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那块车牌子应该说明一下。我想过，我有可能突然死掉--比方说，在街上被汽车撞死，或者中了风--总之，不是顾影自怜或忽然伤感，而真有这种可能性，因此要对自己做些总结。所以我做了个车牌，上面写着我是诚实的人。这牌子挂了好几天，没有人注意。我当然不是说自己从没说过谎--这种人就算有也不在中国--与此相反，我要承认自己真话不多。我是说我在总体上是诚实的。这就是说，我做任何事都尽可能偏向诚实。这一点谁也不能提出反驳。但是我前妻见了这牌子，就像见了天大的笑话一样，这大大挫伤了我的自尊心。
有关汽油和毛衣的账是这样算的：汽油是进口的特供物资，而且又是危险品，一般人搞不到。假如你是有汽车的人，那就要多少有多少，假如你不是，汽油就是无价之宝；而毛衣是王二手织的工艺品，假如你是王二，那就要多少有多少，假如你不是王二，那也是无价之宝。以上算法是对人民币而言，假如拿到港口附近的美元黑市上去，毛衣值得还要多一些，因为王二是科班出身的工艺美术家，本人又有些名气。
用美元来算，劣质柴油和机织毛衣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除了某一种特定牌号的柴油可以卖给流浪汉，因为可以当毒品吸--但是到黑市上买卖东西是犯法的，所以这种算法不能考虑。在可以考虑的算法内，毛衣和汽油等值。顺便说一句，柴油是各种东西兑成的，成分复杂而不稳定，有时能创造出一些奇迹。有些柴油可以炒菜--这就是说，菜籽油掺多了；有些柴油可以刷墙--这就是说，桐油掺多了；有些柴油可以救火--乡镇企业的产品常是这样，当然是水掺多了。只要不是最后一种情况，都可以加入我设计的柴油机。我的设计就如一口中国猪，可以吃各种东西，甚至吃屎。奇迹归奇迹，它们还是一堆破烂，一文不值--因为它能把你的生活变成垃圾。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有两种办法可以创造真正的价值。一种是用工业的精巧，另一种是用手和心。用其他方式造出的，均属大粪。但是大粪没有危险性。我住在山上一座木板房子里，地板上铺着自己做的手织地毯，墙上挂的挂毯也是自己做的。我还有一台Fisher牌的音响设备，这是用挂毯跟小徐换的。我的房子里很温暖，很舒适，环境也安静。晚上我躺在地毯上听美国的乡村音乐，身上一点都没有发痒。这是因为白天在她家里洗了个热水澡。这件事很不光彩，但是我没法抵挡这种诱惑。在那个白瓷卫生间里，我还喝了几口喷头里出来的热水--是甜的，比发给我们的饮水都要好。当时我渴极了。在此之前，她给我可乐，我没喝。这似乎证明了我前妻的话：只要我能克服违拗心理，一切都会好。我前妻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房子很漂亮，安着茶色玻璃窗子。院子里有几棵矮矮的罗汉松，铺着很好看的地砖--第一次看到时我入了迷，后来就讨厌这种地砖、这个院子。她还问我为什么老不来，我说市长就住隔壁，这当然是托辞。真正的原因是我没有这样的院子。但是假如这样说了的话，她就会嚷起来：你跟我计较有什么用？这世道又不是我安排的呀！
也许是因为白天洗了澡，也许是因为屋里太暖和，我身上的那个东西又变得很违拗。那东西直起来以后，朝上有一个弧度。因为它的样子，所以是我前妻调侃的对象。事实上这样子帅得很，所有表现它的工艺品全是这样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敲我的窗子--原来是我前妻。她把自己套在一个透明的塑料斗篷里--现在女人出门都要套这种东西，否则就会与烟炱同色。在这件斗篷下面，是我送她的毛线外套--我把它织得像件莲花做成的鱼鳞甲，长度刚好超过大腿--再下面什么都没穿，除了脚上的长统靴子和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她是走着来的，大概走了一个半小时吧，但她还是强笑着说：我来谢谢你送我毛衣。焐了老半天她才暖过来。我们俩做了爱，她在我这里过夜。她说：你的确是个诚实的人。和诚实的人做爱有快感，和不诚实的人做爱什么也感不到--就这点区别。
