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我的根基，我从酒吧干起就不算奇怪了。我父亲是个酒鬼，我母亲拥有一间酒吧，我家所有的人都喝酒，我最早干的一件生意也是贩酒。酒在我的一生中起了毁灭性的作用，可好笑的是，它也为我提供了成功的机会。如今在我看来，要衡量我的成功，关键不是看我得到了什么，而是看我已经克服的障碍有哪些。通往贝佛利山的路上，沿路都是酒瓶子和药丸，可当我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却一点酒也，不喝，头脑也清晰得很。我不再喝很多酒了，从不喝醉。我不再吸毒，也不抽大麻。这并不是说我在这方面已经很节俭了，我显然有钱消费得起这些东西。在贝佛利山，你可以得到想要的任何毒品，只要你有钱，你可以通过处方得到这些东西：止痛剂呀，镇痛灵啊，等等，随便什么都可以。这里有很多专门推销各种药丸的医生，可我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
以前可并非总是如此。我的一生有很多狂吸乱饮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把握自己。如果我坐下来喝酒，一喝就停不下来了，我会把一整瓶全都喝光。如果我吸安非他命一夜不睡然后上班，我会再吃几颗，一连几天不睡觉。我父亲之所以是个酒鬼，我想足够有理由解释我以前吸毒喝酒的嗜好了。可现在看来，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使我这样。我的兄弟吉米说，人人都在说我以前有多凶，总是气得不行的样子。也许，我喝酒就是为了对付所有那些问题，为了消气。我猜酒和毒品使我的痛苦减轻了许多，可又使我的气愤更甚。可透过旧日的迷雾，我不知怎么就一门心思就只想成功了。我有一种天赋，不仅会喝酒，而且会贩酒。
跟佩吉闹翻后，我找到了一大片心理空间，可以开始考虑别的事情，而不光是日复一日的生计问题。当我重新评估自己的一生时，我想起拿破伦·希尔《通向成功》中的一段话。希尔说，成功所需的精力与求爱差不多。他还说，大部分男人把自己的前半生都用在了追求女人上，而没有把精力投入建立成功的事业之中。这对我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我决心把自己错投在与佩吉纠缠不清的关系中的精力，用在某种赚钱的行当里去。然而，我却没有打算改变自己的多情性格，我只是想着要抛弃这种东西里面的浪漫成份而已——那种在感情上有很大风险的部分。
现在，我在理论上是单身汉了，还新发现了一种热情，由于环境的变更，我的精神也清楚多了。我把在内陆公司和艾尔登普公司合并起来的工资共1800美元交付给了基维酒吧，作为购买我母亲经营的这间酒吧的定金。我答应共付她6000美元，并让她拿一份工资。这是1965年的上半年。我22岁时的推理是这个样子的：我喜欢女人，但又不想与一人长期厮守呢。只有酒吧招待、搞娱乐行业的人和酒吧老板，可以一天到晚就跟女人在一起，他们的机会最多。这样一来，我一下子就进入了酒吧业。
我以合理的价格买下了基维，这的确算不得占了多大便宜。这地方经营得不好，它有卖啤酒的执照，但没有卖白酒的执照。可我觉得自己会把它搞红火。我年轻时到处泡酒吧，因此我认为自己知道哪些酒吧会越来越红火，哪些酒吧开不几天就关门。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要了解客户，还得使些小把戏。当然，我最了解的客户是像我自己这样的工人，特别是山区来的人。戴依登市有很多山里来的人，而基维正好就在这些乡下佬居住的中心地带。大家都来自肯塔基、田纳西或者西佛吉尼亚。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店名改为“乡巴佬酒港”，我决定把这间酒吧办成“打翻在地再拖出门外”的乡间打斗场酒场风格。结果证明，这是个相当不错的营销决策。
原来的基维是一所旧房子改造的酒吧，起居室大得像谷仓，还有一个十分宽敞的后院。我接过这地方后，在后院设了一个马蹄形的赌桌，还在后院围上了铁丝网，这样客人就可以端着啤酒出来喝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搞马蹄赌的。这是春天和夏天的好去处。我还设了很大的一个烤桌，客人们可以坐在这里，边看边赌喝酒的结果。很快，我就使150英里以外的客人也来这里喝酒度周末了，哪怕仅仅只是好玩。我在后院里播放乡村音乐，特别是汉克·威廉斯、罗依·阿卡夫和约尼·卡什的音乐。在这间酒吧里，乡巴佬们可以感到自由自在。人们都喜欢这地方，不久这地方就人满为患了，每晚都挤满了人。第一个星期，我卖出去6箱啤酒，几个月之内。我光在星期天就卖出去600箱啤酒。我的房租是每月150美元，这还包括我在楼上的公寓！眨眼功夫，我从每周干两份工作赚200美元到每周赚1000美元，而且是属于自己的生意。到夏天结束的时候，我把全部投资赚回来了，而且还在赚比以前的工资多得多的钱。我渐渐上路了。尽管有了这许多的成绩，可我本人却刚刚过了可以合法饮酒的年龄。
