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费孝通
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吴江
儒者梁漱溟 郭齐勇
《梁漱溟问答录》出版前后 汪东林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费孝通
梁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都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第27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好一个“好用心思”，好一个“误打误撞”！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梁先生是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这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特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人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依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还只有人类有此自觉的能力。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万物是通过人而自觉到的，那正是宇宙进化过程本身的表现。进化无止境，自觉也无止境。思想家就是用心思来对那些尚属不自觉的存在，误打误撞，把人类的境界逐步升华，促使宇宙不断进化。
我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的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我原本想就梁先生用心思打撞的问题提出一些我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坐定过。因此这次讨论会上我不能提出论文来求教于梁先生和诸位到会的学者，请予原谅。我只能利用这个机会表达我为什么爱慕梁先生的心意。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么？文化有多厚，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梁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限于我本身的水平，我对这位思想家的认识只到这个程度，仅能提供与会的朋友们、同志们作参考。
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吴江
对于梁漱溟先生，我禁不住想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梁先生有特别的了解，而是因为我意外地读到汪东林先生发表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刊物《同舟共进》杂志（1993年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述评梁漱溟向党交心的材料》（以下简称《材料》）。汪先生原是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的一位青年干部，任梁漱溟所在学习小组的秘书工作长达二十余年，多次专门采访梁漱溟，与梁先生结成了忘年交。汪先生因此留下了一份关于梁漱溟的极为难得的材料。这份材料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受中、西、印文化熏陶的梁漱溟在中国共产党当政前后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彼此学识、政见上的异同，特别难得的是记录了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特殊新旧交替环境中（其中又有一个时期政治生活不正常），在若干年的风风雨雨中，所表现出来的立身处世之道。这里看出梁漱溟确是从传统文化阵营中出来的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事功主义者。鉴于此，我乐于利用这个材料，夹抄夹叙夹议，就梁漱溟的活动特别是建国后他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态度，在此作一些介绍。
梁漱溟是否如人所说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属于新儒家阵营是毋庸置疑的。他甚至被人称为“儒家”的最后圣人。梁幼年不曾接触儒学，而是直接接受西学，热衷于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深喜柏格森，信服西方政制，也读过一些马列著作，但不信奉马列学说。1917年，二十四岁时，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梁沉湎于佛学，并从比较角度评价中、印、西三大系统文化。因对民国以后政治上种种腐败现象不满，梁曾几度准备出家而未如愿。但他绝不是一个出世主义者，他和那些纯学术活动的新儒家不同，他自幼以经世救国建立功业自任，颇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因此没有几年就由佛归儒（但梁个人生活中始终未放弃佛家思想）。特别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他像严复走过的道路一样，因看到西方文明的非人性和粗野自乱而毅然舍弃西化思想而倾心于中国固有文化，认为世界未来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梁漱溟于此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本位论”者。他期望中国文化“老树上发新芽”，同时期望中国政治之改良。梁漱溟自认他非“学问中人”，乃“问题中人”。梁漱溟1922年出版的被认为新儒学开山之作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大胆地倡言自己对儒学前途及命运的看法。
梁漱溟从一入世就进行多方面的活动，其活动倾向性的互异令人吃惊。早年同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当时亦为共产主义信奉者）等人有交往，李大钊遇害，梁曾尽力营救并为之操办后事，梁始终认为共产党内的精英分子都是一些为国为民不图私利的“汉子”。他在“五四”活动中首先站出来反对“打倒孔家店”，标榜“新孔学”。20年代胡适提出了所谓“中国五大仇敌”论，即认为中国之所以极弱，是由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因，而独不提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黑暗统治。梁漱溟对此很不以为然，当时致书胡适，率直地指出胡适否认列强实为症结所在，亦不以军阀为仇敌，所谓“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便只能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发梦想”。这正是作为具有时代感的事功主义者梁漱溟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他这样做，纯为改良中国社会的功利观念所驱使。梁一生注重于事功，本着自己的识见而积极采取行动的人，这使他在观念上亦常有出奇制胜之举，而不失之于迂。