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形成了定型的汉隶。特别是到了汉恒帝、灵帝时期（174～189），汉隶达到极盛时期。汉隶定型的字体，主要是指此时期的字迹。
定型的隶书在书法上形成了自己风格。在用笔上方、圆兼用，藏锋、露锋诸法具备；在笔画形态上出现了蚕头燕尾的特点，长横画有蚕头，有波势，有俯仰，有桀尾；体势上，由纵势变为正方，又变为扁方的横势；结构上，中官紧收，笔画向左右开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故有汉隶“八分”的说法。
隶书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承篆和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行、草。
隶书到东汉时期已发展成定型的隶书，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的标准字体。这一时期留下来的隶书字丰富多彩，尤其东汉时期盛行树碑立传，所以留下碑版最多，也最精湛。
（1）乙瑛碑：全名为《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东汉恒帝永兴元年（153）立。当时乙瑾为鲁相，曾奏请在孔子庙中设置守庙的百石卒史，因此得名。碑立在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容刻有奏请往返的公犊和对乙瑛的赞同。碑文雄秀、工整，风格飘逸秀丽，是著名汉碑之一。
（2）礼器碑：全称为《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敕碑》，东汉桓帝水寿二年（156）立。石在今山东曲阜孔庙，碑文为赞颂鲁相韩敕整修孔庙，建造礼器的事。书体扁平丰茂，瘦劲挺秀，属于工整风格的作品，为历代学隶者所重视。（3）史晨碑：碑的前后两面各有到字，故亦称《史晨前后碑》。前后碑各有名称，前碑称“鲁相史晨祝孔子奏子明”，内容是记载鲁相史晨的奏章，报告他到任后祭孔的情况；后碑称《史晨飨孔庙碑》，记录了他祭孔的措施。此碑建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碑立山东曲阜孔庙。字体工整，结构谨严，富有神韵，是学习隶书的好范本。
（4）熹平石经：也称《石经》，汉灵帝嘉平四年（175），蔡邕等建议在太学建立正定的六经标准文字，以免贻识后学，为此而立。传为蔡邕所书。碑石共46个，太学旧址在今洛阳市，碑立太学门前。几经动乱，原碑早已无存。自宋以来，常有残石出上，据说现已集存8000多字，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
（5）曹全碑：全称为《汉合阳令曾全碑》，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王敞等人为纪念曹全功绩而立。明代初年出土于陕西颌阳县，曾保存在合阳县孔庙，1956年移放在西安碑林。相传此碑明代未年即已断裂，现文物出版社已经出版断裂前的拓本。曹全碑是汉隶代表作之一，风格秀逸多姿、结构平匀，用笔方圆兼备、清丽婉畅。此拓本保存原字较多，完整如新，最适合初学隶书者临摹。
（6）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186）立碑于山东东平县。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故居韦荫等为表扬他而刻立的。书体以方笔为主，结构严整、端正朴茂。现有影印本，可供方笔书法爱好者临享。
3.草书
秦、汉的草书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中的章草时期。汉代早期的草书，是隶书（古隶）的简易、急速的书写。这种草书可以从《神爵四年简》见其大概，这时期的草书为草隶或隶草阶段。
东汉时期草书逐渐出现波磔，这时草书可以从武威出土的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可以殄灭诸反国”简等见其大概。至會魏、西晋，草书经过书法家的不断加丄，形成有一定规律的草法，后代称这类草书为章草，以区别东晋盛行的今草。
章草在东汉已普遍流行，除出土大量草书简牍外，如《急就章砖》、《公羊传砖》、《马君兴砖》，以及安徽毫州出土的曹氏墓砖，都是用章草书刻，可知东汉章草在民间相当流行。汉代著名书法家有史游、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张芝、蔡邕、师宜官、梁鹄等。史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曹喜是东汉章帝时人，记载说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杜操以善章草著名，崔瑷、曾学他的草书，后人并称崔杜。崔瑗善章草书，著有《草书势》。张芝擅长章草书，《书断》说他创今草，并称他为“草圣”。王次仲擅长隶书，《书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蔡邕擅长篆隶，创飞白书，曾参加书写石经。师宜官善隶书。记载说他创造行书，虽是草创，丰赡华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梁鹄善隶书，书法为曹操所欣赏。
汉代有的书法家，名不显著，但见于碑刻，如郭香察书《华山碑》、仇靖书《西狭颂》、纪伯允书《武斑碑》。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书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期。这时，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萆书经章草阶段发展成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经过发展到成熟，涌现出了众多著名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
一、三国、两晋书法
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著名的碑刻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黄初残碑》、《范式碑》、《王基残碑》、《三体石经》等。《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巧立，是典型的官方隶书，书体方正、气度庄严，以表示碑文的尊严；碑刻笔画都是方棱的尖角，由于过分强调波挑的装饰效果，因而矫揉造作，很少有生趣。其中少数如《黄初残碑》，风格比较端庄秀丽。除庄严的碑碣外，有一些是随意书写和镌刻的碑石，如《鲍寄神坐》、《鲍捐神坐》、《李苞开通阁道题，》等，风格类似简牍书法，有自然潇洒的意趣。正始时（40～249）所立的《三体石经》，每字书写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北魏江式《论书表》认为是耶弊淳所书，这时期南方孙吴的碑刻和魏刻不同，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天发神谶碑》笔意在篆、隶之间，结体以圆驭方，势险局宽，下笔处如斩截，气势雄伟奇恣，是面貌独特的书法作品。