我从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动粗的人，可我在酒吧第一个月的经历就可谓是血乎乎的了。如果我是在一个讲规矩、安安静静的角落，迎合中产阶层的默不出声的白领工人，那我可能一点事也没有。我的目的是要为一群蓝领工人服务，这些人一坐下来可能就要喝上十几瓶，他们喝醉酒的时候，会一心想着干上一架。这些人都是些普通工人、卡车司机，还有建筑工人，是用拳头来解决不同意见的。酒吧里的格斗是做生意时常有的事，如我很快就发现的一样，他们这些人往往需要我本人亲自出面调解。俄亥俄的酒类法律规定，几乎强迫酒吧老板亲自过问发生在酒吧里的任何事情。经常闹事的酒吧可能再也拿不到继续开业的执照，而这里有没有事情发生，是以警局接到的报警电话为准的。让警察来过问此间发生的事情的代价，可能就是我的执照再也不能续签了——这可不是我愿意付出的代价。再说，如果你找个专治捣乱份子的人来，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粗壮的大力士只会把每个醉酒的家伙招来，因为大家都想试试自己的身手。这对做生意来说，这一点好处也没有。人们也不想让哪个长得肉乎乎的人挤过自己的肩臂来看看你在干什么。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每周得干上两三次架。这可不是指小推小搡或者一般的扭斗，这都是激烈的斗殴，得玩命。
可笑的是，我干的第一场架竟然是跟我母亲和弟弟吉米一起打的。我有好多年没有看到吉米了，他当时可真算得上是个坏人。他才18岁，喝酒却相当厉害，而且因为好多小麻烦坐了牢，此刻还在保释中。我很喜欢他——毕竟，他是我兄弟——可是，他也极逗人烦。他认为酒吧是他的第二个家，以为自己在这里应该得到特别的权利——包括最先占有最漂亮的一些女人。“乡巴佬”开张的第一个星期，他就带着一个名叫帕内尔的朋友过来了。他和帕内尔立马就看上了跟其他几个男人坐在一起的两个女人，雄性激素开始流动起来了。几分钟之后，打斗开始，其中一个人拿着刀朝帕内尔连捅了两刀，另外一个在吧台上敲碎了酒瓶，然后用开了口的酒瓶捅了吉米，还有一个抓起酒杯扔过来，把我母亲的眼睛底下砸破了。这场战斗几乎打了半个小时，我尽了最大努力劝架，不让自己伤着哪里。如果我不参与进去，一定就会出人命。最后，一方面是打累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大家都累垮了，因此我就出面调解了。地上满是啤酒和血迹，看上去就好像刚在这里杀完了猪。帕内尔活了过来，吉米也活下来了。我母亲缝了好几针才闭合了创口。这场打斗使我第一回体验到了开酒吧的难处。
乡巴佬酒港打消了我一切的杂念，我愿意为它的成功付出一切代价。我没有考虑到反复进行的暴力活动的后果，哪怕刚开始的时候我差点杀了一个人。吉米在这里打架的几个星期后，我跟附近一个名声不好、名叫尤金的家伙干了一架。尤金一家名声不好，是当地最臭的一个。我第一天就听人说，他要是在附近，事情可不太好办，他会让我干不成生意的。我建议他走远些，可有一天他还是来了，喝得烂醉。我在照看酒吧的生意，并对他说我不会为他服务。这并没有吓住他，他反而咕噜着说：“我会自己照看自己。”说完就来到吧台后面了。我本不想打架的，但我早已下定决心，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不然你就只好把生意拱手交给邻近的流氓。我的确有狂暴的一面，若有人想跟我干，我也可以凑一个角色。尤金在酒吧乱转时，我拿起了藏在吧台底下的一支点三八口径手枪，打开保险，然后直接端着枪对准他的脑袋。“你给我站住！”我大喝一声。他继续朝前走。他可真的算不得一个聪明人。我早就知道，乡下人喝醉酒后很难控制自已，尤金也不例外。可我也不能临阵脱逃，毕竟这是我的酒吧。当他朝我走近时，我准备用枪托死劲敲他一下。他那被酒精泡糊涂了的大脑反应已经迟钝了，完全没有避开的意思。我轰地一声朝他双眉间砸去，砸中的同时，枪也响了。子弹撕开了他前额，在头皮上划了一道深槽，但没有打穿他的脑袋。他朝后一个踉跄，然后轰地倒在地上。我没有能够杀死他，这完全是一点点运气。我抓住他的脚踝，拖着他出门，扔到了外面的停车场上。自从，他再也没有来过。