就连被看做是梁的文化之根的所谓“意欲”说，也是功利主义的，纯是为了满足“生”之需要（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以其所欲治天下，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谋富强之道。为此，他独创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企图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为本位，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自治入手，重造中国社会。梁认识到在中国无权、无势、无兵，办不成大事，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一种权势力量，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负。1928年，他先投奔时任北伐后方留守总司令的李济深和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陈铭枢曾研佛学，是欧阳竟无的弟子，梁和熊十力都尊重欧阳竟无。梁欲借重李济深的权势实现他的政治思想——乡村自治。无结果，后又依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开展乡村建设活动。梁的乡村建设的支柱是地方武装。他在韩复榘支持下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了一千五百余人，派他们到山东乡村去办“乡农学校”，还帮韩复榘训练了大批壮丁。梁还准备改革地方行政，派他的同事和训练出来的一些重要人物去当专员、当县长。这一时期，是梁漱溟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一个高潮。抗日战争发生，韩复榘因擅自从山东撤退而遭军法制裁。梁漱溟的基地丧失，不能不另图实现其政治理想之途径。梁漱溟在任何逆境中都怡然自适，其自信自负简直可以说达到狂妄的程度。1942年，梁自日本统治下的香港脱险后，曾给他的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这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偷渡离港时，同行者都面有惧色，独梁怡然自若，若无其事。因他相信“安危自有天命”，从天命上说，他是无人可以代替的。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主张。抗日时期曾在四川北碚成立勉仁文学院，聚徒讲学。但这不是主要的，抗日开始，梁漱溟已以“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和国民参政员名义，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参与创建“民主政团同盟”（后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其负责人之一。当时棲息勉仁学院的梁的挚友、也有新儒家宗师之称的熊十力，认为“梁漱溟本非事功才”，劝他“以讲学为主”，并“拟请政府准予资助勉院，使其培养学子”。（见熊十力《论六经》之末章）但梁不听，反而更积极地投入了党派活动，因此愈来愈成为“问题中人”。
关于梁漱溟在新中国前的为学为人已有许多文章作了介绍。这里，我只是想根据上述汪东林先生提供的《材料》来看一看梁漱溟在抗日期间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转变和遭遇，从这里窥知他的为学为人立身处世的一部分。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漱溟为了了解并比较国共两党的主张，曾两上延安，一次是1938年元月，一次是1946年3月。《材料》记述梁的自述：“我根据自己对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现实生活的研究，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仅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理论，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章，知道他的主张，敬佩他的献身奋斗精神，但过去并无机会同他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大问题。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今国民党方面令我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我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会谈的念头。”
梁漱溟第一次赴延安与毛泽东会见，第一次谈话主要是讨论时局问题。梁漱溟提出当前局势使他失望与悲观，中国的前途究竟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共产党有没有救国的良方？据说毛泽东兴趣颇高而又十分耐心，向他讲了一篇“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理由，那就是后来不久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梁漱溟说，这是一次“求同”有效的谈话：“仅就抗日战争而论，像毛泽东《论持久战》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第二次长谈被梁称为“与毛泽东争论通宵”，那就是谈双方的“异”了，即谈双方的严重分歧。《材料》记录了梁漱溟口述的关于那次长谈的回忆，因为内容重要，谈得又比较生动，我就直接把全文抄录在下面。
梁漱溟说：
“毛泽东约我的第二次长谈，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不止是谈到次日凌晨，而是谈到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如何改造这个旧中国和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头一天我把自己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请他指教。隔天约我谈话，毛对我说，他已翻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拿给我看。毛泽东坦率地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总的看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中国的社会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即所谓发挥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作用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从理论上说，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它的作用。我们对此发生了一场争论。”
