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决定后，我们开始谈生意。要让杂志运转起来，我得筹足前6期的款项。他们告诉我说，我不可能看到卡比托出一分钱，除非第7期出来。这意味着要50万美元才能动手。“50万美元！”我对自己说：“我到哪里去搞这么大一笔钱？”回俄亥俄的路上，我心里在打主意：停止为员工交预扣所得税，也停止向政府交营业税，这样的话，我估计可以很快筹到约35万美元，再通过其他各种办法筹集余下的款项。我也就这样干了，但我并不劝诫大家都按这种办法来筹集投资款项。我的律师后来告诉我：“你知道，如果他们早先抓到你了，你可能早就压在班房底下，而不光是进班房了。”
到1974年7月，新的《风尘女郎》第1卷第1期出来了。发行人栏里把我列为出版人，龙·凡腾是协作出版人，我弟弟吉米是副总裁。这是在芝加哥急急忙忙弄出来的东西，就像中学版的《花花公子》。我在首期出版人宣言中写道：“任何人都可以当花花公子，可是只有一个男人才能看风尘女郎。”也许是吧，可这本杂志却他妈的糟透了，它看上去像狗屎。我在与凡腾的协议条款中曾写明，我会给他时间，让他在成为法定股票持有人之前决定是否坚持到底。当他看到杂志，看到事情砸了后，他想开溜了。因为离第2期出版只剩两个星期了，我把办公室搬到了俄亥俄的哥伦布，在不知道全国性杂志到底该怎么办的情况下，慌里慌张地继续干下去。我请俄亥俄大学的学生自由投稿，从纽约的图片公司购买库存图片，好歹把8月份的一期凑起来了。我从认识的一位摄影师那里买到了封面图片的版权，我曾看到他在墙上挂有这张照片。东西是出来了，可看起来很糟糕。
接下来的一期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我开始慢慢地使这份杂志有些特色了。我希望它能够反应我个人的坦率和有一说一的风格。可是，好像没有多少人喜欢。这期间，我们已经得到第一批评论了，登在纽约的一份小报中。在一篇由布鲁斯·戴卫撰写的专栏文章里，《风尘女郎》大受赞美，说它正越过《冰箱月报》而成为美国最无聊的杂志。我给《房事》的出版人阿尔·哥尔德斯坦恩打电话，说载维的描述是非常恰当的。然后，作为回报，我聘用了戴维。从此以后，他一直为我工作。这是一项很好的高瞻远瞩的决定，布鲁斯·戴维证明是位非常聪明、领悟力极高的人，他不仅理解我的意图，而且能够加以实施——把一流的写作高手和编辑都召到了《风尘女郎》的各个栏目里。
《风尘女郎》的第一批模特儿是从我自己的夜总会里挑选出来的。从第3期以后，我开始在全国的分类广告里刊登小广告，我得到的反应使我很是感到惊讶，很多女人急于找个机会来拍裸照。如我后来发现的，在俄亥俄比在洛杉矶找模特儿容易些。开始，我为每个版面付500美元。后来，我把价格提高了，特写部分1500美元，中央对开的3000美元，这个价比《花花公子》低多了。可是，为什么要付更多钱呢？我们的模特儿总是供大于求。有些人——从来不包括我们的长期订户——说我们的模特儿没有《花花公子》里面的漂亮。这个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的许多模特儿都是先在《风尘女郎》上拍照，然后才去那家杂志的。
到第5期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特儿长相风格。
我想方设法确定出现在《风尘女郎》里的女人正确的扮相，同时也在考虑人们希望读到些什么内容。我的指导原则是，让他们“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我希望按人们实际的需求满足他们，而不是别人认为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这份杂志是否应该包括生活方式方面的话题、电影评论和对主流人物的采访，《花花公子》就是这么干的。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尝试新东西。在我看来，如果主题和杂志的中心焦点是性，那么它的全部内容都应该从属于这个目的。我希望杂志里不存在什么虚假，而应该有很多幻想、虚构、漫画和极逗人的笑料。我希望在人人机会均等的基础上，让大家都感到极不自在。我决定开办卡通系列，讽刺黑人、白人、犹太人、基督教徒、富人和穷人，到底会得罪什么人，我可管不着。我希望提供一个说话的地方，让工厂、车间和普通人在各种劳动场合开的黑色玩笑都有表达的一席之地。笑料总是他们的放气阀，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可以将很多不快付之一笑。
这非同小可的一期是1974年11月的那一期，《风尘女郎》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精印”，印刷质量和照片的质量终于汇成一体了。这一期出来后，我抱着一线希望，但愿它卖火起来。此乃希望所：如果我关于照片和编辑内容的想法是对的，那这一期就应该是一颗重磅炸弹；如果人们不喜欢这种新的直露，我的末日就快到了。由于印刷和发行、销售及收款需要很长时间，我的钱都快用光了。《风尘女郎》的头四期卖得不好，成本都没有保住。到12月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风尘女郎》第11期卖得好不好，而此时我已经在着手准备1975年2月份的那一期了。
