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大约50%的快乐程度是遗传决定的。有的人生来就比较乐观，有的人生来比较悲观。人生中的大喜大悲可能短暂地改变我们的情感体验，但我们会很快地回归到我们遗传所决定的快乐情感体验的水平。有一个研究追踪了22位彩票大奖的获奖者，将他们的快乐水平与22位匹配者对照，结果是在短暂的快乐高潮后，他们并不比他们的对照组幸福。其中有一位获2千2百万美元大奖的女士，在获奖一年以后被诊断为长期忧郁症患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研究者也发现因脊椎受伤而瘫痪的病人在8个星期内就在快乐情感上有很大反弹。一年以后他们的快乐程度只比一般人略低。
第二类影响我们快乐程度的是我们周围的景况。如我们的收入，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程度，智力，宗教信仰等。研究发现这些因素确能影响我们的快乐程度。但一般来说，要改变这些因素以增加快乐的情感体验不是不可能，就是不实际。
最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景况因素可能是金钱。“金钱能买到幸福吗？”是一个困扰世人，包括智者和哲人多少年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从群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来回答。就群体而言，富裕的群体是否比贫穷的群体更多地体验到快乐呢？或对生活更满意呢？研究者对世界各国的富裕程度（购买力，以美国为100）及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作了调查。
研究的主要的结果是，就总体而言，富裕的程度确是与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呈正相关。但是，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后，这一相关性就不明显了。就美国而言，在过去二十年中，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了16%，但是说自己“非常快乐”的人却从36%下降到29%。纽约时代杂志的结论是：“金钱确是买不到幸福。”
就个体而言，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快乐也是短暂的。研究表明，重大的个人财务状况的变动（如被解雇或升职）对人的快乐的程度的影响持续不到三个月。研究者总结说：在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金钱并不是人的快乐程度的影响因素。
在所研究的景况因素中，婚姻，社会关系，和宗教对人的快乐程度有影响。结婚的，有广泛社会关系和有宗教信仰的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较高。研究发现，年龄，教育程度，气候，种族和性别与快乐水平几乎没有关系。
人的健康状况是一个有趣的因素。一般人会以为，健康状况一定与对人生的满意程度直接相关。但事实却是，客观的健康状况与快乐没有相关。而是人们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决定了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但是严重的长期的健康问题会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居里夫人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之后，毅然将原来的100多个荣誉称号统统辞掉，专心研究，终于又第二次荣获了诺贝尔奖。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她家做客，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刚刚颁发给她的一枚金质奖章，大惊道：“居里夫人，能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是极高的荣誉，你怎么能给孩子玩呢？”居里夫人笑了笑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将一事无成。
如此看来，在西列格曼为快乐所设定的公式中，遗传和景况两个因素留给我们有所作为的空间很小。这也就是为什么西列格曼把他的积极心理学的重点放在第三个因素：人的可控制变量上。也正是因为有这第三类变量，每个人，不论你的遗传素质和所处的景况，都有可能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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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快乐的情绪和情感对我们有这么明显的好处，哪些因素影响我们对快乐的体验呢？西列格曼给出了一个公式：H（快乐）=S（遗传）+C（景况）+V（个体可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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