为主，兼顾饲料粮；主要考虑商品粮的供给安全。因此，到2010年、2020年，中国的粮食安全压力会不断增大，但并不像粮食消费需求的扩张那么大。
2.主要粮食品种的安全压力存在差别
（1）稻谷将演变为粮食供求平衡最复杂的品种。一是稻谷往往扮演中国粮食供求失衡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品种角色。在全国粮食品种平衡中，稻谷的难度相对最大、商品率居中，产量的增减对市场供求和价格的放大效应最强。2005年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商品率分别为50.7%、47.3%和69.7%。稻谷或大米的安全储藏期最短，一般仅为2年，而玉米和小麦分别为3年和4年。从历史经验看，稻谷单产的波动系数也最低，1978～2005年，中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单产的波动系数分别为15.2%、11.1%、21.4%和16.9%。因此，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品种，稻谷通过储备和年度产量的丰欠来调节供求平衡的作用较弱。
二是粮食主销区、尤其东南沿海地区往往是影响粮食安全的先导性和敏感性地区。部分粮食主销区的省，一方面在中国稻谷生产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在稻谷消费、特别是稻谷商品性消费中的地位也将进一步凸显。粮食主销区工业化、城镇化比较发达，外来人口和劳动力相对密集。随着外来人口规模的扩大，这些地区对稻谷作为口粮的消费需求将会进一步增加。
三是今后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实现稻谷供求平衡的制约因素仍将日趋突出。第一，依靠播种面积的扩张，实现稻谷稳产高产的回旋余地已经越来越小。随着中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持续增长，稻谷同小麦、玉米乃至其他粮食品种争地、争水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由此会制约稻谷播种面积的扩大。在中国不同类型的稻谷主产区，依靠播种面积的扩大来实现稻谷增产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在1983-2005年的22年间，南方十四省稻谷生产的比重逐步降低，而东北三省在稻谷生产中的比重则不断提高。南方十四省稻谷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92.6%下降到84%，而东北三省的比重却从3.2%上升到11.1%。可见，东北稻米产区对南方稻米产区部分生产能力替代趋势逐渐加强。但是，近年来东北盲目扩大水稻种植，不仅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还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今后东北三省继续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将会面临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南方十四省大部分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比较快，会始终形成扩大非农占地的强大压力；而且占用的耕地大多属于水土条件比较好、稻谷生产能力比较强的耕地。因此，稻谷产量举足轻重的南方十四省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对于稳定稻谷播种面积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第二，稻谷的增产甚至稳产更加依靠单产水平的提高，而稻谷单产水平的提高将会面临科技进步和农业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的严重制约。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对稻谷优质化需求的增长将快于玉米。今后因粳米相对于籼米口感较好，受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示范效应影响，中国粳米的消费群体将会进一步扩大，稻谷消费中“以粳代籼”的倾向会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不仅东北、华北、京津沪、江浙大部分地区以粳米为主食，就连中南、华南等地的大城市也出现了这种趋向。甚至在传统的以籼米为主食的南方地区，随着农民市民化和外来人口的增加，“以粳代籼”的趋势也会进一步强化。因此，稻谷质量提升的趋势会制约稻谷单产水平的提高，甚至会在一定时期导致稻谷粮食单产水平的下降。
四是中国稻谷的消费需求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力更生解决，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求平衡的空间较小。一方面，受膳食习惯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今后稻谷在中国居民消费中的重要性，是其他粮食品种难以替代的；另一方面，相对于小麦、玉米和大豆，由于大米的国际贸易量较小，稻谷在国际市场上的可获性较差，进口替代作用最弱，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稻米供求平衡的回旋余地最小。每年国际稻米的贸易量不到其生产量的6%，而小麦是18%，大豆是25%、玉米是13%。根据美国农业部的预测，2004年全球大米贸易量2441万吨，要购进数百万吨大米，就会对国际市场产生较严重的影响。因此，如果中国今后从国际市场上大规模进口稻谷，由此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出其他粮食品种。
（2）小麦品质平衡矛盾日渐突出，跨区域运输压力比较低。在今后5～15年内，中国小麦的用途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基本等同于稻谷。因此，小麦供求的变化趋势也基本类似于水稻。但也存在差别：一是小麦供求中的品质矛盾将比稻谷更突出。即使在河南这样的小麦大省，当普通小麦严重过剩时，优质、专用小麦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此，中国优质、专用小麦依靠进口，一般小麦依靠出口的格局，短期内难有大的改变。二是中国小麦的跨区域运输将比稻谷少。小麦的分布极为广泛，全国各省区都有种植，中国小麦生产虽主要集中于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与水稻相比，小麦生产的集中度要低得多。长期以来，国内生产的小麦在南北方之间虽有流动，但数量较少，且南北方的小麦供求缺口主要依靠进口解决，这种趋势仍有可能继续下去。因此，相对于稻谷而言，小麦跨区域远距离运输压力较小。
（3）玉米供求平衡的压力将呈波浪型上升趋势。据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的玉米需求量将会分别增加1280万吨和3850万吨，分别占2010年和2020年粮食消费需求增量的102.0%和79.1%。因此，尽管自1985年以来除1995、1996年两年外，中国在绝大多数年份玉米都呈净出口格局，而且2002、2003年连续两年的玉米净出口量都超过1000万吨。但是，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20年，玉米将会成为中国粮食进口的主体。
中国玉米播种面积和总产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产量约占世界总产的1/5.中国玉米的主产区和主销区都比较集中，余缺地区之间相距较远，几乎横跨整个中国。一方面，玉米生产呈明显的偏北布局；另一方面，玉米消费呈明显的偏南分布。因此，北方玉米的库存积压严重和南方玉米的较大消费缺口往往并存发生，以至于玉米不仅是“北粮南运”的主要品种，也是“北出南进”的重点对象。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北粮南运”的粮食中，玉米的比重就已经达到70%。
在许多发达的玉米生产国，玉米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粮食品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产业链条，其研发育种、生产、加工、储运、营销等诸环节已成为一体化的产业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玉米及其加工品品种单一，转化率和转化层次都比较低，转化设备陈旧落后、附加值小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中国玉米产业化、特别是玉米加工业的发展状况，同中国作为玉米生产和消费大国，同玉米主产区农民增收的迫切要求相比，是严重不对称的。相对于稻谷和小麦，中国玉米加工业今后上规模、上等级、上水平的要求更为迫切。
总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水资源、耕地、科技创新、外贸环境和体制约束的诸多挑战，致使粮食安全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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