“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主要指西方）的中古社会，贵族与贫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是相通的。中国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中古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在现代中国，最大多数的仍是贫富有差别但并不悬殊的农民，工人少，资本家更少，真正的大地主也很少，它的阶级分化、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状况依然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据此分析，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与西方人的个人本位针锋相对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把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人不是这样，历来注重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都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无论是谁，居何种地位，都注重尽义务，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而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次要的地位，放在尽义务、尽责任之中。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每个人作为社会一员，你干哪件工作，就有责任（义务）把它做好。人人负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发展。要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是开展艰巨而持久的民众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做起，因为乡村是中国最广大的领域，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全国有识之士，都应积极支持我从事这项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不是去费力从事其他。”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都耐心地听着，中间偶尔插几句话。我讲得差不多了，毛泽东才接过话头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很不相同，这些分析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无论是中古还是现代，都同西方社会有着共同的一面，而这个共同性即共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个共性指什么？就是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着阶级的对立和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最后，他说我太着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说他是太着重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争论相持不下，谁也未能说服谁，直至天明。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时毛泽东那种政治家、学问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往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谈吐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
这次谈话把双方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分歧症结摆得十分清楚了。中共对梁漱溟采取“求同存异”态度，引为朋友。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在北京召开创建新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路朋友各党派民主人士到会，在此会上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唯独梁漱溟未到会。从1949年4月至12月梁漱溟留在四川静观全国解放。据说，在此稍前梁漱溟在重庆实业大厦作了一次讲演，还讲他“要修改共产党”。另据一材料说，1951年梁漱溟还给他的一个外甥写信说了下面这样的话：“……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我的生命即寄于责任一会。”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再次邀请梁漱溟来京共商国是，梁来后被安排在原皇家园林颐和园居住，待为上宾。
《材料》指出：梁漱溟终于来京，说明他毕竟怀抱着一颗爱国爱民族之心，同时他仍要看一看。总之，梁漱溟是带着惶惑和疑虑由旧中国走进新中国的。他来北京后有整整两年抱沉默的态度。而毛泽东则多次把梁请到中南海长谈，又安排梁于1950年4月至9月带秘书随从赴华东、华北等地考察；1951年5月至8月，梁又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改运动。这次梁漱溟亲眼看到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看到了中共领导的农民活动中的农民与他自己30年代搞乡村运动时的农民，情况迥然不同，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农民真正有了自己的人格。这对梁漱溟思想上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1951年10月间，梁漱溟终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文。这篇文章所谈的“转变”，在过去熟识梁漱溟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这里，抄录文章的两段：
文章开头说：“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悟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文章是这样总结的：“所谓三年来（自1949年始）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情，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计错了呢？对于国际的国内的种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对于马列主义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为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国家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不及。但一到川东参加土改，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原来高高在上的北京新政府竟是在边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新政权的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嘴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结束一句话：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证验。”
