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岛田虔次教授译注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五巨册，已于今年由岩波书店陆续出版了。
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梁的亲属和朋友们为了纪念这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决定编辑《饮冰室合集》和《梁启超年谱长编》，“并由丁文江和梁思成亲自发函，向各处征集梁启超与师友的来往信札，以及诗、词、文、电等的抄件或复制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仅半年左右时间，梁家就收到了大量资料，其中仅梁的信札就有二千多封，其他各种资料仍陆续寄来”。《梁启超年谱长编》由丁文江负责，他在1932年暑假以赵丰田为助手，编出初稿。1936年1月，丁文江去世。翁文灏根据丁文江的原意，题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五十部（下简称“油印本”），每部装成十二册，发给梁的亲属和知友作为征求意见之用。如今上海图书馆就藏有此版“油印本”，上面还有陈叔通的批语。
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根据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初稿“油印本”而排印出版（下简称“台本”），书名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署“丁文江撰”，前有胡适所写长达15页的序言。世界书局将原序影行。序文中说：“梁任公先生的年谱是在君先生（丁文江）在北京大学做教授的时期开始编纂的。在君自己是主编人，他请了一位青年学者赵丰田先生做他的助手，帮助他整理编写他在那几年里搜集的资料……在君死后，他的朋友翁咏霓把这部没有经过最后整理修改的初稿本油印了几十部，分送给任公先生的家属和朋友，请他们仔细审查一遍，附加评注，然后寄回……油印本的底本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藏的这部初稿本。这部初稿本原藏地质调查所，后来归史语所所藏。”
1979年，赵丰田在助手的帮助下，将年谱修订后，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名曰《梁启超年谱长编》，署“丁文江、赵丰田编”（下简称“沪本”）。岛田虔次教授就是根据“沪本”译注的。
梁启超于1898年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9月离日归国。在此期间，虽曾去过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毕竟时间不长。他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都在日本出版；《新小说》编辑署名赵毓林，实为梁氏主持，在横滨出版；《国风报》虽在上海出版，但实际主持人还是梁氏，他以“沧江”的笔名在该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国风》上、中、下。梁启超还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在神户开办同文学校，作过多次讲演。这样，在日本一定存有梁氏诗文、讲演、函札，其中不乏《饮冰室合集》中没有收入的佚篇和可资探讨的课题。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鉴于此，于1993年4月至1997年3月，历时四载，开办了梁启超研究班，写出了多篇论文。“在此同时进行的以岛田虔次先生为中心的研究小组，还继续着《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翻译工作。”
《梁启超年谱长编》日文译注以“沪本”为底本。参照“台本”，遇有疑问，进行校改。还多方设法，从北京旧书店购得“油印本”加以核对。尽管所购“油印本”并不齐全，但他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却是令人敬佩的。
《梁启超年谱长编》日文译注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引用了最新、最有依据的材料进行译注。如“油印本”对梁氏后人，在“世系表”中只列有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思同，译注则根据梁氏亲属吴荔明女士（思庄之女）所写《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补充了思顺、思庄、思静、思懿、思宁、思均、思广等女儿，还注出各自的生母生卒年。译注还对谱中有关人物的里第、生卒、仕履生平作了注释，列有《中国人名表》和《外国人名表》，给读者带来很多方便。
岛田先生精通汉学，对所引经史古籍也酌予注释。每册注文都达一百余页，几占该书每册的四分之一，可见用力之深。
由于梁启超旅日时间较久，日本一定藏有《饮冰室合集》未曾收进的佚文。我在旅日期间，也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等处寻找到一些未刊函稿，写了《日本康、梁遗迹访问》，辑入《乘桴新获》。但毕竟时间短暂，见闻有限。《梁启超年谱长编》日文译本就载有前所未见的文稿，如1899年5月18日梁启超在神户中华会馆的演说等，都是很有文献价值而鲜为人知的资料。又如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梁氏写的《日本友人有以北支那山水图册索题者，为占一绝》：
画图如此好山水，胡骑秋深自往还。唇凿兴亡天下计，与君横槊望榆关。
是他写给日本友人泷川仪的，今藏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译注将梁氏手迹在书端影行。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
岛田虔次是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有《近代思维在中国的挫折》、《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朱子学和阳明学》等著作，不幸于2000年3月去世。我和他在上海、京都多次晤谈。他去世后，我写了《悼念岛田虔次教授》一文，经岩井茂树翻译，在日本《东方》杂志2002年第3、4期连载。岛田最后一项译注，就是《梁启超年谱长编》。书籍甫出，狭间直树教授即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岩波书店陆续寄赠，并谓第五卷准备附出“勘误表”，嘱我阅后提供意见。今年6月中旬，参加此书编译的小野和子教授来沪，也以此相嘱。作为较早阅读此书的中国读者，我当然应该写些读后感。但说到“刊误”，那总是很难避免的，日本译本已经“勘”出先前出版各书之“误”了。这次译本，难免还有鲁鱼亥豕。同时，有的虽有疑问，又难确证，如第一卷380页1898年注二十，底本“郑稚”，“台版”作“郑稚”，日文译本参照《汪康年师友手札》，认为是郑孝胥之弟郑稺（稚）星。但据《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898年3月3日）记：“稚星自正阳关来。”《郑孝胥日记》，第二册，6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那么，保国会筹组时，郑稚星不在北京，“”是否“星”字，似乎还可斟酌。只因我年老体弱，书稿堆积，不能仔细寻求，这是深感愧疚的。
2004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