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的成长，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如果以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为一座历史分水岭的话，此前中国工人的主要政治使命是革命：从１９１９年６万城市工人罢工支持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中国工人便逐渐融入革命洪流，成为中国革命一支生力军。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工人的政治使命就是建设，广大城市工人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参与和见证了整个工业建设进程，当之无愧地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改革开放之初的８０年代，可以称为中国工人的“黄金时代”，无论在政治象征上，还是实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人都显得举足轻重。对于中国广大的城市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回味的时代！
第一节革命劲旅
中国工人是帝国主义侵华、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据统计，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产业工人人数已达１０万人之巨，而在１９１９年这一数字已经剧增至２６１万（刘明逵，１９８５：１２２）。当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早期，依旧是农业为本的社会，城市工人并不是主要的劳动群体。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人政治的特殊性：中国工人政治之重要性，不在于工人在中国现代经济中扮演多么具有决定性的角色，事实上他们的作用也远未彰显出来，而在于工业化之初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人所处的政治地位，使中国工人成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斗争的重要理论面向。
对中国工人政治的研究，不外乎有以下三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认为中国工人政治是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中国工人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工人也正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了阶级意识。在这种视角下研究工人，就不太考虑工人的“文化”问题，也就忽略了工人阶级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裴宜理对上海工人的研究指出：“植根于其成员色彩斑驳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经历，上海无产阶级显示出多重战斗性。”（裴宜理，２００１：３４５）因此，裴宜理反对将中国工人理解为铁板一块的统一体，而要从其来源的多样性中探求中国工人政治的复杂性。
第二种视角是政党政治的视角，认为政党的组织和动员在中国工人政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城市是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带，国共两党都将城市中人口众多的工人作为主要的动员对象，从而使广大工人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中。但是从历史上说，工人的抗争是原发性的，正如裴宜理所指出的那样，工人的抗争传统植根于工人的故土文化和工作经历之中。
早在中国政党组织兴起之前，中国工人就已经形成了绵延而强固的斗争传统，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何以在“五四运动”中竟有近６万工人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被动员起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事实上，工人在中国城市的革命运动中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而不单纯是政党政治的附属品或者工具。在中国的革命年代，不是政党缔造了中国工人政治，而是政党利用或者发展了已有的工人政治力量。
第三种视角是建构主义的视角，即工人政治是被建构的，是多重历史因素构建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群像。从Ｅ·Ｐ·汤普森开始，人们更注重工人政治的文化特殊性而非其普遍性。中国城市工人的成分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工人的来源、祖籍、部门和工作性质，均有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中国工人政治的特点，即不同来源、部门和层次的工人，其组织程度、抗争倾向、政治态度和动员模式均有不同。裴宜理的名言是“不同工人有不同政治”，认为中国工人的斗争传统源于工人自身：“工人政治发端于工人自身：其地缘、祖籍、性别、大众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等。”（裴宜理，２００１：４）裴宜理还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工人政治现象：半技术工人通过帮会与国民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技术工人更倾向于共产党，并成为城市革命的关键因素。
三种考察中国工人政治的视角各有侧重，也各有其力所不逮之处，它们在塑造后来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人政治阐释模式上，都应有其地位，不可轻易偏废。
中国工人大多来自乡村，与原来的乡村宗亲网络、乡土文化和传统心态都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在一个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往往都来自全国各地，来源不一，而由于他们与乡土文化之间的联系，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来界定中国工人的认同。史国衡在《昆厂劳工》中，对战时内地的昆厂进行了详细调查。他发现，昆厂工人的籍贯来自不下于１０个省份，技术工人则以“外省”为主，主要来自江浙和湖广地区。帮工和小工则以本地人为主。工人对于这种身份十分敏感，往往也是工人之间产生芥蒂甚至冲突的来源（史国衡，１９４６：９-１８）。
总而言之，文化的冲突，阻碍了统一的工人意识的形成。也正因为如此，裴宜理宁可相信中国工人与欧洲工人一样是“四分五裂”的。
但工人毕竟是一种新的劳动群体。工人身份对于原来处于务农状态的劳动力来说，何以便构成了一种有吸引力的职业呢？在这方面，史国衡同样作了调研，他发现，农转工的动机无非有四个：逃避兵役、经济动机、社会动机、逃避社会纠纷（史国衡，１９４６：４１-４８）。除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之外，可以看出当时在工厂做工，其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较于在家乡务农，都是一种较优的选择。事实上，那些最早投入到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工人，通常都是体力劳动工人中受教育程度、工资水平、生活条件较好的一群。比如，资料显示，当时最富斗争精神的工人职业群体之一——上海的邮电工人基本上都具有初中以上学历（中共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委员会，１９９９：２４；中共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委员会，１９９１：１５）。从这一点来看，如果说中国城市工人具有斗争性，那么这种斗争性与传统的农业抗税抗赋斗争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工人的抗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为生活所迫，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经济动机绝非工人起而抗争的唯一理由，相反，工人的抗争中往往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和个性反抗的色彩。