对于梁漱溟，无论对他赞成不赞成甚或抱有成见，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梁漱溟为迎合共产党而故作违心之论，是被迫放弃自己坚持数十年的理论。梁的思想转变可能与他的西学底子和过去曾接触过马列学说有关，当然主要还是反映了梁漱溟的现实的事功主义立场，他是根据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说话的，在事实面前服人之说，而自弃其旧说，亦是梁先生的过人处。而当时中共之所以获得成功，所谓“始终斗而不乱”，“并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则是由于中共在开国初期处事谨慎，其所进行的斗争一般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不像1957年以后那样失去控制直至发生像“反右”、“文革”那样的狂乱事件（这是一个郑重的党所必须认真检查总结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教训）。
正因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公开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理论，这就尤显出1953年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并为此展开一场批判，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输了道义。根据《材料》作者在历次学习小组会（或“交心会”）上对梁漱溟的多年观察，认定：梁漱溟仍恪守“讲真话”的主张。当时谈到“交心”好像一般认为是要“交黑心”，梁漱溟则申明不敢苟同这种说法，他没有提到神圣的“红心”，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黑心”，他还独创一家之言，认为也没有什么“白心”。梁漱溟没有“随风倒”乱批评过人，更没有冤屈过一个人。1953年8、9月间那场批判，他自己当然没有料到。起初他是在怀仁堂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协扩大会上说他对当前农村问题的看法，说农民生活还是苦，当场引起大家的反对，但周总理很谦虚，说有看法还是说出来的好。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梁漱溟当着毛泽东主席的面又重复谈他的看法，不意引来了毛泽东的恶语相问，梁漱溟又当面顶撞，还问：“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听意见的雅量？”这就引来了一场批判大波澜，而梁漱溟在被批判中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
据《材料》记载，1958年一次整风会上，梁漱溟曾谈到这件事，他说：“那时我曾请求领导上派人帮助我检查思想，亦就是要求和马列主义水平高的人深切细致地交谈，给我指点出错在何处。然而领导总没派人应我之求。我亦曾请求当众检讨，亦始终没有让我作检讨。直到1955年，还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八十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上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
尤其是1957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梁漱溟的表现更是非同寻常，在那种情况下，虽经多方动员，梁漱溟竟是出奇的沉默不语。感谢《材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并且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地分析了）梁漱溟当时对运动的惊人的客观冷静态度以及他对几位“右派”朋友的与众不同的坦率陈言，使我们活生生地看到梁漱溟之所以为梁漱溟。《材料》对这件事费了较多的笔墨，为历史，为了解梁漱溟其人，我觉得有全部抄录其文的价值。作者写道：
“梁漱溟先生这样有案在身的人，何以1957年没有成为‘右派分子’？这是不少人颇觉诧异的问题。1953年那个与毛泽东当众顶撞的大案，当时虽没有公之于众，但传播的面相当广。从1953年到1957年这4年间，除了李济深、张澜这样地位高且与梁漱溟交谊颇深的人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情（当然无下文），再没有人敢为梁说话，但不少相熟或不相熟的人，只要略知事情始末的，都知道梁心里有不少委屈。因此，到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鸣放’一开始，就有《新建设》杂志、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等先后派出记者采访梁漱溟，要他发表意见，甚至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梁漱溟先生出奇地冷静，一概默然待之。也有人请他到座谈会上说说话，谈谈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解，以响应领导上号召，梁依然未加接受。有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漱溟在1953年闯了大祸，吓破胆了，不敢说话了。此话传到梁的耳朵里，他摇摇头，一笑置之。如何解释这个现象，特别是梁漱溟先生何以这样沉得住气，在沉默中平安度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呢？这个问题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确不是‘敢不敢’、‘怕不怕’这样简单的事情，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是不可与平常人同日而语的。”
“第一，梁漱溟自少开始，就梦寐以求中国强大起来，但在旧中国生活半个多世纪，这一强国梦始终没有做成，这个愿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梁漱溟是抱着怀疑、旁观的态度进入新中国的，他受到共产党的礼遇，但1953年9月又受到大的打击。在1954年至1956年3年时间内，他一方面是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则对国家面貌的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梁漱溟正视现实，深感共产党、毛泽东领导得法。正因为此，相比之下，他对自己个人的委屈便渐渐淡漠，心情则爽亮开朗起来。其间尤其对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宣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亦即是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特别赞赏，梁漱溟惊呼：‘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人团结起来，向大自然开战，中国有望了！’梁漱溟盼着中共八大后迅速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也没有想到1957年开始，接踵而来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搞得十分热闹。梁漱溟冷静地注意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的，还包括要民主、要自由等等，而直接关系到如何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则很少。梁漱溟认为领导党刚刚召开了十分成功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的思想和行动纲领都有了，因此各方有识之士应该下力气的不是批评领导党而是多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方法，使领导党把建国的大任务更好地担当起来。因此梁漱溟一开始便决意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后来‘鸣放’的言论越来越加激烈，梁漱溟更决定一言不发了。