我前妻已经三十五岁了，依然很漂亮。她想留下来和我过几天，但是我没答应。第二天早上起了个大早，用摩托车把她送了回去，然后再去接小徐。这一次她不肯穿那件毛衣，怕把它搞脏了，就把自己裹在一条毯子里，在后座上裸露出光洁的两条腿，让半城的人大开眼界。在我年轻时，这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是现在什么也引不起。假如风纪警察把我逮了去，我就说我是技术部的。假如他还是不放我，我就说我有点毛病--为什么只准别人有毛病，不准我有毛病？事实上技术部的人只要不杀人放火，并且别被保安逮到，干什么都没问题。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假如我被判定得了数盲症，就不会和领导的夫人乱搞。得数盲的人不乱搞，假如组织上不安排，连自己老婆也不搞。我想这一点应该让上级知道。
我是中国年龄最大的工程师，这是我前妻告诉我的。我做技术工作有很多年了。我前妻还说，假如我患了数盲症，给我重新安排工作时，要计算我的分数，在算法公式里数盲前年龄和数盲前工龄占很大比重。她给我算了一遍，发现已经到了天文数字。我一旦数盲，就能当个省级干部。这就是我们破镜重圆之时，到了那时，市长会接到一份录音文件--某发某号冒号自即日起逗号某同志括号起女括号终不再担任你秘书和夫人句号她括号起女字旁括号终的工作由某某某接替句号完句号。然后她就拿一份红头文件来找我，说道：王二，咱俩复婚吧。你在这文件上画个圈。此时我就会问：往哪儿画？而且画出个锯齿形的阿米巴。考虑到现在画二十厘米以下的圈不用圆规，实在难以想象，但这是真的，假如我得了数盲症的话。这一切都明明白白，不明白的只有是谁来安排这些。我前妻说：我们呗。说着挺起了乳房，但是假如我得了数盲症，就会看不出她挺的是乳房。数盲在这方面表现极差，据说只会说一句话：今天机关布置和家属过夫妻生活，你安排一下。你给他安排了，他又分不出前胸和后背。
有关夫妻生活的故事，我是知道的。据说数盲都是这样进行的：看着女人的肉体，傻头傻脑地说一句：夫妻生活要重视呀，然后流一点口水就开始干了；一边干，一边还要说些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之类的中外格言。女方一致认为，在这种时候想要分出哪里是肚皮哪里是阳具颇不容易。除此之外，那些中外格言全是老生常谈。她们管这件事叫做被肚皮拱了一下。我的问题是没有能拱人的肚皮，肚脐眼倒是凸出的，但是那一点东西太小了。我的骨头架子很大，但是人太瘦了。我前妻的话不是认真说的，而是想挑逗我。据说尚不是数盲的人一想到未来，就会性欲勃发，而得了数盲症的人不管你说些什么他都不勃发。谁都知道，我不会得数盲症，要是能得早得了。但我也不是那么容易挑逗的--我已经四十八岁了。到了这个岁数，人不得不一本正经。
有关拿肚皮拱人的事，还有些补充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一世纪，最具危险性的是信息。做爱这件事，除了纯生物的成分，就是交流些信息。爱抚之类全是堕落的信息，带有危险性。中外格言则是些好的信息，但对勃发没有助益。好在他们的肚子不管勃发不勃发，老是挺着的。
我前妻对我说，你又吓坏了？因为这时说服工作（马上就要谈到，不是针对我的）也不管用了。自从要了一回汽油，我们就和好了，她天天都要来。这时候我们都赤身裸体，躺在我家的地毯上。我告诉她，我不再是年轻人了，不能要求得那么多。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我想起了红毛衣就魂不守舍。那个小姑娘清纯俏丽，乳房紧凑，最主要的是傻乎乎的，一勾就能上手。从一个方面说，年轻人属于年轻人，不属于我。从另一个方面说，我觉得我是个傻瓜。像这样的事决不能告诉我前妻，否则她会敲着我的脑袋说：送上门来的都不搞！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我不可救药了，这一点领导上早就知道。主要的问题是谁是领导。一方面，领导是一些全秃顶或半秃顶的大肚子数盲，负责作报告和接见外宾，这些人谁都不知道我。另一方面，领导是一些女秘书，负责接电话、批计划，这些人都知道我，因为每天都要打交道。今天早上我给省物资处摇电话，催问我们的铸铁和铜材，摇着了一个陌生的女秘书。我马上自报家门：我是北戴河王二，眼看过年了，今年的铸铁怎么还没到？对方应声答道：知道你！你是寂寞，是乡愁，是忧郁的老大哥……这就发生了一件常常发生的事，给上级机关打电话，必须忍受调戏。她说的那些鬼话和我的照片都登在这期的妇女杂志上。假如你不顺着她说几句，以后永远别想和她谈铸铁问题。结果一扯就是一个半钟头，一直扯到你还和老左好？真是不可救药。为了工作，不得不做点牺牲。我说：我正在考虑改变一下呢，告诉我你的三围好吗？电话就断了。再摇也摇不通了，真叫人恼火。我原准备谈完了三围，就谈铸铁哩。这是电话之一。
