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看过了你舅舅的小说。你真有一个舅舅吗?这句问话使我很气愤:我岂止有一个舅舅,而且有一大一小两个舅舅,大的是小说家,被电梯砸死了。小的是画家,现在还活着,但我没怎么见过。就在收到这张明信片的当天,那个肥婆来到我家里,说我长得难看。这女人还会写点朦胧诗,我对诗不很懂,但是我觉得她的诗很糟。这样的人不像会犯思想错误,我怀疑她是自己乐意被安置的。她到我这里时衣着整齐,听说就是最冷酷的人对傻婆子也有同情心--但也可能是因为她的衣服号太大,剥下来没人能穿吧。她还提了个手提袋,里面放了很多的五香瓜子,一面嗑,一面想和我讨论美学问题;但是我始终没说话。后来我接二连三地放响屁,她听见以后说道:真粗俗!就奔回公司去了。
有关这位肥婆的事,后来我给F讲过。她听了就跳起来,用手捂着嘴笑,然后说:现在你一定把我当成了该肥婆之类。那些明信片果然是她寄来的。她还给我寄过钱,但我没有收到汇款单。像我这样的人只能收到明信片,不能收到钱。
我现在和公司的训导员很熟了,每个返校日都要聊一会儿。他对我说:人家说你是个黄鼠狼--你是成心的吧?一听就知道他是在说那个肥婆。我告诉他,我不是成心的,但这不是实话。和公司的人不能说实话。那个肥婆果然是自愿被安置的,大概是受了浪漫电视剧的毒害。现在她不自愿了,想让公司把原来的身份、财产都还给她。公司的人对她倒是满同情的,但是还她过去的身份却不可能:没有先例。作为一个前史学家,我对这种事倒不惊讶。过去有向党交心当右派的,有坦白假罪行被判刑的。就是我舅舅,也是写了血书后才去插队的。这世界上有些事就是为了让你干了以后后悔而设,所以你不管干了什么事,都不要后悔。
至于在那些浪漫电视剧里,我们总是住在最好的房子里,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吃饱以后没事干,在各种爱情纠纷里用眼泪洗脸。假如我肯当写手,现在就在编这种东西了。公司编这些连续剧,就是想骗人。众所周知,在我们周围骗局甚多,所以大多数假话从编出来就没指望有人信;现在真的骗着了一个,良心倒有点不安。他们准备再努力给她安置几次,假如不成功,再送她去该去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有人老在公司里无理取闹。我看这个肥婆最后免不了要住监狱,因为除了到了那里,到哪儿她都不满意;但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我看出公司也有一点品行。对我,对那个眼睛分得很开的女人残忍;对傻呵呵的肥婆则颇有人情味。顺便说一句,那个眼睛分得很开的女人是个先锋派电影导演,做爱时两腿也分得很开。我觉得跟她很投缘。假如不是怕两人一起饿死,我一定让她留下来。
夏天快要过完时,我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找到你舅妈了,她告诉我好多有意思的事。我从这句话里感到一种不祥气味。F后来告诉我说,同一张明信片上,她还写了我对你有一种无名的依恋,但是那句话消失了。我收到的可能是经过加工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复制品,是真是假,F自己也不能辨别。后来公司又给我送来一个真正的画家,瘦干干的像根竹竿。这家伙穿着迷彩服,背着军用背包来的,当晚就要洗劫楼下的西瓜摊。我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然后她就和我吵起来了。我和她同居一星期就散了伙,因为实在气味不投,而且我还想多活些时候。她把我房间里的一面墙画成了绿荧荧的风景画,开头我想把它涂掉,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已经看惯了。
到了秋天里,有一天我回家时,房子被扫得干干净净,F坐在床上说:我回来了,这回是安置回来的。我真想臭骂一顿,再把她撵出去,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现在她和我一样,除了此地,无处可去了。
F回来的当晚,我觉得和她无话可说,就趴到她光洁、狭窄的背上了。上一次没有这样弄过,但是这样弄了以后,也没觉得有什么新意。后来她对我说:你没上次硬--这么说你不介意吧?我也不说介意,也不说不介意,一声不吭地抽了一阵烟,然后在黑地里抓起她的衣服扔在她身上,说道:穿上,出去走走。那天晚上出门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散步时我对她说,我准备到公司里当个写手。她听了以后沉默良久,然后说:你不是因为我吧。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这是因为是和不是都不是准确的答案。她还对我说,她觉得我们俩之间有未了的缘分,假如不亲眼看到我潦倒而死,或者看见我吃得脑满肠肥中风而亡,缘分就不能尽。我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我没有想这个问题--虽然不能说我对此不关心。我的内心被别的东西占据了。
后来F告诉我,她给我寄过很多明信片,除了我收到的那几张,还有好多。在那些明信片里,她说了自从被安排到我这里做奸细,她就不能对我无动于衷--后来她怎样了解了我的过去,又怎样爱上了我。假如我收到了,就不会对她的到来感到突然。但是这些事已经不重要了。假如一个女人自己犯了错误,我欢迎她和我一起过这种生活--只要还能活。但假如这个错误是由我而起的话,我就要负责任,不能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了。
我现在是公司第八创作集体G组的三级创作员,但我每星期只上一天班。用我以前的标准,在这一天里,我也几乎什么都没干。这丝毫不奇怪,因为公司有不计其数的一级、二级、三级创作员,大家只要稍稍动手,就能凑出几本书、几篇文章,而且这些书根本就没人看,只是用来装点公司的门面。而我们这些创作员的待遇是如此丰厚,以致我都担心公司会赔本了。
我现在相信,有的男人,比方说,我,因为太聪明,除了给公司做事,别无活路;还有些女人因为太漂亮,比方说,F,除了嫁给公司里的人,也别无出路。得到了这个汤马斯·哈代式的结论之后,我告诉训导员,我愿意到写作部去工作。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我曾经做噩梦、出冷汗、脸上无端发红、健忘、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决定了以后,一切就都好了。不管你信不信,第一次到第八创作集体去时,走在黑暗的楼道里,忽然感到这里很熟悉;我还感到很疲惫,不由自主地要松弛下来。这种感觉就像是到家了。
每次我来到公司门口,把工作证递给传达室里的保安员看了以后,他就要递给我一个黑马甲,上面有红线缀成的D字。这一点提醒我,我还是个被安置人员,和公司的官员不同,和在公司里打工的人也不同。官员们穿着各色西服,打着领带,可算是衣冠楚楚;而保安员更加衣冠楚楚,穿着金色的制服,就像军乐团的乐师。女的保安员穿制服裙子,有些人不会穿,把前面开的衩穿到身体的侧面,这可以算公司里一种特别的风景吧。
