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举重兵侵占南洋各地，用刺刀来维持其血腥的殖民统治，对几百万华人进行惨无人道的铁血恐怖行为，大劫掠，凌辱残害，使华人尸陈遍野、血流成河、惨绝人寰。
1941年春，山打根尚在风雨飘摇之时，郑子瑜为避难出奔沙捞越首府古晋。古晋位于婆罗洲北岸，是沙捞越的中心城市。
郑子瑜在客籍人士所办的越光中学教授国文。但是，尚未安排好，日本侵略军南侵，飞机整日来轰炸古晋，于是他又匆匆出奔，避难于诗巫乡间上坡村。
诗巫是黄乃裳率领中国福州籍华侨开发出来的，花费了十万余金，为同胞找到了一块域外安居乐业之所。遥想当年许多华人在黄氏带领下，发扬闽南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暴烈日，斩荆棘，栉风沐雨，胼手胝足，驱毒蛇，逐猛兽，辟丛林，筑山路，导水伐木，去秽除荒，耕苗播种，造屋建林，开垦出一片富饶的沃土。由于福州人遍布，诗巫被称之为“新福州”。
郑子瑜因其力主抗战，并身体力行，以笔为枪，发表过许多南洋人熟悉的抗日歌曲，上书参政会声讨汪精卫，这些举动曾为新闻传媒机构广为宣传。在人们心目中，年轻的郑子瑜是抗日中坚分子。随着日寇铁蹄的来临，南洋各地一些伪政权中附逆者必然会指控他为“反日分子”，其前途难以乐观！于是，郑子瑜改名“郑良”，随其女友丁桂隐居于她的家中——上坡村。
为了生活，在诗巫他拿起了锄头，种稻种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度过了三年又八个月的苦难人生。
日本侵略军神速占领了南洋各岛。交通断绝，饥馑威胁着民众。丁桂家在上坡村也属殷实之家，也不得不种树薯和谷物，几乎全村人全在田里劳作。那时，丁桂父亲见郑子瑜体弱无力，派他去果园割草。果园中有柚、柑、香蕉等，柚、柑的树不高，割草时须弯腰弓背，对于一个从小体弱多病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来说，繁重的劳作，再加上烈日的烤熏，终日疲惫不堪。口渴了，肚子饿了，只得以果子充饥，每天吃的果子比米饭还要多，肚子里泛起了一股酸水，差不多类似野人的生活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想不到这样的生活倒使郑子瑜肠胃功能趋于健全，竟慢慢地能适应了。郑子瑜在水深火热中身体渐渐转弱为强。1944年郑子瑜与丁桂结婚。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此时，他们唯一的孩子大宁也呱呱坠地。
在丁桂怀孕之时，郑子瑜以其人生经验知晓，在这个时代，要找一份工作来安家养子是不易的，这使他深感不安。他为了养家糊口，欲从事橡胶贸易来赚取生活费用。马来西亚以生产橡胶著称于世，但由于战时交通断绝，所产橡胶没有销路，价格直线下跌，每担仅五六元，几乎与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衰退时价格相近。据当地行家分析，一旦大战结束，欧美各工业大国一定会对橡胶的需求十分殷切，从保守的贸易眼光看，每担价格上扬一二百元似不成问题。基于这样的分析，郑子瑜将可变卖的东西尽量变卖，又向亲友借来一点钱，到处收购橡胶。一年来买了约一百担。原先打算，战争一止，卖得一两万元也许不成问题，为了收购这百担橡胶，使郑子瑜的体力又一次经受了折磨。一年中搬进百担橡胶，每日三五担还能勉强应付。可要搬出去售卖，需在极有限的时间将大量橡胶搬出去。加上孤立无援，他疲乏过度而病倒了。接踵而来的是顽固性痢疾、疟疾，由于长期得不到根治，身体更加消瘦了，医生知道他是一位穷人，难以承担昂贵的诊金，不肯出诊。他只得请一位护士来诊病。护士又缺乏医疗实践，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只给些止泻药和退热药。郑子瑜长期得不到治疗，奄奄一息却无所畏惧，贫穷的折磨至今，对于死神也没有什么可怕了。只是舐犊之心的尚存，十分惦念尚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如果婴儿丧失了父亲，真令人死不瞑目。护士突然觉得郑子瑜可能患了疟疾，就给了金鸡纳霜，竟然药到病除，又将郑子瑜从死神的地府边缘拉了回来。
可是，经济情况并没有丝毫好转。战争结束后，英美两国忽然宣布订立“君子协定”，将美国售予英国的谷物，每担限于多少元最低限制，而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所产橡胶售予美国，限于每担不得高于马币十元。殖民地所生产橡胶的价格，只得听凭宗主国的决定。于是，一切欲靠贸易橡胶改变贫困的好梦便结束了，郑子瑜还清债务后，仍然是赤贫。
疾病暂时好了，但由于没有根治，痢疾和疟疾时而发作，变成一种间歇性的顽固疾病。贫穷伴随疾病，疾病又加剧贫穷，循而往复，这成为缠绕郑子瑜青年时代的两条绳索。为谋生，以一己之长谋得一碗饭，他只得挈妇将雏，再次来到古晋。他得到前龙溪中学庄校长夫人孙钟敏女士的帮助，去中华中学任教。战争对经济的创伤是短期内无法治愈的，物价昂贵，薪俸甚薄，养家谈何容易。在生存欲望的驱使下，只得再作生命的透支，夜间兼任《中华日报》主笔。每日一篇时评，以睡眠时间来换取报酬。于是白天执教鞭，夜间伏案笔耕。好在写文章对于郑子瑜说是轻车熟路，只是人生的历程太苦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