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3年，也就是5年之前，我被枪打中，康巴里广告同一个月在《风尘女郎》上登载，还有好像永无止期的极度疼痛——有一天下午，我看着阿尔西娅说：“你脸色看上去极差。你得关心自己。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到这时，我们的生活已经只剩下每天吸毒了。我希望哪位医生也许能给她一些帮助。我很可怜，可再怎么样也不会忘记我爱着这个女人。
“你要是不停下来，你永远也不会感觉好些的，”我告诉她。
“我知道，”她说，“也许我会停下来的。我一直感觉很不舒服。”
她差不多不再吃东西了，瘦得像幽灵。一位医生让她接受了一连串的检查，苦口婆心地对她讲自我关心的必要性，然后让她回家了。他说，如果测试结果有何不妥，他会打电话过来。
几天之后，阿尔西娅在我们的卧室里接了一个电话。是那位医生打来的。在她认真听电话的时候，她憔悴的脸上显出震惊，然后是悲伤的表情；再后，她的表情就很木然了。她没有说再见就挂上了电话。哪怕我已经吸得呆头呆脑了，可是，我还是感觉到一定出什么麻烦了。她走到床边，坐在床沿上，然后说：
“我接到一个坏消息。”
“怎么啦？”我嗫嚅着。
“的确是很坏的消息。”
“什么消息？”我又问。
“我有爱滋病。”
这些话穿透了我的意识，就像罗伦斯维尔的那些子弹击穿我的腹部时一样。我不知道说什么，因此我只是躺在那里，抹去我眼角的泪水。过了一会儿之后，我说：“我们要与这东西抗争。”
“用得着吗？”她说，“这是死刑。”
“我要送你到梅欧诊所；我们会改善你的饮食，我们要试试这种机能整体药物疗法——也许这能改变你的免疫系统……”
我喋喋不休地数着一大套办法，而阿尔西娅却起身离开了房间，寻找她的下一顿药。再劝她戒毒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了。她已无心自救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阿尔西娅会与某人共用针头，染上肝炎或者爱滋病。她总说没这可能。
“我不跟别人共用针头的，”她说。“我可能算个瘾君子，可我是个有钱的瘾君子。我自己买得起针头。”
当我们得知她染病时，阿尔西娅立即怀疑，她之所以出现HIV阳性，一定是输血造成的恶果。她曾经历过外科手术——是子宫切除术——几年以前在世纪市立医院做的。当时，正是爱滋病毒流行时期，血样还没有经过筛选。如果她没有跟别的男人睡过——我可以肯定这一点，因为她更喜欢女人——如果她真的没有与别人共用过针头，那么，她的假设有可能是真的。
阿尔西娅被诊断出爱滋病之前就已经有毒瘾了，可是，这之后，她的毒瘾更甚了。她已经没有了求生的希望，相信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戒除这毁灭性的恶习了。她的疾病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使她变本加厉地大吸可卡因和海洛因，还有一种完全失控的生活方式。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她在浴室里昏倒在地上，胳膊上还挂着针头。如果她没有晕药，她又重新吸得轻飘飘的。她已经成了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吸毒角色，一边是摇滚音乐会，一边是幕后的吸毒表演，还经常光顾恶名远扬的黄昏脱衣俱乐部。自己的意识得不到改变，用药也无济于事，这对阿尔西娅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她一刻也不能让自己的头脑清醒着，少不得海洛因在血管中产生的烧灼灵魂的作用。面对这所有这一切，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干瞪眼：有心无力、半身瘫痪，自己也在痛苦中。
接下来的几年是永恒的痛苦，可是，只有很少一段时间我是与阿尔西娅在一起的。我关在联邦监狱时，我无数次出现在法庭里，我进行总统竞选——所有这些事情，还有其他更多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我的时间，还吸走了我有限的精力。阿尔西娅专心致志，身处远处，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圈子：一些功能紊乱的吸毒者。我们共住在一间屋里，每天彼此见面，可从深刻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两人都心不在焉。她染上毒瘾，我也因为去痛而用药，两人都弄得糊里糊涂，这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在我们之间造成一种无法弥补的裂痕。我们对彼此的爱丝毫未减，可是，我们表达这种爱的能力已经受到了无望的损害。我无法帮助她，她反过来也不再需要帮助。我们完全是在过一天算一天。我们的时间感压缩了。一个小时就像是永恒。时钟测量的仅仅是她每次用药之间的间隔和我的剂量。私密已经成为不可能了。真正的对话非常困难，面对现实无从谈起。