中国城市工人从诞生之日起，就延续了较强的政治斗争性。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工人先后掀起多次工潮。这些工潮多针对管理制度、工资等，但是工潮背后多少都有与洋人主管和外国资本有关的因素，不免带有民族主义的感情成分，致使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城市工人中找到了坚实的土壤。据王冠华的考察，现代中国城市的群众抗争中，无论次数和规模，工人发起的社会运动都令其他群体性运动望尘莫及（王冠华，２００８：７２），足以证明工人政治力量之强大，影响之巨，另一方面则说明城市工人的集中性和组织性，颇适于激进运动的动员。
工人这一力量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重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政党，成立之初并没有一名工人党员，而都是知识分子。
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紧了在城市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步伐。１９２１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处，以整合上海等大城市的工人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厂矿企业中发展党员、成立党的支部，使１９２１年后的工人运动烙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烙印。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人的动员是卓有成效的，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城市工人革命运动高潮。在这场运动中，１９２５年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是导火线。上海工人顾正红无端被其洋雇主打死，引发了这场工潮，致使上海全市２０万工人罢工，斗争持续３个月。工潮向全国蔓延，近６０万工人罢工，其中省港大罢工持续斗争长达１６个月，给资方沉重打击，成为世界上历时最长的罢工。五卅运动纯粹是政治性的，以反帝为主要目标，它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过去中国工人政治的延续，另一方面政党政治的因素也深刻地渗透到了工人政治之中，使工人的组织程度和运动能力大大提高。与之同时，京汉铁路工人、安源矿工也发动了大罢工，有力地声援了上海的工人运动。据考察，铁路工人和矿工在当时中国工人群体中，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生活待遇最好的群体，其中不少技术工人来自上海。这场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由此被赋予一种别样的革命风采。
中国工人的力量，从根本上不在于他们人数众多，这方面工人并不占优。中国工人的斗争之所以令人瞩目，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的地方，正处于中国政治的心脏地带——城市，而且工人对于新兴工业体系和经济建设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尽管如前所述，工人在革命运动中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但也不可否认，正如王冠华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工人抗争在运动中往往发挥着决定胜负的作用，但是工人从未独立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他们的这种作用，通常只是给革命运动推波助澜（王冠华，２００８：７３）。这令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城市工人在政治中的作用，但也无法高估之。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清党”运动使中国工人政治陷入低潮。工人中的激进分子被大肆逮捕和屠杀，城市工人组织被摧毁。中共也被迫转入到乡村和边远地区。国民政府则抓紧了对工人的统合工作，一系列调节劳资关系的法律，就是在这个时候陆续出台的。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在沦陷区跟日伪政权进行或明或暗的斗争，中国工人还找到了另一种政治参与途径，那就是积极参与民族经济建设，支援前线抗日作战。日本侵华导致中国本来就薄弱的民族产业遭遇空前危机，中国城市工人大量失业，甚至沦为难民，中国抗战的经济保障线遭受摧残，大量工厂迁往内地，工人也随之内迁。据美国学者史蒂芬·麦金农(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ａｃ Ｋｉｎｎｏｎ）考察，１９３８年大约有１７０个工厂从上海搬迁到武汉，这些工厂大多是民办企业，迁厂的工作主要是由工人自己来完成的。随着工厂搬迁，有大约４万多技术工人从沿海迁到了内地（麦金农，２００８：７０）。但是武汉也很快不保，为免武汉重蹈上海重工业被严重摧残的同样命运，１９３８年秋天，武汉举行了大规模向内地迁厂的运动。麦金农这样记载这场运动：
在这次搬迁过程中，大约有１０.８万吨设备从武汉运走。
在国家资助下，１万工人也迁走了。除了重新修建１３个大型工厂外，近２５０家重要的轻工业工厂也搬到了内地安置。
(麦金农，２００８：７０-７１）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迁厂运动是如何荡气回肠，而其中若是没有广大中国工人强有力的组织动员，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中国轻重工业向内地转移的过程的。
面对艰苦的战时环境，中国工人并非消极无为，他们当中有的直接参军上前线，或组织地下工人抗日武装，有的在后方积极投入生产，支援前线作战。在这一阶段典型反映中国工人政治的一场运动就是“工合运动”。工合运动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由埃德加·斯诺夫妇、路易·艾黎以及胡愈之等人在上海倡导发起的。１９３８年他们在汉口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艾黎任召集人，孔祥熙任理事长，一些国共两党人士以及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都是合作社的理事。国民政府拨款５００万资金作为开展工业合作社的基金。抗战期间，中国的工业基础遭受严重的破坏，工人大量失业，也直接影响了军事抵抗的物质基础。有感于此，斯诺认为，发起工业合作运动，可以将“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卢广绵等，１９９７：３）。
工合运动，主要是以工业合作社方式组建生产企业，工人同时是合作社成员，在企业中至少拥有一股。合作社的工人主要来自难民中的技术工人。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１年，工合工作区域推进至１６省区，设立合作社近２０００所，动员１５万失业工人和难民参加生产，产品种类达百余种，足以供应军需民用。（卢广绵等，１９９７：６）工合运动高潮时，社员达到２５万人之多，合作社也有３０００多个。工合运动尽管在１９４２年走向衰落，但是它极大地支持了内地的工业建设，也为中共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最初的工业事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他们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实施，中国工人在城市国统区也抓紧了地下革命工作，全力配合解放军的攻城和城市接管工作。国统区工人成为“第二条战线”的生力军，其中最为着名的斗争是１９４８年１月上海规模最大的民营纱厂——申新第九棉纺织厂７５００名工人罢工。
罢工遭到当局残酷镇压，３名女工被打死，１００余人受伤，２００多人被逮捕，史称“申九血案”。战争期间，上海工人的斗争规模最大也最富典型性。１９４９年初，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上海工人组织了多起大规模罢工斗争。江南造船所等企业以及邮局、电信局等机构的职工，以“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