“第二，在后来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上层人士中，有两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共过事，接触较多，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尽管当初是为了共同抗日，后来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当时即感觉到这两位‘头面人物’政客味较浓，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气味，而对此，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海内外学术界都认为，梁漱溟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从他青年时代的成名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他九十高龄才完稿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七十年的治学经历看，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颇有意味的是，作为梁漱溟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有着浓厚的佛家思想。这不仅表现在年轻时曾几度决心出家而未如愿，而后从十九岁茹素一直坚持到九十五岁病逝，达七十六年之久，在生活上淡泊如水，以至在病逝前一年的一次佛教文化研究的聚会上，他对赵朴初居士说，纵观我的一生，从始而终我都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且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他个人在看待名位利禄上，也如同衣食居行一样淡泊而无所欲求，表现在一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上，则是多做事而不求高位，做好事而不谋己利。正因为这样，他常为坚持己见而不顾一切做出常人所不可理喻的‘傻事’。梁漱溟知道那两位后来被划为‘右派’的老朋友在旧中国就曾谋求高官厚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已官居中央部长，却仍然不满足。梁漱溟心里不以为然，也就决心不凑这个热闹了。当然，梁漱溟也并非预料到紧接着会有个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他也想不到自己的那两位老朋友竟会变成反党‘联盟’的头面人物。”
“在三十年后的80年代中叶，在这两位头面人物先后病逝二十年之后，有关方面为其中的一位召开九十诞辰的座谈会，其真实的含意是为这位保留‘右派’帽子的头面人物肯定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判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事情。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十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了。”
这里见出梁漱溟评事论人的特点。这种特点仍表现出梁漱溟身上的独立自居的功力和他的重淡泊、轻世俗的人生观。有人说梁漱溟的思想是“逆现代化大潮而行”，其一部分原因，我想是因为没有看全作为现代事功主义者的梁漱溟的一生，尤其是没有注意到他对中共八大会议的评价及由此触发的对于中国现代化所抱的憧憬。
说到论人，“文革”以后，论人恐怕莫过于评论毛泽东了。对毛泽东的看法成了一个集中点。梁漱溟有幸看到毛泽东走完其一生路程，辽远广阔而最后仍未消解物我的界限。1953年风波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中断了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老朋友忘却。1975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还在讲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那段批语中专门提到梁漱溟，含保护梁漱溟之意。毛泽东谢世之后，特别在批判“四人帮”、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之后，梁漱溟又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呢？《材料》的作者对这个众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从这里可见出梁漱溟的为人）也有段重要的记载。作者写道：
“经过1953年的那场风波，直至1976年毛泽东病故之后，梁漱溟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都认为毛泽东是本世纪中国仅有的少数几个伟大人物之一，他始终不接受任何说他反对毛泽东的指责，他只承认有误会或政见不合。在梁漱溟的晚年，许多来访者几乎都提这个问题，要他谈谈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对此，梁漱溟除了一般的交谈，即‘一分为二’地看待毛泽东，还提出过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说法和见解。梁漱溟说，毛泽东不是一个，有许多个毛泽东。他说，纵观毛泽东八十三年走过的道路，有为创党建国立下丰功伟绩的毛泽东，有为新中国创业引得全世界注目的‘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又有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地热衷于搞人斗人的‘运动’而导致十年‘文革’祸国伤民的毛泽东；若从个人的天赋素质观之，则有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有作为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毛泽东，又有精通马列主义学说的毛泽东，熟读中国经书和运用中国历代治国之道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谈笑风生而又颇为严肃地发表诸如此类的议论，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可能固定不变，至于变好变坏，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则取决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因此，他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同一个毛泽东。梁漱溟多次说过，毛泽东是个伟人，他以自己的丰功伟绩建立起本世纪中国共产党谁也望尘莫及的地位，因此，他功劳大，过失也大。这正是毛泽东的崇高地位决定的。”
这种评论历史伟人的方式，也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方法，即综观和纵论的方法，见局部而不失全体，富有历史感，较少情绪化，却往往包含着不少模糊点留待人们用自己观点去分析。例如，人的变好变坏的主客观条件究竟是什么，一个现代伟人或领袖（不是古代的帝王）达到“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的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何以致之，孰令致之？这些在梁漱溟等人除了概而论之以外，大概是说不大明白的。这不能苛求于他们。在我看来，梁漱溟对于毛泽东的评论，在格调上已经胜过某些自负的专业史家了。
