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庸言》（The Justice），1912年（民国元年）12月1日创刊，由“天津日界旭街十七号庸言报馆”出版。第一卷为半月刊，1914年改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两卷三十期。
《庸言》发刊时，梁启超以为“庸”，“言其无奇”、“言其不易”、“言其适应”。《易·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荀子·不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谨之。”杂志取名《庸言》，“在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家之资格”。实际是在民国成立之初，设想利用报刊，宣传进步党的政治见解。
《庸言》创刊号“建言”中“通论”栏，首发梁启超《国性论》，以为“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全国离心力发动太剧，而向心力几不足以相维。夫使徒有离力而无向力，则星系散地球坠而世界或几乎息矣”，“及今匡救，犹可有为，过此以往，虽有善者，未如之何矣”。
与此同时，梁启超以为“近两月来之立法事业，当以省制问题为最重要”，撰《省制问题》。又将10月20日“在京报界欢迎会”上的讲演《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发表，说是“吾侪惟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尽人有份，而绝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并连续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等文。他既批判袁世凯统治，也批判国民党，基本上反映了进步党的政见。这些文章和其他撰述发表后，曾引起一些人的责难，梁启超在《庸言》第一卷第六期刊登了《梁启超启事》：
一、启超所为文皆署姓名，文中辞义直接全负责任。
二、本报撰述诸君之文，皆经启超校阅，负附带之责任。
三、对于各种问题，撰述诸君各自由发表意见，或互有异同，或与启超有异同，原不为病，故一号中或并载两反对之说，或前后号互相辨难，著者各负责任。
四、启超除本报外，与一切日报、丛报皆无直接关系，故对于他报之主义、言论，毫不负责任。（缘国中多谣传某报某报为启超所办，故特声言。）
五、启超独立发表意见，虽最敬爱之师友，其言论行事，启超一切不负连带责任。
六、启超现在对于国中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无论何团体之言论行事，启超皆不负责任。
梁启超在《庸言》发刊不久，就发表上述启事，可见《庸言》在当时深具影响力。
二
1913年5月，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黎元洪任理事长，梁启超为理事。9月，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任司法总长。次年2月，梁被任为币制局总裁。所拟《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庸言》，第一卷第十八期），《币制条例之理由》、《政府主张七钱二分之理由》（载《庸言》，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整理滥纸币与私用公债》（载《庸言》，第二卷第三期），《银行制度之建设》、《条陈改良司法意见留备采择呈》（载《庸言》，第二卷第四期），正是他就任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时所撰，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司法、币制的看法。其中也有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佚篇，如《政府主张七钱二分之理由》，刊出时，标题下有“编辑者识”：“右稿为梁任公在财政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时所主张，兹从《会议录》录出，以供参考。”佚篇和“编辑者识”都有参考价值。
《庸言》所载诗文，除《馆员姓名录》中所列外，作者还有康有为、章太炎、宋伯鲁、王式通、汤明水、曾习经、朱祖谋、陈宝琛、廖平、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王闿运、叶景莘、易顺鼎、张东荪、贾士毅、吴鼎昌等，其中也有未入结集的佚篇。
由上可知，重印《庸言》，不仅有助于评述梁启超思想及其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系，对民国初期的政局以至有关人物动向的研究也都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