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是甲午战后创刊、宣传维新运动最有影响的报刊，梁启超参与创始，并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当时“新学士子”怵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看到梁启超“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时务报》既风行一时，梁启超也声名大著。本文准备就《时务报》的初创和梁启超的作用试为论述。
一
《时务报》是强学会被封禁、《强学报》被停刊后，利用上海强学会余款在沪创办的。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除发动“公车上书”和不断上书光绪皇帝，以争取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外，又组织学会、创办报刊，以扩大维新宣传影响和求得官僚士大夫的赞助。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梁启超都主持其事。
北京强学会规模初具，康有为即于1895年10月17日出京，经天津到南京，企图游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11月1日到南京后，住了二十多天，和张之洞“隔日一谈”，张“颇以自任”，但“不信孔子改制”。张之洞的“自任”，是想利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才能以扩张声势，所以拨发经费，表示支持，除给北京强学会五千金外，又拨款一千五百两兴建上海强学会，成为当时捐款最多的一个。据《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强学会收支清单》“收张香帅来银七百两”、“收张香帅来银八百两”，申洋一千零三十九元六角四分；其余为邹凌瀚五百两、陆春江二百两、黄遵宪一百两等。《上海强学会序》还由他署名，真像“颇以自任”的“维新”大员。张之洞的不信孔子改制，表明了他和改良派政治主张的根本差异。改良派学习西方，是想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张之洞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纲常不容摇撼。上海强学会后来的人事递嬗，改弦易辙，与此有关。这时，康有为因“母病须归”，张之洞也想控制强学会，于是以“康主粤，汪主沪”为名，把自己旧僚汪康年调“主沪会”吴德潇：《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一年，无月日，手札。当康有为到上海“设会”时，还派亲信幕僚梁鼎芬等陪康前往。
康有为曾在张之洞的授意下，于11月16日（九月三十日）致函汪康年：
不见经年，知欲开会。万里同心，百折不回，沉劲郁拔之气，安得如穰卿（汪康年）者哉！若得如穰卿者百数十，遍十八行省，事或有济也。南皮顷已许办上海、广东两会，知所乐闻，故先驰报。仆急须还粤，沪上事待之穰卿矣。
汪康年尚未到沪，康有为已派他的弟子徐勤、何树龄来沪，于1896年1月12日创刊《强学报》，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并列。
1月20日，御史杨崇伊奏参强学会“植党营私”，北京强学会被封禁。张之洞本来反对《强学报》以“孔子纪年”；至是，嘱幕僚电致上海各报馆，申明“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强学报》也于第三号终刊。
张之洞本来想设立学会以扩展声势，他的电嘱“此报不刊，此会不办”，是不允许改良派宣称“孔子纪年”，不允许改良派进入维新轨道，并不是不要办报。况且，他已电邀汪康年来沪。从而将上海强学会余款“移交”给汪康年，使在上海强学会原有基础上办报。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说：
查《时务报》初起，系用上海强学会余款……既而穰卿到沪，而京师强学会为言者中止，沪会亦因停办。当时尚余银七百余两，又将原租房屋已交一年之租银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将会中所置器物、书籍等项变卖，得二百余元，共计千二百元，实为《时务报》之嚆矢……当时穰卿因欲没康先生之旧迹，故不将此款声明强学会之余款，而登为汪某某捐集云云。
查《清单》末称：
共计收银七三两，收洋二二四七元四角二分。除支洋二一七二元七角，实存银七三两，存洋七五元一角四分。所有余款数目单据及自置书籍、木器物件，于去腊廿五日皆点交汪进士穰卿收存。
则上海强学会确有余款，且于1896年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连同书籍、木器物件点交给汪康年“收存”。又查《时务报》第三号附有捐款人衔名，首有汪康年、梁启超捐银一千二百两，核以《源委》，当即上海强学会余款，则梁启超所言“《时务报》初起，系用上海强学会余款”确有依据，上海强学会与《时务报》实“蝉联一线”。
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始的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最终为张之洞幕府中人汪康年所“收存”，这样，利用强学会余款创办的《时务报》，也就隐存了改良派和张之洞系统的争论。
二
《时务报》是旬刊，创刊于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馆址设在上海福州路福建路口。每册约二十余叶，以石版印连史纸上，分“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诸栏，而“域外报译”几占全册二分之一《时务报》从第二册起，“域外报译”又分为“西文报译”、“路透电音”等。另附各地学规、章程等。创办初期的办事人员是：总理汪康年、撰述梁启超、英文翻译张坤德、法文翻译郭家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理事（管印书兼银钱事务）黄春芳。
《时务报》是怎样创办的？是谁创办的？却是说法不一，且曾引起一场争论。汪康年说是：“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说《时务报》是汪康年所创办。为什么“创办人”说法不一，为什么汪康年、梁启超龂龂于《时务报》创办之争，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这点，我在《论〈时务报〉的汪梁之争》中已经阐发，兹不赘。
三
《时务报》从1896年8月9日创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一共出了69册。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议论新颖，文字通俗，风行海内，影响深邃。维新运动的高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时务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梁启超的宣传鼓动，主持笔政，也功不可没，特别是《时务报》的前期。
梁启超在开始主持《时务报》笔政时，几乎每册都有一至两篇论文，著名的《变法通议》就是在《时务报》首先刊出的。今将梁启超《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篇，表列如下。
经世文新编叙《时务报》创刊，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首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列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务的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他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也在《时务报》陆续发表，它深刻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保守，说：
彼君臣上下，犹瞰然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
接着，反复阐述不变法的危险和变法的必要，说：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骋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他以世界历史为例，说日本以“自变”而强，印度以“不变”而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波兰也“见分于诸国而代变”，危言耸听，振聋发聩。
梁启超以为变法的本原是“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前者旨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后者要求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争得一些条件。梁启超议论新颖，文字通俗，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的声名大著，《时务报》也就影响日广。
《时务报》销行日广，受到各方面的注视，张之洞也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说是“上海新设时务报馆，每一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今后“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份”，所有余款，由善后局“汇总支发”，扮出一副“宏揽人才”的姿态。其实梁启超当时还只有二十四岁，张之洞称他为“卓老”，未免誉溢过甚。尽管“好景不长”，但张之洞摘桃之念，跃跃欲试。
综上所述，《时务报》是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由沪赴宁，“游说”张之洞后，利用上海强学会余款创立的。黄遵宪、吴德潇、邹凌瀚、汪康年、梁启超“同创”，而以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主笔。
《时务报》初创，梁启超主笔政，发表《变法通议》，指斥不变法之害，阐扬变法之宜；抨击因循保守，宣扬变法图强，议论新，文字锐。《时务报》的风行海内外，源于梁启超“语言笔札之妙”。
然而，张之洞和康、梁的变法主张本有差异，在他的指使下，对梁启超的言论加以钤制。这样，汪康年和梁启超之间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