乡下佬酒港开业后，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处理一连串模糊不清的事情。我开始每天20小时的酒吧服务，管理这个地方，不断地提升它的品位，完全投身于赚钱的事情当中，而且不断取得成功。到1965年年末，我在戴依登东区又买下了第二处酒吧，取名叫“拉里酒廊”。拉里酒廊靠近好几家工厂，还处在一条繁华的街上。我重新装修了这个地方，安装了一台自动点唱机、几台弹子球机和和普尔球桌。这几招十分奏效，酒廊立获成功，很快做到了“乡下佬”3倍的业务量。我两处来回跑，尽量支撑自己。有时候，一处正打得火热，另一处又峰火初起。出现这种情况，我会立马跳上汽车，像神经病一样赶赴另一现场，力图化解纠纷。开工人酒吧是件高风险的事，压力也大，我经常是一连两三天不睡觉，安非他命让我撑下去。我没有私人生活，更不消说与一个女人有任何浪漫关系，因为这会牵涉到感情投入。我跟好几个女人来往，可那只是性，谈不上爱情。我希望把与佩吉之间的关系中受到的伤害抛在脑后，无休止地工作和没有感情投入的性生活是我的策略。有很多情况下，这是有效的工作方法，可有时候无意间也会遇到一些人提起我的过去，因而涉及我本人，其中一个人就是弗兰克·里德。
里德就是那个搞大了佩吉肚子的家伙，我并不认识他，我从来没有面对过里德，因为所发生的一切我并不责怪他，我只是有些恨他，因为他代表着某种东西。在我的婚姻当中，他是佩吉不忠的象征，现在他又使我想起了自己痛苦的过去。里德住在拉里酒廊的附近，有一天晚上突然不期而至。他已经喝醉了，正四处惹麻烦。已经很晚了，我刚倒出普尔球桌和点唱机里的硬币，正在分捡硬币然后打包，他就跑进来四处打量，看到了我，并朝我坐的桌子这边走过来，停了一会儿，双眼盯着我，双手插在裤子后袋里。这是个男子汉姿态，目的是要我看好了。这家伙以为他是约翰·韦恩。他个子很高大，对我吼了一声：“我是弗兰克·里德，听说你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一场打斗在所难免。我感觉到自己体内热血沸腾，这酒鬼在揭我的伤疤，而我却不愿提起过去。而且，他是在我自己的酒吧里威胁我，我显然不准备退缩了。我从不退缩。我站起身来，抓起一包硬币捏在手中，等他走到跟前来。他径直走到我跟前，站住了。他的脸离我的只有六英寸远。我们彼此对视了一会儿。接着，我眼睛也不眨，径直一老拳挥过去。他应声倒地，可立即反扑过来，头朝下像疯牛一般。战斗开始了。他隔着桌子把我打翻在地，然后骑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挣扎了几分钟，最后，我的头不知怎么就夹在他的双膝底下了。我就这样直盯着他的胯部，拼尽因肾上腺素而调集起来的全部力量，一头朝他的裆部撞去。这一击真令人满意，稍为有些过份地扳回了局面，他可能再也搞不成女人了。他惨叫一声低下头去，大口喘着粗气。我跳起来发泄着全部的愤怒，踢着他的腹部，再踢肋部，最后又踢他的脸。弗兰克·里德已经成了替罪羊，承受了压抑已久的痛苦。我拎起他来，把他仍在门外。我过去的回忆就随他而去了。
因为两间酒吧都在赚钱，我决定再扩大生意，另开第三家，这次是在戴依登的西区。跟拉里酒廊一样，这地方也是靠近好几家工厂，是工人密集的地方。我决定把它叫做“工厂”。因为离工厂很近，工人们午餐期间可以走过来，因此我还在这里提供午餐。我想，虽然食物并没有酒赚的钱多，但销量越大，收入就越多，到现在我才明白，一开始不起眼的东西，你实际上是可以弄得很大的。比如说，客户往投币机里投的那些三三两两的硬币，加起来的数量大得惊人。我希望在“工厂”里多放几台这样的机器。几个星期以前，我打弗兰克·里德用的那包硬币并不全都是我的——我得把其中的一半交给卖机器的公司。如果已经有三间酒吧，再把这笔钱交给别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可以自己做。在拉里酒廊，自动点唱机每月可得1000美元，弹子球机和普尔台球每月可得1200美元。那时候，一台点唱机才1000美元一台，普尔球机才500美元。这笔钱的数字没有大到难以支付的程度，我给克利夫兰的销售机分销公司打了电话，自己买了点唱机。
三问酒吧生意都不错，因此光是售货机我每月都能赚四五千美元。看样子，这样赚钱不需要太多的花销，也不必动什么脑筋，因此我决定自己做售货机生意，向城里其他的酒吧兜售这种机器。我可以低价倾销，但仍可赚大钱。我给这间新公司取了个不小的名字：美国售货机公司。这听上去相当有气魄，人们自然也会以为这是间相当大的公司，而我实际上只是在自己的车库里从事这项业务。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我疯了，因为做售货机买卖的听说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专营业务。一般来说，你不可能拥有一台售货机，更不消说你敢向别人出租这样的机器，除非你依靠这样一些匪徒。我可不管，就跟山里人经常说的：“命里注定要淹死，绳挂脖子也没事。”这些匪徒从没来惹我，我认识一些暴徒，但从不跟他们做生意。如果你不与他们做生意，他们一般也不惹你。如果说我会被弄伤，多半也都是些喝醉了酒的家伙。我买了香烟机、糖果机、弹子球机、普尔台球机，还有自动点唱机。我把天生的兜售技巧全都用上了，不多久全城各处都布满了这些机器。我起步的时候，全戴依登城共有14家自动售货机公司，到年底的时候，我的公司已经成为全城第四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