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的问题其实与缺乏差异化市场供应是互为表里的。2009年12月，中国房地产老大王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与西方人对房子的观念相比，亚洲人更在乎房子是不是自己的。比如西方很多有钱人，在曼哈顿租房子住。但亚洲房屋自有率比例比西方人高。日本1960年的统计数据，100个家庭拥有房子的比率是96%，而中国现在才是70%。从这个比例来看，中国还在城市化，每年有1400万人进入城市，不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拥有房子的绝对数量现在还是在大量增长中，这不构成问题，但问题是住房的大小问题，是不是需要住这么大。现在中国城市人均的住房平米数是比较高的。大就是浪费，建筑还不环保，更是浪费。房屋质量也不高，你会发现很多20年前盖的房子，现在就要拆，也造成浪费。欧洲主体户型平均面积120平方米，而中国现在也是120平方米，德国人人高马大，亚洲人身材小得多，人家收入比你高得多，所以我们的平均面积显然是大了。
我们与日本的情况还有不同，日本国土面积小，一家人拥有一套房子足矣，中国的现实是国土面积辽阔，不仅在老家乡下有一套（栋）房，而且在工作的城市还应该有一套房。
问题是我们的房子户型设计的确太大了。俄罗斯前总统、现总理普京2009年公开财产，只有77平米住宅，一个停车位，两辆分别产于1960年和1965年的伏尔加汽车，一辆1987年产的拖车，1500平米土地，圣彼得堡银行的230份股票（1997年认购，当时每股1卢布），2008年收入462.2万卢布（约14万美元），外加军人退休金10.06万卢布（约3048美元）。
我们真的需要住60平米开间、90平米一居的大房子吗？我们真的有那么奢侈的资本吗？政府监管不力，开发商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把经济适用房也建成两三百平米的复式建筑以追求更高的利润。现在政府终于意识到了，规定廉租房不得大于60平米，也算亡羊补牢。
但是市场上提供小户型小房型的企业还是太少了。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曾经撰文《高房价或造就中国城市化四大“景观”》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和城市的高房价，阻碍了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的固定性和永久性转移，而且，农民进城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既不如东亚，又不似印度和拉美，可以居住在贫民窟中，与家人团聚和减少流动。中国在农民进城居住方式、人口流动和财产及收入分配方面，可能表现为以下“景观”：一、人口“工棚式、集体宿舍式和简陋租赁式”转移；二、人口长期（多年）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剧烈流动；三、将形成大规模的城乡无房流浪人员；四、城市中将形成食利房东和交租农民工两个阶层。
笔者认为，其实让进城农民也拥有自己的产权房，并非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也并非只有政府提供保障房和农民自建贫民窟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也未必非得通过城郊或城中乡村两级政府建的小产权房（事实上小产权房由于没有贷款支持，反而多数成为富人的囊中物）。有的地方政府，想给大量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甚至廉价房，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想乌托邦。从人口规模上来看，未来有5～6亿人口转移入城镇。即使我们的未来经济飞速发展，在养老、医疗甚至教育等公共服务都大量欠账的情况下，要想由城市政府向如此巨大的人口提供需要巨额资金支持（不论中外，房子往往是许多人终其一生最大的一笔财富）的廉租房或廉价房，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操作的幻想。
未来城市，在不伤及房地产的市场化基础和现有房地产格局的前提下，其实可以通过小房型的住宅建设满足目前被市场和政府保障双双排斥的多数进城农民的住房需求。土地仍然可以招拍挂出让，但政府应该允许建更高容积率的房子；户型比今天做得更小，单价不低但总价很低。向中国香港、日本乃至西方新兴的一些中高产职业阶层学习，房子迷你而舒适。
笔者一段时期以来对此多有呼吁，但迄今为止没有看见过有企业家和政府机构愿意为此付出努力。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政府没有有意识地提倡并加以政策引导和支持；另一方面的确如一些开发商所言，中国的有钱人太多（且因为贫富差距太大导致有钱人太有钱）。而政府目前有计划供应的土地不足（供应太足地价就上不去，更不能地王频出）。这样一来，现有土地产出的楼房还不够有钱人消化的，哪里轮得上替穷人盖房？须知，挣有钱人的钱比挣穷人的钱容易多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千古不易的经济学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