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来说，工人的日常化抗争有着以下两种基本特性：
首先工人的日常化抗争不似工人的集体抗争，后者是以利益诉求明确、参与人数众多、行动方式激烈、场面声势浩大、公共领域受到震动，甚至惊动国家暴力机器等面貌示人的，而日常化抗争则是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日常化抗争有着很强的隐蔽特性以致难以被人发现。其次日常化抗争当然也是工人宣泄自身不满的一种途径，而且是在工人难以通过集体抗争来有力地表达自身不满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抗争形式，这就是说日常化抗争作为一种工人抗争的形式，它一方面包含着工人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工人畏惧资本权力而产生的谨慎态度，日常化抗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抗争形式的要义就在于此。所以日常化抗争非但不能因其特殊性而被忽视，反而因其特殊性而成为分析工人政治得以发生的政治体制的重要视角。
工人进行日常化抗争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一般来说可以大致分成两个类型，即非暴力抗争和暴力抗争。非暴力抗争就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具体表现为态度冷漠、工作不卖力、缺少责任心、缺勤、投身第二职业等，非暴力抗争实际上是工人在生产规则的缝隙地带挑战资本权威的抗争形式，这种抗争无法通过专制权力的强制来克服，可行的途径是通过说服来获得工人的同意。暴力抗争是在工人的日常化抗争中并不多见的一种抗争形式，它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专制权力比较强大的时期，暴力抗争的对象基本上是工厂财产和管理者。工人最初采取捣毁机器的形式毁坏工厂的财产，西方工人运动就是从破坏机器开始的，工人视机器为压迫自己的罪魁祸首，故而将怨恨倾泻在机器之上（《资本论》第１卷）。除了毁坏机器之外，工厂其他财产也是工人报复的对象，例如砸碎车间的玻璃、损坏辅助工具、破坏车间动力等。工厂的管理人员也是工人暴力的重要对象，特别是依仗资本的专制权力而在生产车间中对工人进行控制的管理人员，往往是工人仇恨的焦点，工人或是单独或是三五成群对车间管理人员进行人身报复，报复的形式或是恐吓，或是殴打，乃至夺人性命。针对管理人员的人身暴力在资本主义还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地区依然常见(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９）。
工人的日常化抗争一般来说集中在生产领域，但也不尽然，只要在公共领域存在工人发泄自己不满的机会，工人就会参与到公共领域中的集体行动中去，当然这种集体行动不是工人发动的，也不是以工人作为主体力量的，更不是以工人的利益诉求为行动目标的。工人在公共领域参与的集体行动多是地方性的骚乱，工人的参与有着三个特点：一是工人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二是工人不是以工人身份参与其中的，骚乱的庞杂性也在客观上掩盖了工人的身份；三是不管骚乱的具体起因和要求为何，但是工人与其他参与者一样共享着一种不公平感，因此骚乱针对的是“共同的敌人”。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工人日常抗争，是一种形式特别但是蕴涵复杂的日常抗争形式，工人在生产领域之外参与非劳工运动性质的集体行动说明了工厂政治的失败，因为工厂自身的组织和制度已经无法约束、协调劳资双方的矛盾，因此工人借助公共领域所提供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至关重要的是工人的表达不是立足于工人身份进行的，而是混杂在其他社会群体之中，不管工人参与其中的身份模糊状态是主观上有意为之还是客观上无意识的掩盖，参与本身就昭示了“总体国家”的威权性质。
同样重要的是，工人在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身份的模糊使得国家不能够获得劳资冲突的信息，在国家看来，既然公共领域中没有发生工人的集体抗争，那么工厂中的控制与协商制度是有效的，国家也就不会担心工人会成为一种反抗的力量，而实际情况则是工人采取日常化抗争的方式参与到公共领域的集体行动中去了，工人正在与其他的反抗力量汇聚。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扭曲的国家与工人互动模式中，国家在处理其与工人的关系时将会处在不利的情境之中。
由前文对工人参与公共领域的集体行动可以发现，工人的日常化抗争是一种复杂的抗争形式，它可以是个体行为，但也可以是集体行为，甚至同一种行为具有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双重性质。在生产领域中的日常化抗争中，工人的怠惰不只是工人的单独行为，而是很多工人共同参与的，且在工人之间形成了默契的行为，所以在表面上看是某个工人在“磨洋工”，实际上则是工人的“集体怠惰”（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ａｃｔｉｏｎ）（Ｌｅｅ Ｃｈｉｎｇ Ｋｗａｎ，１９９９）。在公共领域中的日常化抗争中，工人虽然是以个人和非工人的身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的，但是难以否认工人是在有意识地利用集体行动来宣泄自身的不满，而且工人参与其中本身也意味着工人也在从事一种建立在共同的不公正感和针对共同敌人基础上的反抗。
对于工人的日常化抗争的分析不能局限在微观层次上，宏观层次的政治体制的性质是认识工人日常化抗争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威权政治体制下，国家与资本的勾连使其采取压制劳工的政策，工人的结社、集会、罢工等权利，如果不是被取消的话，也会遭到严格的限制。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挤压下，劳工难以采取集体抗争的形式来反抗，于是日常化的抗争就成为工人反抗资本和国家的基本途径，这就意味着工人的日常化抗争便具有多重的含义：首先工人的利益诉求可能只是以具体的经济利益的形式出现，但是具体的经济利益背后包含着政治诉求，道理很明显，向资本争取具体利益是对威权所保证的既定劳资利益格局的挑战或曰反抗，它要求国家调整其在劳资关系中的位置。其次其根源于国家对劳工的压制和工人日常化抗争的政治性，生产领域蜕变为特殊的公共领域，工人在生产领域认识国家、反抗国家、积蓄力量，因此生产领域在工人的日常化抗争中被政治化了，国家领域、公共领域、生产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三个领域分享着同样的议题。国家难以正确地区分工人的抗争行为并恰当应对，工人则必须将所有议题政治化以便凝聚力量来推翻威权，其最后的结果则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国家毫无例外的镇压工人地任何反抗，而工人毫不妥协地要颠覆国家，于是革命之舟起航了(Ｂｕｒａｗｏｙ，１９８５）。
鉴于工人的日常化抗争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传统的关于工人抗争的分析工具已经越来越难以准确地认识工人的日常化抗争的形态和内涵。近年来学界的研究已经开始重视工人的日常化抗争，并明显地感受到了既有理论工具的局限性，因此提出了对工人抗争进行重新理论化的议题。“抗争的理论化应该超越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个人抗争与社会抗争、非政治冲突与政治冲突等传统的两分法。多场域抗争这一概念或许为实现这种超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潘毅，２０１１）多场域抗争试图抓住工人日常化抗争行为的精细巧妙的特性，将各种形态的抗争视为抗争行为的点或是面，从而勾勒出一幅更加完整和贴近实际的抗争图画。尽管多场域抗争还不能发展出具体的分析工具来支持对日常化抗争的研究，但是对抗争进行重新理论化则代表了一种工人研究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