现在再回头说几句。梁漱溟这位现代新儒学的奠基者，这位有中国特色并且深有时代感的事功主义者，这位在“文革”后复出著书立说的新儒家人物，虽然后来新的时代条件造成他的思想转变，而且建国后的特殊环境塑造了他的某些特殊心态表现，但是，他的执著于事功的立场不变，他的独立人格不变（梁在逆境中仍有一种徜徉自适、与物冥合的心境，大概与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有关），他的“讲真话”的一贯主张不变（例如，他最后讲的一句真话是：“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连他的佛学修养底蕴也不变。梁漱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研究的。
儒者梁漱溟
郭齐勇
汪东林先生是一位有心人。他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有幸与梁漱溟先生直接接触，近三十年，掌握了鲜为人知的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政协学习会的大量秘闻，在“文革”结束之后继续与梁先生相过从。汪先生的《梁漱溟问答录》原由湖南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1991年再版，是汪先生与梁先生相互对谈的记录，当然经过汪先生据史料和梁著整理加工而成，也可以算是汪先生整理的梁先生的口述历史。
外国史学界颇时兴口述历史的工作，我国史学界也已开始使用这种史学方法。虽然因口述者年事已高，史实上未必准确精当，但作为当事人的回忆，仍不失为一种资料，供后人研究。
这本书现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2004年——编者注），真是读书界的幸事！此次出版，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汪东林先生在这一新版中增加了九篇补遗，每一篇补遗都是一篇厚实的文章，增加、补进了许多珍贵史料，披露了原书出版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公布的一些内容，澄清了原书出版后的某些误会，方便读者进一步走近梁漱溟。新版增加了大量的图片，使得本来就颇有可读性的这本书图文并茂，更加有直观性，更便于读者比兴、联想。
我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一位研究者，作为梁漱溟思想的一位研究者，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梁漱溟，走近梁漱溟，而这本书就是我们了解、走近梁先生的桥梁。我更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通过梁先生这座桥梁去了解中国现代史，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因为梁先生本人就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又携带了大量的古代文明的密码。
梁先生是现代的孔夫子、孟夫子，是中国的脊梁。我常常读《论语》、《孟子》，教《论语》、《孟子》，每读一遍，每教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体会，心灵的震荡不亚于前。我常常把孔子、孟子与梁先生的形象叠加起来。他们都是公众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他们承担着华夏斯文的传续，同样有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情怀与胆识。作为儒者，他们关心国事民瘼、民间疾苦，为百姓、为农民争取生存条件与空间，争取较好的政治环境。
梁先生是行动的思想家、实践型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不单是观念模式，而且是他内在的信仰，甚至就是他的自传。他于1924年辞去北大教席（此前曾在北大执教七年），创办师生生活在一起的书院式的学校，以后在广州、河南，特别是山东邹平从事了八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梁先生的乡建是改造中国旧乡村的一项综合式改革运动，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的角度看，乡建运动有积极意义。梁先生关注中国的农村、农民，一直到1953年，他还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上为农民生活叫苦，为农民不能进城打工而叫屈，终于酿成“廷争面折”的局面。
与其他一些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一样，梁先生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传统主义者。抗战期间，他担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巡视豫、皖、苏、鲁、冀、晋等游击区，访问延安，创办民盟及其机关报《光明报》，调停国共关系。抗战末期和抗战后的一段时期，作为第三党的代表之一，他介入最高政治，希望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过。从本书第九章和补遗七可知，在1970年，全国政协直属组讨论为四届人大的召开而准备的《宪法草案》时，梁先生坚持己见，从宪法、欧洲宪法史、外国宪法和我国1954年宪法谈起，批评把任何个人的名字写进宪法，实际上是反对把毛泽东写进宪法，更反对把林彪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认为这违背了宪法之为宪法的普遍意义。大家知道，他说这话的头一年的春天，林彪为接班人已写进了中共“九大”的党章。他还反对“不设国家主席”，认为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一国元首不能没有，至于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完全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梁先生这一番话，震惊四座。在林彪、江青肆虐的时代，说这种话是要被杀头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认为梁先生的这些见解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像我们这些经过了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这些话的分量！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不仅不敢说，也不会朝这方面去想。这表明梁先生对民主与法治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当时幸好有周恩来、于树德等人的保护，才算保住了梁先生的命。
儒家思想是可以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海内外学术界正在讨论儒家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对话的问题。其实梁漱溟、张君劢、徐复观的思想与实践，都代表了儒家自由主义的趋向。
