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应当是应当,实际上我就会造这种鬼东西--开动起来像打夯机和烟雾弹的东西。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们这样,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机,这是因为那里能找到足够多的未患数盲症的人,来设计、制造、维修那些清洁、有效的集中供电系统。虽然现在已经证明了数盲不传染,但是要请这种人到中国来做技术顾问,却没人应聘;因为人们怀疑它与环境有关系。人们还说,数盲是二十一世纪的艾滋病,在未搞清病因、发现防护措施之前,科技人员绝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险--事实上,的确有几位到中国服务的科技人员在这里发了数盲症,后来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享受中国政府的终身养老金。此后有人敢来冒险,但各国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员到中国来--科技人员是种宝贵的资源。来的和平队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学专业都是艺术、人文学科。就算在来中国前学习一点科学技术的突击课程,顶多只能胜任科技翻译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未患数盲症的中国人身上。这些人在早上八点钟以前到了这间房子里,满怀使命感开始工作。
王二来上班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他从摩托车座位下面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塑料水箱,走进那间房子,有一个大号的洋铁壶放在小小的门厅里,旁边放了一个量杯。王二从水箱里量出一升水,倒进水壶里,然后旋紧盖子,把水箱放到一个架子上--那上面已经放了四十多个水箱,每个水箱上都有一块橡皮膏,写着名字。然后他脱掉大衣,走到水池子前面,拧开水管子,里面就流出一种棕色的流体--这种东西就叫做自来水。王二从水池边拿起一条试纸试了,发现它是中性的,就在里面洗了手。不管它是不是中性,都没人敢在里面洗脸。因此他拿出了一块湿式的卫生纸巾,先擦了脸,又擦了手,然后走进大厅。这是一种精细的作风,和数盲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开大会时,你常能看到领导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矿泉水,喝上几口,把剩下的扔在那里,过一会再去倒一杯。等开完了会,满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这就叫领导风度。好在这些水也不会浪费,我们当然不肯喝,想喝也喝不着。保安员都喝了,他们也渴。水这种东西,可不止是H2O而已。
因为每人每天只有五公升的饮水,所以烧茶的开水都要大家平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想利用一下自来水--这种水是直接从河里抽上来的,没有经过处理--就算不能达到饮用的标准,能洗澡也成。有时候它是咸的,这不要紧,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总比海水淡,甚至可以考虑用电渗析。有时含酸,有时含碱,这可以用碱或酸来中和。有时候水里含有大量的苯、废油,多到可以用离心机分离出来当燃料,有时候又什么都不含。有时它是红的,有时它是绿的,有时是黄的--水管里竟会流出屎汤子--这就要看上游的小工厂往河里倒什么了。有时候他们倒酸,有时倒碱,有时倒有机毒物,有时倒大粪。要净化这种水,就要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净化系统,能从酸、碱、有机毒物甚至屎里提取饮用水。这对于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我们四十一个人里有四十个是半路出家。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洗澡问题,其一是在夏天到海里去游泳,上岸后用砂子把身上的柴油渍擦去,然后用毛巾蘸饮水擦,因为柴油渍总不能擦得很干净,故而洗了以后像匹梅花鹿;另一个办法是在冬天用蒸馏水来洗澡--我们有利用柴油机废热制蒸馏水的设备。蒸馏水虽然无色透明,但也不干净。洗这种澡鼻子一定要灵,闻见汽油味不要大惊小怪;酚味也不坏,这是一种消毒剂;闻见骚味也不怕,有人说尿对头发好。假如闻见了苯味,就要毫不犹豫地从喷头下逃开,躲开一切热蒸汽,赤身裸体逃到寒风里去。苯中毒是无药可医的毛病,死以前还会肿成一个大水泡,像海里的水母一样半透明。同事们说,洗澡这件事要量力而行,并且要有措施。跑得慢的手边要有防毒面具,女孩子要穿三点式,但是老大哥和有病的不准洗。他们坚决劝阻我在冬天洗澡,虽然我自己说,老夫四十有八不为夭寿,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在干净和肺炎之间一搏,并且说,现在我们需要你,等你得了数盲症,干什么我们都不管。所以我只好脏兮兮地忍着。
我到现在还在设计净水器,一想就是七八个小时,把脑子都想疼了。一种可能是我终于造出了巧夺天工的净水器,从此可以得到无限的干净水,这当然美妙无比。但我也知道遥遥无期。另一种可能是我没有造出这样的净水器就死掉了,死了就不再需要水,问题也解决了;但也是遥遥无期。最好的一种可能性是我得了数盲症,从此也没了水的问题。