因此，1987年6月27日——这样悲伤和绝望地生活了几年以后——下午，我一直坐在床上看电视，硬撑着。阿尔西娅伸开四肢躺在我身边，打一会儿盹，又不时瞟一眼电视上的日问小测验。我们俩人双眼凹陷、面无人色、表情木然，活像两具僵尸。房间里很暗。主持小测验的人乏味的谈话和焦急的竞赛者畦哇的乱叫声充斥了整个房间。我们没有说多少话；一直就没怎么说话。我们之间的对话——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都是些掐头去尾的句子。她从床上起来时，我问：“哪儿……？”“澡，”这就是她麻木不仁的回答。她拖着脚去了浴室。一会儿我就听到水流声，因此又回头看电视。看了两三个广告之后，我注意到水还在流。洗了多长时间了？这愚蠢的节目我看了多久？那是个很大的浴缸，可现在早应该放满了。
突然间，我警觉起来。我感到自己有可能搞错了，这使我感到不自在。水是放了5分钟还是15分钟？我不知道。通往卧室的门打开了，值白班的护士来了。我带着松了一口气的神情看着她，说：“请看看阿尔西娅好吗？”
“好的，弗林特先生，”说着就进里面去子。这护士是个小个子女人，嗓门很大。
她突然间从里面猛地退出身来，回到了卧室这边，尖叫声从浴室的墙壁反射出来。
我突然警觉起来，大声喊道：“怎么了？”
“是阿尔西娅！”她大叫着：“她淹死了，要么就快淹死了！”
“哎呀，我的天，快把她弄出来！”我尖叫起来，“你得对她进行人工呼吸！”
我感觉到了完全彻底的无助。轮椅不在床边——没有一件他妈的什么事情是我能做的。护士费尽吃奶的力气把没有反应、浑身苍白的阿尔西娅弄出了浴缸，拖到卧室里来了，并着手实施心肺复苏。
“她停止了呼吸——她死了，”护士哭起来。
“别停下来！”我回答说，一边抓过电话拨打911。
医护人员几分钟内赶到，护士还在做心肺复苏。他们沿着楼道跑上来，直接来到卧室，抱着氧气瓶、便携式心脏监护器和一只装满医疗用品的药箱。他们蹲在地上，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手上戴着橡胶手套，抢救着阿尔西娅没有生气的身体。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她死了。
我坐着，还陷在床上，看着房间那头瘦弱和没有生命的一具尸体，而那就是以前的阿尔西娅。这可真让人受不了。我感觉木然。欲哭无泪。我伸手打电话，找吉米。他还在肯塔基。
“阿尔西娅死了，”我单调地说。
“我真难过，拉里，”吉米说。
“你能帮着照料葬礼的事吗？”我问。
“好的，”他说，“我会安排好的。我在这边安排，你在那边安排。”
“好吧，”我说。
“我会打电话来的，”他回答说，然后挂了。
几分钟后，阿尔西娅的医生来了，签署了死亡证明。殡仪馆的服务人员来了，带走了她的尸体。她吸了过量的海洛因，昏倒，然后淹死了。我想，这好多了，比被爱滋病慢慢折磨致死好得多。
一种麻木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持续不散。令人惊讶的是，我对失去深爱的一个人竟然毫无知觉。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阿尔西娅·莱莎·弗林特是唯一、独特、不可替代的一个人。我为什么会什么感觉也没有呢？也许，是我生理的疼痛掩盖了感情上的伤痛；也许是触及灵魂的药品夺走了我感到悲伤的能力。我不知道。我也不向上帝抱怨。我不再相信上帝了，我只是往前挪着，不想问那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期间，吉米安排好了葬礼的事情。我想把阿尔西娅埋在雷克维尔的弗林特家族墓地里。因此，我让殡仪馆的人把阿尔西娅运到肯塔基，几天之后我也跟去，乘坐我的喷气机飞到了普利斯登伯格机场。吉米在停机坪迎接我，开车到了城里。我们没有说多少话。吉米安排让包勃·哈林顿从新奥尔良飞过来主持葬礼。开车经过一片绿色的乡间时，我考虑到了阿尔西娅在公众中的宗教立场和她个人的信仰之间的差别。对于那些不了解她的人来说，阿尔西娅要么是对宗教麻木不仁，要么是对宗教怀有敌意。她有理由心怀敌意。那个信教的看门人曾对她进行过性虐待，她的这个经历就是足够的理由。可是，我知道，在她的心中，她还是相信上帝的。我希望使她的信仰得到确认。
车在山谷间蜿蜒驶过，我的思绪里满是儿时的回忆。我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都葬在那里，我的小妹妹朱迪也葬在那里。现在，我得回来安葬阿尔西娅了。我们经过父亲的家，经过了吉米在我父亲的地上新盖的家。吉米的房子后面，山谷向上斜伸，在一处俯瞰着山谷的小山丘上——弗林特祖辈几代都生活在这里——就是家族的坟地。有几处简朴的墓碑给这个地方作了标记。司机把车停在吉米家的旁边。我看到两三百人聚集在新挖的坟墓和阿尔西娅鲜花点缀着的棺木。前来吊唁的人站在青草漫漫的山坡上，小声地说着话。小圆丘上站着包勃·哈林顿。我在墓地旁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在轮椅里，感觉到沉重而没有生气。哈林顿发表了一篇南方传统的颂德文。我记不住里面都说了些什么。我的思绪全在心里。我以后怎么办呢？再活下去有什么意义？我拥有美国最赚钱的出版帝国之一。我很富有。美国最高法院很快就要听取我的申诉——这是美国历史上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最为重要的司法案件之一。我从肯塔基山区冲了出来，远远超出了我儿时最不着边际的梦想。可是，没有了阿尔西娅，我所理解的自己的生命，好像就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