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有云：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
意思是说：大道被人们抛弃了，才需要讲仁义：智慧出现了，奸诈也随之而来；六亲不和睦，才会突显某些人的上慈下孝；国家混乱，才需要忠臣力挽狂澜。
从《老子》中我们可以见到老子在对于智慧本身的问题上，是显得最为矛盾的。表面上看，老子从提出“智慧出，有大伪”到呼吁“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似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逻辑链条。但正是这对智慧本身的大“有为”，而违反了他整个思想中顺应自然的核心。
智慧并非理性，真正的理性应该是一种懂得节制的智慧，而单纯的智慧却仅会是一种危险的推动，它推动我们可以为了一个想像中的目标或所谓信念而付出所有，直至生命。是的，我们甚至会将自己都献祭给我们那些不加节制的智慧。于此，我们才有了一个词，名为：牺牲。
那些对物质与感官的欲望，仅为智慧扩张的表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物欲，因为我们占有物质，也无非是想通过物质，去达到精神上的满足而已。是的，所有物质的、感官的刺激只有在上升为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时我们才能称其为：享受。
这样看来，问题的焦点便可以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了：你是否愿意为了一种享受而选择牺牲？只可惜，这恰恰又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无论我们是否能真正理性的去选择，除非我们本没有智慧，那么我们将永远陷入追逐物质或思想的无尽深渊，直至人之消亡，或者说被这智慧的追逐加速的推向消亡。当然，这是善良的老子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吧，为了维护人之存在，即使选择理论的不自治也算不得什么了。
南怀瑾说：老子也是个医生，但他是研究医理的医生，也就是医生的医生。他认为儒生们开的药方，对是对，但是药吃多了，难免又会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难免。光讲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义、欺世盗名之事，结果弄巧成拙，照样害人。
中国历史上，奸臣和忠臣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是中国人太坏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忠臣？是中国人太好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奸臣？这并不是人的好坏问题，其根源在于，中国人喜欢用聪明才智办事，用仁义道德管理。聪明才智是一种水性无常的东西，仁义道德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世界上许多事却应该保持恒定，并且可以准确衡量。就好比山水地貌，水可以流动，河床与山脉却不能随便变动，流量大小应该易于控制。如果用水性无常的东西移动应该保持恒定的东西，又没有科学尺度，就乱套了。中国人爱用聪明才智，爱谈仁义道德，所以忠臣奸臣辈出，最后的结果总是天下大乱。
美国也有二百多年历史，就很难明确指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为什么？因为人家不讲聪明才智讲业绩，不讲仁义道德讲规矩。业绩可以看得见，规矩保持相对稳定。聪明过人却没有业绩，谁都不在乎你；品德优良却不守规矩，照样得坐牢。这一来，忠与奸，就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了。
中国人也曾搞出不需要分辨忠奸的制度，比如春秋战国时的秦襄王，实行法治，一切照规矩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所以在他手下没有忠臣也没有奸臣，只有尽职尽责的官员和遵纪守法的百姓，国家因此富强起来，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稍有遗憾的是，秦国的法律太严苛了，秦王统一天下的野心太大了，被誉为“虎狼之邦”。但是，两千多年前的人，能将政治搞到这种程度，已经难能可贵了。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只有忠臣没有奸臣，社会风气也很好。有一年，全国处决的犯人只有九个人，可见犯罪率多么低。可惜我没有认真研究过唐朝的政治法律制度，不知道李世民是如何将天下治理到这种地步的，不敢乱说。
我们在看待历史时，经常是从智慧角度考虑问题：这个人多么英明睿智，这个人识贤辨奸的能力多么强。其实，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所罗门王说：“一类人的智慧能战胜另一类人的智慧。”你有多么英明睿智，那些另类分子就有多么阴险狡诈；你有多么善于识别忠好，那些另类分子就有多么善于伪装。所以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下面讲一段奸臣的发迹史，你就知道另类分子的手段：
明朝奸相严嵩和夏言是江西同乡。严嵩比夏言早12年中进士，由于身体欠佳，一直在家养病，难获升迁。当夏言官居礼部尚书时，严嵩还是个芝麻小官。
严嵩为了向上爬，极力讨好夏言。一次，他设宴请夏言来家做客，却被夏言拒绝。一般人认为心意到了，对方不给面子，就算了吧！严嵩却不是一般人，他又亲自拿着请柬到夏府相邀。夏言竟拒不相见。到了这种地步，一般人也无计可施了。他不以为意，回家照样设席，虚留夏言的座位，并恭恭敬敬地跑到夏言座前宣读请柬，以表达自己的诚意和敬意。
此事传出去后，夏言终于被严嵩楚楚可人的姿态打动了，决定帮助这位虔诚恭顺的同乡。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严嵩如此礼敬自己，如果不给面子，人家岂不要议论他不近人情吗？这对他的名声不好。严嵩那番表演，正是抓住了夏言爱惜羽毛的心理，可谓正中软肋。
在夏言举荐下，严嵩很快当上礼部侍郎。夏言出任宰相后，又推荐严嵩接替自己的礼部尚书之位。严嵩执掌大权后，仍对夏言恭敬如初，以下属和学生自居。而夏言则老实不客气地以恩人和老师自命，对严嵩呈送的文稿，经常改得一塌糊涂，有时甚至掷回重写。严嵩并不是一个甘心久屈人下的人，他知道，夏言迟早会成为自己仕途的阻碍，因此表面对夏言恭敬，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对付他的主意。
严嵩并不直接向夏言开战，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否则，即使他将夏言扳倒，在别人眼里也成了一个忘恩负义之徒。他的做法是，夏言对皇上疏慢不恭，他却俯首贴耳；夏言对下属傲慢无礼，他却礼贤下士，总之，处处反衬夏言的不足。结果，严嵩越来越受皇上信任和下属爱戴，而夏言则在朝廷中越来越孤立。最终，夏言因事被处死，严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掌握大权后，严嵩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拉帮结伙、排斥异己，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最终，他也家破人亡，没有落到好下场。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用仁义道德进行管理，就给大奸大骗之徒留下了无穷的施展空间。要想堵住这个大漏洞，只有讲法治，用清晰的、可衡量的尺度来评价每个人的行为，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国学话谋略
人无智？何为人？人与它物不同，只因其自然本性中便包含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