我在第八创作集体,这是一大间白色的房子,像个大车间,向阳的一面全是玻璃,故而里面阳光灿烂。也许是太灿烂了,所以大家都戴着茶色眼镜。上班的第二天,我也去买了一个茶色镜。这间房子用屏风隔成迷宫似的模样,我们也是迷宫的一部分。在这个迷宫的上空,有几架摄像机在天花板上,就像直升飞机上装的机关枪,不停地对我们扫射。根据它的转速和角度,我算出假如它发射子弹,可以在每十五分钟把大家杀死一遍。开头每次它转到我这边,我都微笑、招手。后来感到脸笑疼、手招累了,也就不能坚持了。
G组有七个人,其中有两个女同事。我们这个组出产短中篇,也就是三万字左右的东西,而每篇东西都分成四大段。其一,抒情段,大约七千字左右,由风景描写引入男女主人公,这一段往往是由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开始的;其二,煽情段,男女主人公开始相互作用,一共有七十二种程式可以借用,萍水相逢、开始爱情只是其中一种,也是七千字左右;其三是思辨段,由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组成;可以借用从尼采到萨特的一切哲学书籍,也是七千字;最后是激情段,有一个剧烈的转折。开始时爱情破裂、家庭解体、主人公死去。然后,发生转机,主人公死而复生,破镜重圆,也就是七八千字吧。每月一篇,登到大型文艺刊物上。
到了国庆、建党纪念日,我们要献礼,就要在小说里加入第二抒情段、第二煽情段,就像double burger,double cheese burger一样,拉到五万字。什么时候上级说文艺要普及,面向工农兵,就把思辨段撤去。顺便说一句,这种事最对我的胃口。因为作为前哲学家执照的持有者,我负责思辨段的二分之一,抒情段的六分之一,煽情段的十二分之一,激情段我就管出出主意,出主意前先吃两片阿斯匹林,以免身上发冷。只要不写思辨段,我就基本没事了。上了一周的班,我觉得比想象的要好过。正如老美说的那样,A job is a job。我没有理由说它比当肛门科大夫更坏。我现在干的事,就叫做当了写手。
我坐在办公桌前写一段思辨文字时,时常感到一阵寒热袭来,就情不自禁地在稿纸上写下一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对主人公、对他所在的环境、对时局、对一切都极尽挖苦之能事。此种情形就如在家里时感到性欲袭来一样--简单地说,我坐不住。在一个我仇恨的地方,板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不是我的一贯作风。这段文字到了审稿手里,他用红墨水把它们尽数划去,打回来让我重写。他还说:真叫调皮--可惜你调皮不了多久了。对于这话,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也许应该理解为威胁。这位审稿是个四十多岁的人,头发花白,脸像橘子皮。众所周知,我们这里每个人都犯过思想错误,所以虽然他说出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来,我还是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审稿说:我也不想把你怎么样--到时候你自己就老实了。从我出了世,就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而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真章哪。
有一件事,我始终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使这些人端坐在这里写这样无趣的东西,并且不停地呷着白开水。我自己喝着最浓的茶,才能避免打瞌睡。但是不管怎么难熬,每周也就这么一天嘛。我说过,G组一共有七个人,都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除了审稿坐在门口,其他人的办公桌在窗边放成一排。靠着我坐的是两位女士,都穿着棕色的套服,戴着茶色眼镜,一位背朝我坐,有四十来岁。另一位面朝我坐,有三十多岁。我说自己从出世就没见过真章,那位三十来岁的就说:在这里你准会见到真章,你等着吧--而那位四十来岁的在椅子上挪动一下身体,说:讨厌!不准说这个。然后她就高声朗诵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面上是请大家听听怎么样,其实谁也没听。不知道为什么,这间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点脸红,大概是因为这段文字实在不怎么样。
这间房子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尴不尬的毛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间都不互称名字,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为在这种地方做事,觉得称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议用代号,把年纪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纪小的叫做F2。这两位女士马上就表示赞成。男人中,审稿排为M1,其余顺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间操时间,我们都要挺胸垂着头写稿子,那样子就像折断了颈骨悬在半空中的死尸。长此以往,我们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来,这是因为在办公室的天花板上装了一架能转动的摄像机,而且它没有闲着,时时在转。
我告诉F说,在公司里做事,感觉还可以。她说:事情似乎不该这么好。她听说公司对我们这些人有一套特别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对于这一点我也有耳闻,并且到第八创作集体的第一天,我就签了一纸合同,上面规定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不觉得特别可怕,因为作为一个被安置者,我必须服从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为一个公民,我又必须服从国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说,作为一个人,我还要服从人间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几条也没什么。他们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无非是让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经在做了,感觉没有什么。F指出,我所说的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悖论,作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么。从原则上说,我承认她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不想做的事。我认为,作为人我已经失魂落魄,心理学的原则可以作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