《谷朗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笔画已去波挑，但楷书的笔法尚未成熟。《禅国山碑》为篆书，笔法浑厚，结法与隶法有相通处，也是很有特色的篆书。《受禅表碑》（三国魏）《曹真碑》（三国魏）西晋因禁止立碑，流传丰碑巨碣较少，著名碑刻《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枳杨阳神道阙》、《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等，都是工整的隶书。《大晋皇帝三临辟雍碑》因出土较晚，字画清晰如新刻，可看到当时隶书的用笔面貌。西晋禁止立碑，墓志因此逐渐兴起，和南北朝的墓志不同，它实际是放在墓中的小型墓碑。西晋墓志著名的有《晋管洛墓志》、《成晃碑》、《贾充妻郭槐柩铭》、《荀岳及妻刘简训墓志》、《王浚妻华芳墓志》、《石定墓志》等，其书风和晋碑刻都是强调方棱挑法的隶书，其中《王浚妻华芳墓志》气势雄浑较有特色。隶书到东汉，已臻登峰造极阶段。此后碑刻隶书过分追求波挑的装饰性，变潇洒自然的挑脚为棱角整齐的挑法，波势趋向方直，起笔强调方截，千篇一律，因此精美多姿的汉隶走向末路。这种定型化的隶书到魏，晋，更是江河日下，另一方面简约省便的楷书兴起，这样楷书取代隶书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三国、两晋时期留存到今天的墨迹大都是写经、简牍和残纸。流传有绪的书法家墨迹，是西晋陆机写的《平复帖》。《平复帖》的字体属于章草，它和出土的汉晋简牍章草很相似，虽然纸质疲敝，字有伤缺，但仍能看见用笔的挺健和朴拙的风格。西晋著名的写本有新趟出土的两种《三国志》写本残卷，书法在隶楷之间，捺笔滞重，有朴拙的风格。此外如元康六年（2%）《诸佛要集经》残卷，书写风格和《三国志》残卷相似。新疆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曾发现一批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中，年号最早为魏景元四年（263），最晚为建兴十八年（330）；木简有楷书，草书、章草、行书等，是研究魏晋书法的重要资料。
东晋碑刻传世很少，仅有《爨宝子碑》、《枳杨阳神道阙》、《好大王碑》、《司马芳残碑》等数种。《爨宝子碑》是著名的晋碑，书体介于隶楷之间，碑字大小错落，笔画多为方笔写成，横画收笔处有挑脚，但体势已具楷书的特点，风格朴厚古茂。《好大王碑》字形方正，笔画平直，书体间杂篆法。《司马芳残碑》笔画结体奇正相生，有的笔法虽带隶意，但已是浓重的楷书特点。东晋墓志近年出土较多，如《王兴之墓志》、《颜谦妻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夏金虎墓志》等。这些墓志的书法，有的方折凝重，笔画如斩钉截铁；有的镌刻比较随意草率，也有的是隶书。
《爨宝子碑》（东晋〉流传至今的墨迹大都是勾摹本和临摹本，其中以王義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迹比较多。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王方庆家藏王氏一门书迹勾摹的《万岁通天帖》，其中有王羲之的《姨母帖》和《初月帖》、王献之的《廿九日帖》、王荟的《疖肿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義之墨迹的勾摹本还有：《寒切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孔侍中帖》、《上虞帖》、《都下帖》、《七月帖》、《大道帖》、《游目帖》、《行穣帖》、《此事帖》、《兰亭序》等。王献之的墨迹及其勾摹本有：《鸭头丸帖》、《地黄汤帖》、《中秋帖》等。东晋书法家墨迹流传至今比较可靠的有王珣《伯远帖》，此帖北宋《宣和书谱》著录，流传有绪，现藏故宫博物院。
二、南北朝书法
南北朝书法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揩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
主要书法家及作品：
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代孙子，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后代。他是严守家法的大书法家。他习字很刻苦。冯武《书法正传》说他住在吴兴永欣寺，几十年不下楼，临了八百多本《千字文》，给江东诸寺，各送一本。他用废的笔，埋起来象冢一样。后人讲“退笔成冢”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他学钟繇《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著收朿，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他所写的《千字文》清何绍基说：“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我们细读他的墨迹《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笔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的意趣。董、何之说可谓精确、具体、恰当。
其主要作品有：《千字文》此为智永《真草千字文》，线条饱满，笔意飞动，运笔，结体的技巧都十分精熟，前人评其书谓“智永得右军之肉”，于此可得印证。其《楷书千字文》用笔遒劲，结构端庄，笔画的起止提按痕迹十分清晰，富有虚实变化，与晋唐写经非常接近，便于初学。
魏碑代表作
（1>；爨宝子碑：南朝沿袭晋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极少，而云南“二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可谓灿若星辰，光耀夜空。《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此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405）。
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却动之势常现。
（2）爨龙颜碑：《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比《爨宝子碑》晚五十三年。可以说这两块碑是同时代的作品。它的结体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使用圆转笔法，而不像《爨宝子碑》那样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书的特征。我们可以从《爨龙颜碑》笔画的圆润刚强，窥见其运笔实源于篆法，起笔虽有方圆之分，但笔划均极为厚重。《爨龙颜碑》在手法上俯仰揖让，疏密相间，在结构上姿态奇逸，舒敛自如。康有为评说：“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3）郑文公碑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宣武帝永平所年（公元511年）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书法多用圆笔，变化巧妙；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