在1966年夏的红色恐怖中，梁先生被红卫兵抄家、体罚、游斗，然从9月下旬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记忆写《儒佛异同论》，又写《东方学术概观》。在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八亿多人恐怕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像梁漱溟那样有这种气魄的人在坚决反对批孔。他当时写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雄文。当遭到群起而攻之时，他脱口而出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真真是“无欲则刚，有本无穷（这是他晚年给人的题辞）。他懂得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意蕴，真正领悟了孔孟之道作为道德资源与政治资源在现代的价值。梁先生的独立意志与人格不朽！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他的批判反思意识与参与意识，为中华文化的再生保存了一线之机！”
我曾在我与龚建平同志合著的《梁漱溟哲学思想》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中指出：“21世纪对我们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重新拥有我们的文化传统。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进化论思想模式和西化、泛西化的狂潮中，民族精神资源受到极大的伤害。重新拥有我们的文化认同，重视拥抱我们的文化传统，重新界定‘中国性’，已成为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脱离本民族精神陶养的。……梁漱溟其人其学，正是对治我们浮浅化的药方。我们今天重读这位世纪老人，的确能获得教益和灵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一面镜子。”
现代化运动在从易北河以西向东、向南不断转移推扩的长期过程中，就曾不断受到不同民族、地区的知识精英（包括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家）的批评。当拿破仑的马队把启蒙思想家确立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观念带到“保守”“落后”的德国时，德国的、同样是启蒙思想家的赫尔德等人在吸纳这些价值的同时又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来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他们反对把法国文化变成“普遍形式”，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今天，法国、德国的知识精英也仍在保护法兰西或德意志文化传统，而批评或反对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锁。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对这种所谓“全球化”和“现代化”持批评态度的。“现代性”这个概念需要重新界定。我们强调多元的“现代性”，即不同传统中蕴含着不同的现代性的基因或要素。当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代性包含了一些普世价值，但这绝不只是西方的或美国的制度、理念与价值的普遍性。西方近代以来的制度、秩序、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是非常重要的参照。但其中的单向度性、平面化的缺弱，需要发掘东方传统的政治资源、道德资源、价值资源予以调剂、互补与互动。东方有东方的现代性。
就民族性而言，儒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念、形上追求、思想意境、人文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仍活在民间，有生命力。就时代性与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群的前现代文明尤其是其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经济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解。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化的；没有如布尔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文化能力的养育、积累，没有工作伦理、社群伦理的建构，我国“经济资本”的建构和经济、科技现代化将不可能实现。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继承传统当然不意味着“复古”和“保守”。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正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需要综合整体地省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尤其是蕴意很深的宗教信念、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大小传统的变化及其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多重作用，并作切实的中西比较，切不可信口开河，轻率武断地作出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结论，或因对当下的感悟而迁怒于古人。
从理论上来看，梁先生思想围绕着他一生遇到的文化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展开。他的哲学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的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理性”。但这一“理性”不是西方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思辨理性，而是儒家的“仁”和“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当然，他的“理性”概念也包含了西方现代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积极成果，包含了人的内在精神的丰满与人性的完善，对儒家思想又有所超越提升。
80年代中期，我曾经五六次拜访梁先生，在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梁寓，每次见他，与他交谈，都有“目击道存”之感。梁先生送给我他的旧著老版本与新书，梁先生给我的信，梁先生的长公子培宽先生送给我梁老的几幅照片，我都珍藏着。我几乎通读了梁先生所有的著作、论文，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梁先生在我心中活着，是我安身立命、立身行世的楷模。
我认为，梁先生一生的理论与实践基本上是儒家式的。儒家学者往往参禅，也喜老庄，出入佛老，但其精神取向却始终会归儒家。或许梁先生偶然说过自己信佛，甚或说过自己是佛家，但从梁先生其人其书其经历其思想其实践的主要倾向看，他无疑是儒家，且开启了20世纪新儒家的精神方向。