另一个电话打给供应处，要绘图纸。一通了对方马上就说：上次告诉你的三围，记住了吗？你答：记住了--34、22、34。你是玛丽莲·梦露。快给我纸。这样答是不行的，对方勃然大怒：怎么？就这态度？纸没了！你必须像接色情电话那样哼哼着说：34啊啊22啊啊34，我的心肝梦露，你还记得我的事吗？这样就能得到合理的回答：记着呢。三箱子纸。你派某某来拿（某某是她的傍肩）。其实她对你一点意思也没有，这种调戏是因为她在首长身边工作，烦得要命，非说点带危险性的话不可。最怕一通了电话，是个男声：你哪里？一整天就泡上了。你决不敢挂，否则他叫公安局追查。然后就从纸的问题讲开去，咿咿啊啊说个不停。这叫做被电话粘上了，只能打手势叫人给你搬躺椅，躺下以后再叫人给你围上毯子，最后打手势叫他们把茶杯拿来，与此同时，嘴里应着是的是的。所有的女秘书都是满嘴胡说八道，因为在首长身边工作可不容易啊，连女人都被逼得要发疯。我前妻也疯得很。说实在的，近二十年，我没见过一个正常的人。
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是星期六，后天就是星期天。有一句话最不该说，但我禁不住要把它说出来，我就是有这种毛病。星期六要去会老左。说出来以后，我前妻翻身就爬起来穿衣服，说道：你真让我恶心！我赶紧把她的外套压在身子底下，但她半裸着身子跳出屋子，扔下一句：留着你的外套，送给鼻涕虫吧！然后外面就响起了汽车发动的声音。她是开着市长的丰田轿车来的，我的小摩托追也追不上，所以我根本就没去追。我只是躺在地毯上，和我前妻的外套以及无限的懊悔躺在一起。
我爱我前妻，这种爱从她给我打开手铐那时开始从未改变。所以我几乎做到了平生不二色。我前妻也爱我，所以假如我被哪个女孩子勾引，一时糊涂犯了错误，我想她能原谅我。现在她还巴不得我犯这种错误，这说明我那种过于老实的天性已经有所改变。但事实上我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到了星期六下午，我着意地打扮了一下--修剪了胡子，脱下黑茄克，换上一件黑西服上衣，打上黑领带，带上一束纸做的花（现在根本找不到鲜花），骑车到市府小区的北门外面等着。天冷得很，穿得又单薄，等了十分钟，我就开始发抖。今天没有风，好处是不太冷，坏处是天上开始落烟炱。
这种东西落到领子上你千万不要掸，而是要用气把它吹开，否则就会沾到衣服上，用任何溶剂都洗不掉。因为它是柴油不完全燃烧形成的碳，既不溶于任何溶剂，化学性质又无比稳定。除了往头上、领子上掉，它还会往毛孔和鼻孔里钻，使你咳出焦油似的黑痰。这种情景和我设计的蹩脚柴油机大有关系，所以使我两眼发直，考虑如何让它们不那么蹩脚的问题。有一个办法是在排气孔附近放些粘蝇纸，把烟炱粘住，但是粘蝇纸太贵了。还有一个办法是雇些农村孩子，手拿纱网，把烟炱都逮住。这样是便宜，只是看起来有点古怪。就在这时，有人挽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手上的纸花抢了过去，把我手背都抓破了。这个女人又瘦又高，手比我的手还大，而且永远不剪指甲，嗓音粗哑。虽然我不想抱怨，但是她让我在寒风里等了十五分钟--这也太过分了。
星期天我到碱场去看小孙和红毛衣，带去了我的百宝囊和大家捎的东西。一切都是老样子--一望无际的大碱滩、小铁道，还有人推的铁矿车。他们俩在单独一个地方，这也是老规矩。我们是政治犯、责任事故犯和刑事犯隔离。老远我就看见他们俩了，红毛衣在砸碱，小孙披着大衣蹲在地上。我一驶过去，他们俩就换了位置，红毛衣在后面吆喝，小孙在前面挥着十字镐。他脚上还带着大铁镣，足有二十公斤。这说明他们俩是傻瓜，把规定、定额等等还当回事。你要知道，碱场的主要任务是折磨人，出多少碱无关紧要。不过一个星期，他们俩都瘦了，样子惨得很，但偏说是很幸福，还说碱滩上空气好--这就叫嘴硬。空气好是好，西北风的风力也不小。碱场发的大衣里全是再生毛，一点不挡风。我问他们是不是饿惨了。红毛衣说饿点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