这期间，我把风尘女郎俱乐部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挤了出来。如果不从俱乐部里搞钱来，也可能就没有2月份的这一期了。我知道到目前为止，要么就让《风尘女郎》挺下去，要么就去坐牢。税官的鼻子都嗅到我脖子上来了，风尘女郎俱乐部是我的主要现金来源，可我却把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杂志上。我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我得管理俱乐部，以筹措出版杂志所需要的资金；可管理杂志的时候，我又没有时间去管理俱乐部。我不能这么长期撑下去了。最后，我给一位老朋友打了电话，就是比尔·阿伯拉姆斯，请他接过俱乐部的管理工作，他也欠我一份人情。阿伯拉姆斯是我唯一信任能做这项工作的人，他不会哄我，更不会偷走什么东西。有比尔做这项工作，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干杂志和对付借款人了。大部分借钱给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骗他们，我把他们放在我的“稍后计划”。如果这没有用，我就把他们放在“TLC方案”中，给很多时间注意他们，但钱还得不多。我在心里记住那些真心帮我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尽量加以回报。这期间，最新的一期已经付印了。
这1975年2月的一期引发了震怒。从印刷厂往外发货时，在我的全部批发商中，约有40％的批发商拒绝接货，加拿大的全部批发商都不要货。当我还在源源不断地接到坏消息时，我得知我在哥伦布当地的批发商罗杰·谢拉也不准备推出本期。更糟的是，谢拉当时是“期刊分销协会委员会”的主席，他准备起草一份备忘录给所有成员，建议他们不要接受2月份的这一期。我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这份备忘录的出台，我打电话找到了谢拉的秘书，告诉她说，我希望立即见到谢拉，因为事关生死。我从没有见到过谢拉，也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可以求助的。他虽不太愿意见到我，但仍勉强同意了。我到了他的办公室，准备做或者说任何事情以获取他的支持。我在他办公桌前坐下来，直切正题：“别想他妈砸我的锅！”谢拉不太习惯像我这样单刀直入的人，因此忍住没笑出来。“我刚得知，加拿大已经退回5万份。如果你不推出，你的成员不推出，我就玩完了。”我恳求他说。如果哭能解决问题，我倒愿意哭一场。“而你是不愿意看着我完蛋的。”我乐观地加了一句。他在椅子里挪动一下身子，一脸不舒服的表情。一场激烈的对话接着就来了。
谢拉告诉我说，他之所以不想推出这一期，是因为他担心他的人马可能会因此被逮捕。他说，杂志弄得这样直露使他极感不安，并认为这对他本人和生意都是极为不利的。他说：“我的形象会押上赌桌，而我的公司可能因此倒楣。”我可管不着他的形象问题，而且我知道，如果他推出这一期，杂志一定会卖火，我们双方都会赚大钱。最后他说，如果哥伦布缉捕队保证不抓捕他的任何销售人员，他可以推出这一期。他可能认为这事情就这么完了——我会放弃，然后走开。他错了。我站起身来，说：“好吧，我会让他打电话给你。”
我走出罗杰·谢拉的办公室，像一个前去完成某种使命的人。我跳上车，走进一家成人书店，买了3本无限制性的色情杂志，装进我的手提箱，径直奔往警局。我打听缉捕队长官的办公室，然后进去，自我介绍起来。我告诉他说我开着风尘女郎俱乐部。“我知道你是谁。”他说。接着我告诉他说，我开办了一家杂志。他说，这他也知道。他说话的腔调里没有透露出他对我的看法如何。我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我是出版业的新手，也不希望越过界线。我希望你看看《风尘女郎》2月份的这一期，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我从手提箱里抽出一本递给他，他顺手翻了几页，停了下来。接着我说：“你想看看一些真家伙吗？”我从手提箱里又抽出几本。他扫了一下封面，拉出抽屉，拿出几本跟我手上差不多的几本杂志。他解释说，这些杂志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他正在考虑要不要逮捕经销这些杂志的人。“比较起市场上卖的那些杂志，《风尘女郎》的确算不得什么。”他讲，还说“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想跟他拥抱一下，可心想这不是个好主意。“劳驾把你刚才说的话跟我的分销商重复一遍好吗？”我请求道。他同意了。我立刻拨通了谢拉的电话，并让这位警官直接跟他谈话。这事就这么摆平了，备忘录总算没出来。
2月份的这一期《风尘女郎》全部售缺，可加拿大分销商们却仍然拒绝接货。到4月份，每期的毛收入已经达到50万美元。销售量、发行量和利润突然间直冲云霄。恰到火候，正好在税官按时间该来敲我的门之前，我付清了所有的工资预扣税和营业税，税务机关和俄亥俄政府已经成功地资助了《风尘女郎》杂志，我本想给他们寄赠一份感谢信的，可又想他们不一定会觉得这事特别好笑。到6月份，俱乐部不再需要给《风尘女郎》凑钱了，反而得到《风尘女郎》的资助。事实上，风尘女郎俱乐部已经成了绊脚石了，现在到了再次飞跃，彻底摆脱酒吧生意的时候。我开始寻找买主。我人生的新篇章就要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