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周雪光所言，国家的劳动政策确实在制造具有相同的地位、相同的体验、相同的利益的工人，但是国家同时又在竭力向工人灌输以市场霸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价值观，正是工人对市场霸权的接受决定了工人抗争的现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市场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中国工人的利益的同时，中国工人普遍接受了国家和市场霸权的核心价值，从而毋庸置疑地服从于国家和市场。国家霸权在于意识形态的说教，国家十分努力地向工人阐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唯一出路，工人当下的处境一方面是与国际规则相一致的，另一方面是工人暂时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结果，而非国家的原因。市场霸权将工人阶级分化了，一方面瓦解了工人集体团结的潜能，另一方面使工人阶级内部的优秀分子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优越位置，消解了工人抗争的潜在领导者。同时，市场的正向效应的不断积累，制造了工人关于市场的正面经验，尽管市场经济的成果远在工人的控制之外，但是工人也支持这场反对他们自己的改革(Ｂｌｅｃｈｅｒ，２００２）。工人接受的国家和市场霸权的价值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国家引进了市场，培育了市场，赋予市场以合理性，反过来市场又为国家提供合理性和巩固自身的资源。工人对霸权的接受并不等于不抗争，工人的抗争只是把问题归咎于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而非整个国家，工人抗争中提出的要求只是物质性的而非社会变革的，聚焦在个人行为上而非质疑行为背后的、构成行为原因的政策和结构因素。所以，当代中国的工人抗争，虽然数量巨大分布广泛，却仍然是断断续续的、自发的和不协调一致的，既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为有着重大影响的抗争运动，也不可能出现能够建立反对国家和市场霸权的对抗性霸权的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
不言而喻，当代中国的工人集体抗争处在一种复杂的条件组合之中，制造抗争基础的条件与限制抗争发生的条件共存，在这种条件组合中发生的工人集体抗争有着特定的动员机制。社会主义国家“旧制度的遗产”在工人抗争中的动员作用备受关注，李静君指出，工人聚居在工厂建造的相互之间密切接触的社区之中、企业尚有附属资产或者地产等经济资源、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记忆，是工人抗争有效动员和持续抗争的决定性因素(Ｌｅｅ Ｃｈｉｎｇ Ｋｗａｎ，２０００）。其实植根于社会主义历史的道德经济和阶级话语，并非是工人抗争中用以建构自身身份和道德要求的全部资源，国家实施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依法治国”所包含的法定权利资源，同样成为工人抗争构造其利益要求的手段。陈峰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李静君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传统所塑造的工人阶级关于产权的观念，以及工人阶级长期生活在父爱主义管理下的单位之中，没有必要在制度外界定自己的利益观念，使其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确定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认知和政治上都缺乏准备，故而在界定自己的利益和陈述自己的观点时，除了混合使用传统的阶级话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权话语之外，尚无合适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工人抗争还是按照传统意识形态的逻辑来理解新的法权话语，这就是说工人对工厂财产权利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对官方词汇的一种简单利用，他们依靠在旧体制下与企业度过的岁月、对企业积累的贡献等经历支撑着他们的权利要求。于是工人在内心深处认为，工厂不仅是“他们”（厂长）的，也是“我们”（工人）的(ＣｈｅｎＦｅｎｇ，２００３）。
陈峰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工人群体的抗争动员机制并不相同，针对下岗工人抗争政治的研究表明，两个关键因素塑造了工人的不公正感，激发了工人的抗争：“生存危机和管理层腐败。生存危机意味着工人的收入低于地区性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完全没有收入。并非所有的下岗工人必然面临生存危机，只有那些被拒付生活保障金或没有其他就业选择的工人才挣扎在生存危机中，因而他们有着强烈的抗争动机。
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的经济困境是由于管理层的腐败而恶化的话，即是经理们通过盗取工人们赖以生活的企业资产而自肥，那么他们的抗争动机就会增长。”(Ｃｈｅｎ，２０００）尽管生存危机和管理层腐败是解释工人抗争的关键因素，但是二者在解释工人抗争上的作用是不同的，生存危机是导致工人抗争的基础性原因，管理层腐败在工人中产生的不满只有在生存危机已经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换言之，只要管理层腐败没有显着地影响到工人的生存，工人倾向于默认管理层的腐败。
发生在复杂条件组合之中的工人集体抗争具有复杂的性质，工人的集体抗争将地方政府作为挑战的对象，不能将其视为单纯的工人反对国家的政治行动，工人的集体抗争无论是借用了社会主义国家“旧制度的遗产”，还是利用了市场社会主义新的法治资源，其目的都是在争取国家所承诺的权利或者是工人认为国家应该提供的权利，因此抗争是在表达对国家的不满，但是同时也是对国家形成一种新的与公民身份相关的认同。国家面对工人抗争时也不是被动的，中央政府一方面将地方政府置于抗争的对象位置上，而自身保持一种超然的立场，另一方面根据工人集体抗争的性质、规模、影响等具体情况，有选择地采取各种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概论之，工人的集体抗争是一个在工人与国家之间发生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动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孕育了中国工人力量重建的可能性。
第三节工人力量的重建
国家推动的市场化改革消解了以政治阶级形态存在的传统的工人阶级，但是也在塑造新的工人阶级，这个新的工人阶级是在社会领域中独立存在的自主性的社会集团。工人阶级在社会领域中形成自主性的社会集团的过程，就是工人力量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如同传统工人阶级的消解过程一样，是在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交叉作用下进行的，其中国家的作用更为根本。正如苏耀昌所言，尽管新的阶级和阶级关系正日益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但是国家在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中仍然扮演着如同在毛泽东时代一样的决定性角色，市场经济导向的是一个国家协调的阶级分化的社会(Ｓｏ，２００３）。就工人阶级转型而言，国家在此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不仅表现为市场本身就是国家培育和支持的，而且体现在当国家将工人阶级从国家政权之中剥离出去并将其放置到市场经济中去的时候，相应的各项政策措施未能对广大基层工人提供足够的保护措施。
市场对新的工人阶级的塑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
卡尔·波兰尼(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认为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原则主导下的两种运动，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主导下的市场运动，其“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它依仗贸易阶级的支持，主要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自我调节的市场有着“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的内在逻辑取向，于是社会便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这就是在社会保护原则主导下的反向运动。反向运动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通过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对自由放任的市场运动施加限制，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波兰尼，２００７：１１３-１１４）。可以说，反向运动是社会内在的生存逻辑，没有反向运动的社会将会沦为自由市场运动的殉葬品，而有着反向运动的社会则是自我保护的能动社会，要言之，能动社会是在与市场的抗争中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社会抗争是在工人的权利严重受损的情况下发生的以一些地方政府为对象的集体抗争行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限制市场对工人阶级造成的不利影响，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保障工人阶级的权利，由此看来，工人阶级的社会抗争是一种反向运动，其深层的含义是工人阶级成了能动社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