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弗曼的劳动过程理论立足于劳动自身的特性来分析资本控制劳动的基础，并且进一步依据资本控制来理解劳动过程的具体特点，但是这种分析路径忽略了工人的主体性，似乎在资本强化对劳动过程控制的过程中，工人只是被解除了武装的毫无作为的群体。工人的反抗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因此必须将工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视野中，或者说劳动过程理论必须回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怎样适应工人反抗并进行自我调试从而得以延续的，否则就难以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布雷弗曼之后的劳动过程理论基本上都吸纳了资本与工人互动的视角。
安德鲁·弗莱德曼(Ａｎｄｒｅｗ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管理者对工人行使权威存在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责任自治，另一种是直接控制。责任自治就是赋予工人从事工作的灵活性，鼓励工人按照有利于资本的方式去适应工作中不断变化的局面，这样工人在工作中就能够获得地位、权威等精神上的满足；直接控制则是采取强制性的措施钳制工人的主动性，使工人成为活的机器。这两种策略分别代表着劳动过程中管理者对工人行使权威的两个方向，劳动过程中的实际状况则是居于两者之间(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７７）。其实，无论管理者采用何种策略，都存在其自身的困境，就直接控制而言，工人不可能真正成为管理者所需要的机器，就责任自治而言，工人的自主性与管理者力图维持和扩大其权威始终存在紧张关系，而且就根本而言管理者的策略是服务于获得高额利润的，而非满足工人的需要。有鉴于此，管理者采用何种具体管理策略必须根据变化的情况和工人的反抗来确定，而不可能守住一种管理方式一成不变。由于工人并不是一个高度完整统一的群体，所以管理者应当根据不同的工人群体来制定不同的管理策略，要言之，对工人分而治之是应对工人反抗、实现有效管理的基本途径。
为此管理者会根据工人的技能、贡献和抗争的强度将工人划分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核心工人就是拥有技能、对利润的获取贡献较大、集体抗争的强度较高的工人，而边缘工人则是从事非技术工作、对获取利润贡献较小、集体抗争的强度较弱的工人。对于核心工人，管理者将采取责任自治的策略，并且在经济衰退时期尽可能地保留他们的工作机会，而对于边缘工人则采用直接控制的策略，不仅在劳动力价格上尽量压榨他们，而且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就大幅度地解雇他们。应该说，分而治之的策略反映了资本控制工人的基本状况，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凝聚成一支革命大军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只是成为一种影响资本主义改革的重要力量。
理查德·埃德沃兹(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Ｅｄｗａｒｄｓ）同样关注工人反抗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影响，他认为为了应对工人的抗争，资本试图通过重新组织劳动过程进而减少工人抗争的机会，其后果则是工作场所的简单控制被结构控制所代替(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９７９）。结构控制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其核心要义就在于将控制机制嵌入到公司的技术结构中去，或者将控制机制嵌入到公司的组织结构中去，于是结构控制就存在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两种方式。所谓技术控制就是在使工人越来越去技能化的同时将劳动力引向由生产技术确定的共同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模式中去，而官僚控制则是使公司内部权力的行使过程制度化，管理者对工人行使权力不再是随意的行为，而是依据公司确定的规则和程序作出的，因此劳动过程的控制便建立在明确的、可预期的制度基础之上。结构控制驱使工人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以个人的方式而非集体的方式，去追逐他们个体的、具体的利益，于是阶级对抗的动力便得到了抑制(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９７９：１４５）。
享有世界声誉的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对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系列重要的分析性概念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而且因为他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构了劳动过程理论。虽然之前的理论家在进行自己的理论创造时采用了资本与劳动互动的视角，但是其理论的逻辑重心则是资本是如何对劳动进行控制的；布洛维则完全不同，他的理论的逻辑重心则是工人是怎样服从以及为什么服从。布洛维认定生产领域才是研究工人阶级的中心领域，在生产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自己的上层建筑，这就是塑造生产过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最初布洛维称之为“内部国家”，后来称之为“生产政体”(Ｂｕｒａｗｏｙ，１９８５）。
生产政体主要由两种组织构成：一种是从事强制功能的组织，另一种则是从事说服功能的组织；如果强制的功能重于说服的功能，那么这就是专制政体；如果说服的功能重于强制的功能，那么这就是霸权政体。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政体也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即从自由资本主义的专制政体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霸权政体。生产政体的变迁与国家对生产领域的干涉密不可分，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工人只有进入生产过程才能获得自身生存的条件，这就是说劳动力的再生产与生产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国家的干预改变了这种局面。国家一方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制定限制性法规来约束资本的强制行为，因此劳动力再生产与生产过程的统一性被拆解，在国家的帮助之下工人获得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自主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资本不再能够对工人施加专制主义的统治，只能改弦易辙，采用说服的方式谋求劳动与资本实现合作，而合作的基础则是工人利益与资本利益之间的协调。
霸权政体是以说服工人、认同资本为基本特性的，它具有三种从事说服和制造认同的机制：首先是“赶工游戏”，也就是计件工资制，工人加入“赶工游戏”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原则的认同；其次是内部劳动力市场，这就是在企业内部实现劳动力的流动和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激发工人的个人主义；最后是建立集体谈判和申诉的制度，借助于这种制度劳资冲突得以在协商的框架内重构，进而言之，劳资冲突的界定和解决不再以资本或者劳动的单方面利益为标准，而是必须以建立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利益为尺度。在霸权政体运转的过程中，虽然充斥着劳资双方围绕着具体利益而产生的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生产控制权则得到了工人的认同（布若威，２００８）。
当然，霸权政体也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一成不变的政体模式，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球化再次迅猛发展以来，霸权政体逐渐被霸权专制政体所取代，劳工的力量在西方世界再次遭受打击，甚至劳动过程理论也越来越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此相对应的是资本向第三世界的输出却使得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工人研究的重要对象，丰富多样的地区性的劳动过程经验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第三节抗争动员理论
工人阶级远非是一个统一的社会集团，或者说工人阶级有着很强的分散特性，这不仅是因为现代化大生产本身的部门、行业、车间、具体工作岗位等方面的差异，制造了工人之间的差别，而且还因为现代化大生产之外的地域、种族、宗教、文化、性别等因素也在有力地塑造着工人。事实上，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并不支持一个高度统一的工人阶级存在，最好的状况只能是多个不同的工人群体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