王二坐在绘图桌前的高脚凳上,手里拿了一把飞鱼形的刀子在削铅笔。那刀子有一斤多重,本身是一件工艺品,除了削铅笔,还可以用来削苹果、切菜、杀人。现在的每一把刀子都是这样笨重,这是因为每把刀子都是铸铁做的,虽然是优质的球墨铸铁,但毕竟不像钢材那样可以做得轻巧。他在考虑图板上的柴油机时,心里想的也全是球墨铸铁,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考虑像金子一样贵重的进口钢材。除此之外,钢是危险品,要特批,报告打上去,一年也批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能设计出些粗笨、低效的东西,这是可以原谅的。
只不过他的设计比合理的粗笨还要粗笨,比合理的低效还要低效,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他只能在另一个领域施展想象力:把柴油机做成巧夺天工的形状,有些像老虎,有些像鲤鱼,有些什么都不像,但是看上去尚属顺眼。不管做成什么样子,粗笨和低效都不能改变,而且像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根本不能大批生产,每种只能造个三五台,然后就被世界各国的艺术馆买了去,和贝宁的乌木雕、尼泊尔的手织地毯陈列在一起。如今全世界所有的艺术经纪人都知道中国有个Wang Two,但是不知道他是个工程师,只知道他是个结合了后工业社会和民族艺术的雕塑家。这样他的设计给国家挣了一些外汇,但是到底有多少,他自己不知道。这是国家机密。
有一件事我们尚未提到,就是王二和他技术部的绝大多数同仁一样,虽然现在做着技术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在工学院里开始的。王二本人从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同事则来自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中文系、哲学系、歌剧院等等;是一锅偏向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大杂烩,但是这锅杂烩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每个人的档案里,在最后学历一条上,都有速校二年一条。这是因为随着数盲症的蔓延,所有未患这种病的人都有义务改行,到速成学校突击学习技术学科,然后走上新的岗位。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原来的工程师患起数盲症来很快,改行的工程师却比较耐久。
他们是科技精英,虽然假如没有数盲症这件事的话就够不上精英,只能叫做蹩脚货。就以我自己来说,就曾找领导谈过多次,说明自己在速校把数学老师气得吐血的事实。领导上听了以后只给了这样的指示:加强业务学习--水平低是好事,还有提高的余地,所以我们不怕水平低。我说我快五十了,没法提高。他却说五十很年轻。我问多少岁不年轻,他说是二十,同时伸出三个指头,几乎把我气死。和数盲辩理行不通。顺便说一句,数学老师吐血是真的,但他有三期肺痨;而且不是气的,而是笑的。上课时他讲不动了,就让大家讲故事。我讲了个下流笑话,他吐了血,后来就死掉了。
除了这技术部里坐着一些蹩脚货,还有一些更蹩脚的在钢铁厂里,指挥冶炼球墨铸铁,另一些在炼油厂指挥炼劣质柴油,所到之处都是一团糟,但是离了他们也不行。不管怎么说,王二在这群人里还算出类拔萃。他削好了铅笔,忽然大厅里响起了小号声,还有一个压倒卡罗索的雄浑嗓音领唱道:Happy birthday to you!他在一片欢声笑语里伸直了脖子,想看看这位寿星是谁。但是一把纸花撒到了他头上。这个寿星老原来就是他自己。然后他就接受了别人的生日祝贺,包括了两个女实习生的亲吻,并且宣布说,等你们结婚时,一人送一件毛衣。这是因为当时她们每个人都穿了一件毛衣--一件蓝毛衣和一件红毛衣,当然都是机织毛衣,看起来像些毡片,穿在漂亮姑娘身上不适宜。而王二的手织毛衣都是工艺品,比之刀子更送得出手。这些毛衣需要些想象力才能看出是毛衣,需要更多的想象力才能看出怎么穿。
但是穿上以后总是很好看。但是这两记亲吻带来了麻烦--他上衣的口袋里出现了两张纸条。这肯定是她们塞进来的,但是各是谁塞的,却是问题。有一个规定说,禁止把未患数盲症的人调离技术岗位,这就是说,技术部门实在缺人。还有一个规定说,女人不在此列。这就是说,领导机关也要些不是数盲的人,来担任秘书工作。还有一条并不是最不重要,那就是秘书必须长得顺眼,不能长得像王二一样。因此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在十八岁时考上工学院(工学院考分高得很,而且不招男生),二十二岁毕业,到技术部实习一年,然后到上级部门当秘书。此后很快就成了首长夫人。这是一条铁的规律,甚至不是孩子的人都不例外,只要漂亮就可以。因为这个原故,工学院挑相貌,挑来挑去,简直招不上生来。现在听说条件放宽了,但是要签合同,保证接受整容手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接受肯变性的男生。当然,这种货色,就如艺术家改行的我们,是二等品。
有关艺术家改行的事,还可以补充几句,我们改行后,原来的位子就被数盲同志们接替了。所以现在简直没有可以看得进去的小说、念得上嘴的诗歌、看得入眼的画;没有一段音乐不走调,假如它原来有调的话。与此同时,艺术家的待遇也提高到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程度。但是这也叫人心服口服--你总得叫人家有事可干嘛。而且艺术现在算是危险性工作了,它教化于民,负有提升大家灵魂的责任,是灵魂的工程师。万一把别人的灵魂做坏了,你得负责任;这种危险还是让数盲来承担。假如大家都去当领导,领导就会多得让人受不了,假如不让人家当领导,人家又劳苦功高。所以就让他们当特级作家、特级画家,这还是亏待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