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历代学者有过很多解释。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无过不及之名。”陆九渊曰：“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也。”王守仁曰：“中只是天理。”段五裁《说文解字注》曰：“中者，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可见“中”的涵义，系与偏颇和两端相对而言。从方法上说，是适度、适中、正确，无过无不及而恰到好处；从行为上说，是合宜、合理，无所偏倚而恰如其分；从道德上说，是中正、公正而合乎天理人情的正道。所以，“中”可谓是一种基本方法或基本原则。而作为哲学范畴，主要是指人的主观认识和行为与事物的客观实际相适相符，从而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故含有合乎客观规律的“真理”之意。
关于“庸”，历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作为常理或定理解。何晏《论语集解》云：“庸，常也。”程颐云：“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云：“庸，平常也。”可见“庸”的涵义，就是平凡、平常、平易可行，而又无可改易的一定之理。系与怪异、险僻、神秘相对而言。因而从哲学意义上讲，实含有“普遍适用”之意。基于“庸”的这种解释，则“中”与“庸”的结合，旨在阐明“中”这一基本原则并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而是人人不可缺少，人人必须遵守，人人可以做到，适用于一切事物而适得事理之宜的普遍真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正说明“中庸”乃是普遍适用的真理。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庸”属于道的基本准则。
其二是作为运用解。许慎《说文》云：“庸，用也。”郑玄《三礼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用也。”据此，“庸”就是关于道的具体运用问题，系与作为道的基本原则与“中”相对而言。“中”是道之体，“庸”是道之用。具体地说，也就是理论上的基本原则与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有机地联系起来，“体”是相对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而在具体运用“中”这一道体时，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有适当的灵活性，这就是“庸”的功用。程子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过是说“庸”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仍不能违背“中”的原则而已。假若“庸”也是一成不可变，则“中”就成了死板的“执一”；如果“庸”之变易可以不受“中”的制约，则“中”可变成“偏”，不成其为“中”了。只有“中”与“庸”的辩证统一，才能准确把握道的基本精神。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庸”乃是实行道的方法论。
其实，这两种解释既各有所指，又是相济相成的。若把两种解释结合起来理解，“中庸”的完整内涵，就是指对于“中”这一普遍真理具体运用的方法。
“中庸”究竟是否真理？这当然不能光看其字面的自我标榜，而是应该深入考察其所蕴涵的实际意义。对此，就得从探讨中道的基本内容入手。
关于中道，孔子从正反两方面做了界定：既从正面提出“执两用中”，又从反面提出“过犹不及”。正反两个命题合在一起，就是中道的基本涵义。
南怀瑾认为：我们现在说中庸，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我们中国文化中《易经》的道理，是说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如何能领导这个变，这是学问的中心。
同时《易经》告诉我们，变是对立的变，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你说对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这个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和的道理。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中心，这就是圆的道理，也就是太极的道理。并不如后世的解释中庸为滑头，而是要懂得持平的中心点。这个学问研究起来太难了，并且涉及人格的修养，所以我们做人处世要持平，真能做到平，则一个人平了就没有话讲，“水平不流”、“人平不语”。“不平则鸣”，一不平就乱起来了。
生活恰如饮酒，干杯则不知酒味，泥醉则不知微醺，要小酌，取之中和。
“中庸”即中和的作用，孔子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应该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弃其不对的一面，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南怀瑾先生亦慨叹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人生活的最高典型应属中庸的生活。林语堂先生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提出要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实行一种中庸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
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更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走向两个极端：不是在劳累中死去，就是在懒惰中堕落。一个以悲壮的方式，告别了本来可以给他慰藉的生活，而另一个则以一种可鄙的态度，宣告了对生活的抗争。两个极端，分别从幸福的左边和右边滑过，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
有的时候不讲究中庸之道会引来杀身之祸。
大贪官和珅众人皆知，但是鲜有知道其早年的身世的。历史上记载和珅三岁丧母，九岁丧父，留下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弟弟和林，弟兄俩相依为命。和珅从小投奔亲戚，过着凡事都要看别人脸色的生活，后来和珅在咸安宫官学读书，因长相出众而被大学士冯英廉选为孙女婿。这之后和珅开始走上了仕途，且一发不可收拾。
野史里多强调和珅官场得意是由于乾隆帝的错爱，这想来有失偏颇。要是没有点本事，恐怕他只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所以应该说和珅这个人办事能力很强。不过和珅有个坏毛病就是太贪了。他小时候日子过得很苦，穷怕了，因此使得他有一种想疯狂敛财的心理，所以和珅在为官期间，总是想法设法聚敛财富，搜刮金银，但是却不知道收敛，以至于贪到富可敌国的程度。后来在嘉庆上台后，终被查抄，上演了人们熟知的那幕“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经统计，和珅聚敛的财产三分之一就价值二亿二千二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则无法计数。
回过头来看这一切，一个贪得无厌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从和珅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半点的“中庸之道”。退一步讲倘若和珅能够做到“适可而止”，相信他的贪是不会让他送命的。“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这是和珅被清算后在狱中写的一句诗。为什么二十年来枉劳神？皆因“过分”二字。
国学话谋略
孔子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说必须把握住“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使之不走向极端，才能有效地用中道去治理百姓。这就是“执两用中”的本义。“执两用中”与“过犹不及”合而言之，就是坚持“中”，戒其“过”，勉其“不及”。这乃是中庸之道所据以立论的最基本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