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部门，国家建立了相对较为封闭的劳动力市场，辅之以工作终身制。这就是与国家计划体制相匹配的统包统配的劳动力体制，国家统一安排工人就业，企业则在国家的劳动计划内用工。工人一旦任职，转为正式岗位，除非出现严重的违法违纪事项，就终身就业，享有由这一身份所带来的全部福利。工人的职位成为名副其实的“铁饭碗”。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地位的提升。
工人与工厂的关系则存在较大的理论争议。根据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人应是工厂的主人，工厂应实行民主管理，工人管理企业的制度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工人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形式是工厂工会。对于这些问题，产生了“功能”
与“结构”之争。
对单位制的研究是典型的“功能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国营企业确立的是一种单位体制，即通过单位组织对人身进行有效的控制。单位体制是资源匮乏条件下再分配资源的体制，目的是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刘建军，２０００）。除了企业，中国的政府机构、事业机构也《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３），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１１页。
被认为是典型的“单位”。“单位”理论强调中国工人在工厂中的依附性地位，即工人不得不依附于单位组织，其工资、福利、社会身份的取得，都仰赖于单位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人格上，都难以称得上是独立的（路风，１９８９；李猛、周飞舟、李康，１９９６；杨晓民、周翼虎，１９９９；李路路、李汉林，２０００）。华尔德更将这种单位体制称为“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华尔德，１９９６）。
事实上，单位体制只是揭示了中国工厂与工人关系的其中一面，却忽视了制度结构的一面。与政府、事业单位等“单位”不同，中国工厂的单位体制中，还存在企业民主制度，而非绝对的自上而下等级制。企业民主制度的创设，乃是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城市社会结构的改造首先是在城市企业中进行的，其方式就是发动民主改革运动，创设职代会制度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动员，以此逐渐取代资本家对城市企业的控制权。
在最初的国有化企业中，实行的是委员会制，以职代会为企业领导机构，使权威结构与民主制度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的恢复，主要是基于管理效率的考虑。在国营企业中，先是搬用苏联的“一长制”，后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样，由党组织和企业内部的行政科层组织所构成的权力组织网络牢牢控制了企业，通过对职工个人的“庇护”
和控制相结合的权威方式实现了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但是，企业实现高度组织化的过程，并不是以行政权威置换企业民主，而是采取在企业民主制度之外另设制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职代会则仍然作为企业领导机构被保存下来。
从本体论意义上，企业民主制度强化的是“认同”，因此，它不能简单地用“效率”来衡量。乏味的民主生活活动、年复一年的职工代表选举、冗长的职工代表会议，对于权威机构乃至于对职工群众，往往不具有任何的吸引力，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组织成本。可是，即便如此，企业民主制度还是保留下来，甚至后来成为工人抗争的犀利“武器”，个中原因颇值得探讨。
企业民主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全民所有制在国有企业组织结构中的象征。由于国有企业的权威不是纯粹的，企业直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指挥，这使得企业组织的决策功能大大弱化，其只是根据上级领导下达的指标，去努力完成任务就可以了。上级指标年年增长，如何通过行政权威层层下压任务，促使工人完成专业工作，就成为企业领导最核心的工作。
超额工作指标的完成，不是依靠工资刺激，而是依靠对工人不断强化的激励，以唤起其对企业组织的忠诚。“主人翁”不是在上下级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中形成的，而是在企业民主制度的仪式一再反复重演中得到强化的。因此，作为组织激励主要形式的企业民主总是受到鼓励，并且往往也成为国营企业增产节支的经验在各大企业中进行借鉴和学习。
更为重要的是，事实上正由于企业民主制度的存在，才使华尔德对庇护关系的天才式发现成为一种现实。华尔德认为，在正式科层组织中，等级制权威是绝对的，上下级之间更多地形成利益交换关系，上下级之间的逢迎和恩惠，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这并非华尔德意义上的庇护关系。相反，在中国国营企业中所形成的实际上是林德布洛姆所说的“权威的循环”（林德布洛姆，１９９５）。国营企业中行政权威的合法性与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不同，政府权威来源于组织之外的社会，而企业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其行政权威直接来源于组织内部，更确切地说是来自职工群众的认同（张静，２００１：１１３-１１４）。在制度上，职代会作为形式上的领导机关，被规定为行政权威的合法化机构。因此，企业权威的合法性，不是通过强化行政管理权力来实现的，而恰恰是通过企业民主的发展来保证的。在此模式下并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权威（蔡禾，１９９６），这种权威要通过民主动员的方式进行组织激励，达到组织目的。只有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才能一再地生产出基层群众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感，忠诚感越强，就越容易被动员，完成国家指标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发展生产和社会整合两者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张静发现，企业民主制度，从建立伊始就并非基于分散权力的目的，而恰恰是为了加强集中化管理（张静，２００１：３７）。
无论“功能”还是“结构”，当代中国工厂制度最重要的方面是在工人与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政治关系。在中国国营企业中，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种管理体制下，掌握企业权力的是书记，而不是厂长。这种体制其实是出于企业本身经营手法的需要，因为国营企业一切运作都是以政治为标准，而不是以业绩为标准的。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国营企业中，政治动员就比经济管理更具有决定性，通过动员促使工人完成专业工作成为最核心的活动，从而使企业经营活动彻底政治化了。
与之相应，国营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彻底政治化了。华尔德指出国营企业的运作建立在工人对领导者的忠诚基础上（华尔德，１９９６：１３），不过他没有领会到，这种忠诚已经超越了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
因为，无论是企业的经营者还是企业的职工，其行动都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国家指标”的引导，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工人只要遵循这个指标来工作就可以了。在围绕完成“国家指标”而进行的动员中，从党委书记、厂长直到车间主任、班组长，各层次的管理者相对于下级干部员工，都成为国家权力的化身。对于每位工人而言，他们时刻面对一个无处不在的国家的“影子”，国家借此而得以“在场”。这样，在车间政治中，工人面对的不仅是他人、上级，还有国家。可以说，在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工人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最基本的日常生活。
工人与工厂的关系是如此复杂，但也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权威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工人就在生产过程中，将经济建设与政治参与有机结合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建设中国工业体系中奉献了他们的血与汗，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工人被有效吸纳进国家政治体系中，工人成为国家政策执行的主要动员群体和执行群体，有效地维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使中国政治得以稳步、渐进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