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以兴文教、重礼仪著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激励无数青年士子埋头向学的至上法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尊师重教，与古代希腊、罗马学校教师社会地位卑下形成鲜明对照。曾几何时，在中国国民的心中，西方为不重教化的蛮夷之邦，然而，西方以其坚船利炮让国人感受到西方列强之“强”。痛定思痛之后，一部分觉悟的先行者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语），认识到西方国势之强，乃强于学，所谓“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郑观应语），遂兴办新式学校，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国人发现，在教育制度的建设与教育思想的探索上，西方可谓成就斐然。
就西方教育而言，其实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雅典的教育实践就铸就了西方自由教育的某些传统，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就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教育培养城邦公民的责任、理想的教育为自由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他们将思考的结果借助于《理想国》以及其他思想著述文本延续于西方此后的教育历程之中。这一自由教育传统在中世纪时期遭遇到神学教育的侵蚀，但中世纪的理性文化却为这一传统的延续提供了可能。在宫廷学校教育和骑士教育中，“七艺”的学习一直受到重视。中世纪的确是一个“教育黑暗”的时期，但中世纪晚期大学的出现却成为此时一道亮丽的教育风景线。中世纪大学尝试“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两种方式，将知识的储存与传递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且在学院制、学位制、教学方法上的演讲与辩论制等方面进行开创性的尝试，成为近现代大学发展的基础。
就教育发展而言，文艺复兴是一场荡涤旧式教育、以对古典文化的复兴开启教育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中勃兴的“人文主义文化”孕育出的人文主义教育观念，以及在人文主义教育观指导下的人文主义教育实践，进一步夯实了西方的自由教育基础。稍后发生的新教与旧教斗争的结果，不但导致西方宗教领域的巨变，而且还催生了教育平等、普及教育、强迫义务教育等教育观念，成为西方教育走出中世纪的明确标志。
关注“自然”是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教育思想的基础。以“自然”与“秩序”为基础，不但实现了西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转换，而且还以泛智论课程体系的提出、学校管理制度的确立赋予教育（科学）以确定性的特征，标志着西方教育科学的初步形成。
近代西方教育在关注学生（以关注“自然”的形式出现）的同时，还表现出另外一项发展主题，即对教育造就合格国民的关注。拉夏洛泰、杜尔阁、米拉博、塔列兰、雷佩尔提等近代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纷纷结合法国近代的社会状况，就国家的教育责任、国民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国民教育体制的建立献言献策，使得近代法国成为国民教育的思想库。
在继承自由教育传统的西方国家中，英国近代的教育思想呈现为一幅自由教育与科学教育相交相抗的画面。洛克的绅士教育观即是在保留英国传统自由教育要素的同时，希望借助于世俗知识的加强，培养一种能够适应17世纪英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新“绅士”。19世纪的英国公学改革、实科学校的创办、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改革、新大学运动与大学推广运动的开展，均可视为英国教育传统与现实需要之间博弈的结果。19世纪英国科学教育思想集中表现为斯宾塞、赫胥黎的科学教育观，纽曼的古典主义大学观则体现了英国大学对古典自由教育传统的一往情深。
西方教育的发展历程一直延续着一种关于儿童权利与地位认识的赓续。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对儿童的基本认识之后，中世纪“性恶论”和“预成说”的盛行、文艺复兴时期对儿童活动权利的肯定、卢梭“归于自然”的教育与“消极教育”的实施、教育心理学化与“儿童心理学”的完善、“儿童中心论”的提出、蒙台梭利“儿童观”的形成、“20世纪将成为儿童的世纪”的呼喊，以及杜威关于儿童兴趣与活动本能的论述，均成为“尊重儿童权利是现代教育的立足点”这一论断的主要论据。
美国大学结构的完善是美国大学制度建立的重要内容。自奠基时期以来，美国大学结构的完善过程表现为一系列大学类型的诞生：奠基时期的传统学院（后发展为现代大学），19世纪的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研究型大学、初级学院（二战后易名为“社区学院”）。
在西方大学演进中，德国大学观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强调科学发展与大学的内在关联，大学生存的条件在于宁静与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大学观还进一步赋予从事知识传播与新知探索的大学教师以“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的权力，求取新知的学生则拥有“学习自由”的权力。
伴随着西方大学的发展，大学教师成为一项特殊的学术性职业，一项以知识传播和科学探索为责任的学术性职业，一项与大学发展休戚相关的学术性职业，一项充满特殊想象力的职业，一项需要一种特别的职业安全感、需要学术自由呵护的学术性职业。
我们将按照上述的基本框架来进行关于西方教育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