我也不同意美国汉学家艾恺的“最后的儒家”的说法。他的这种说法，仍是以儒家在现代只能在博物馆中而不在现实生活中为预设的。这仍是列文森等美国学者的预设。我的看法是，儒家、儒学、儒教仍在民间，仍在家庭，仍有草根性，只是我们一部分知识人需要有对儒学的自觉，认识、体悟其价值，创造性地转化其中可普遍化的因素，培养青少年读一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古籍。中华文化，尤其是儒、释、道的精华可以作为正面积极的力量参与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社群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对梁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2003年11月26日
写于武昌珞珈山
《梁漱溟问答录》出版前后
汪东林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的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也是始于上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前后的新儒家的开山鼻祖。然而在1953年9月，梁漱溟却因国事大胆谏言，遭到“以笔杀人”的“杀人犯”、“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伪君子’”等斥责和辱骂，并从此戴上一顶“反面教员”的铁帽子，被“冷藏”了几十年。直至1979年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以解脱。令人欣慰的是，当这位爱国老人于1988年6月23日以95岁高龄辞世时，其追悼仪式十分隆重，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均刊发报道重头消息和生平全文，消息的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生平的标题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近百年人生旅程》。如此评价，对一辈子坚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梁漱溟先生是恰如其分的。至于自此之后发表于海内外报刊的缅怀梁漱溟先生的文章，更是数以百千计。在短短的一年内，内地出版了数十万言的纪念文集，境外则汇集了两岸三地和世界各地的纪念文章，以《中国的脊梁》为题公开出版了专著。身后出现如此盛况，梁漱溟先生当含笑九泉矣！
余生也晚，却有幸也有缘，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8年6月梁漱溟先生病逝，曾长时间地与他相随相交。特别是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20年间，正是梁漱溟先生与世隔绝的被“冷藏”时期，他唯一发声的舞台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即平时学习改造的场所。梁漱溟先生是这个学习组的成员之一，而我则是这个学习组的记录员，雅称学习秘书，负责会务、记录、写简报，20年不曾间断。按照当时的规定，非特殊情况，这些每周2—3次的学习会只作内部情况反映，不作公开报道。因此梁漱溟先生在这20年间的一言一行，包括多次遭受批判的记录，除了简报内部反映，就剩下只有我本人能识别的原始笔记本了。这20年，梁漱溟是这个学习组发言较多也是“放毒”最多的“明星”组员。单是专为他开设的专题批判会就有四五次，每个专题进行几个月甚至一年，批判会的次数则难以统计。我虽然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但这一点点墨水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具备识别梁漱溟先生各种高论是非曲直的政治水平。但天长日久，我内心却暗暗为梁漱溟先生事事处处坚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顾一切地顽强抗争而吃惊，并渐渐产生敬佩。我在这个组工作20年，越来越留意认真记录梁漱溟先生各种有准备的长篇宏论和即兴而发的片言只语，每篇都整理成文一一校对，包括请梁漱溟本人过目。应当说，所有这些，都是我后来撰写《梁漱溟问答录》和其他著作最早积累的素材。我当初保留下这些原始笔记本，只是为留下自己工作实践的纪念，不可能想到日后会在这个基础上写文章，出专著。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迈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梁漱溟先生被“冷藏”的状态不可能解冻，我为他写传记之事也根本不可能发生。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把事物的转折想得太简单，天真地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客观公正地撰写梁漱溟先生的传记不会遇到什么大困难。我在梁漱溟先生本人的支持下，于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上看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18日）》后，就在工作之余紧追梁漱溟先生，让他解读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这之后的二三年时间内，我撰写了一部分梁先生传记的文字但并没有发表。1980年11月，我应约为《北京晚报》撰写梁漱溟先生访问记，经过思考，文章未提1953年之事，只突出“文革”中梁漱溟拒绝“批林批孔”，对“四人帮”的抗争。不料这篇题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的文章在这一年11月9日见报之后，遭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高层人士的批评，说：“梁漱溟这样的人对谁刚直不阿？报纸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乱弹琴！”《北京晚报》党委专门为此文写了检讨，刊登在内刊《宣传动态》上。我的单位领导也找我谈话，让我写出实为检讨的“情况说明”。其时，我与他人合作的《李宗仁归来》一书刚刚出版，发行量106万册，有点过喜的心态被这一闷棍打得短时间内分不清东南西北。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拓了新时期，“文革”的那一套毕竟成了历史，我也没有受处分，更不会因此戴什么帽子。于是我也较快地冷静下来，在许多老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下，把第三人称写作的梁漱溟传记改写为一问一答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梁漱溟问答录》。尽管后来又遭受若干波折，但终于在《人物》杂志推出连载，而后于1988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没有想到的是，刊物连载和全书出版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大报刊，海内外有几十家媒体发表评论或选载。首版印刷了三次，香港三联书店以繁体字出版，2004年在此基础上补充了若干重要文章，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字数增加了一倍。2005年，应约由我出面，接受“口述历史”专栏采访，题为《“反面教员”梁漱溟》，播出后在海内外反响也颇强烈。
自1980年5月出版《李宗仁归来》至今，我已撰写出版了十多本人物传记作品，其中大部分以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为传主。我自己评估，在这些著作中，就史料价值而言，排在首位的应该是《梁漱溟问答录》。这是因为，包括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争、“文革”中拒绝“批林批孔”等重大历史内容在内的1949年以后的梁漱溟先生39年的历史轨迹，都在这本书中，首次与世人见面，且大部分都是我的亲历、亲知、亲闻。自1953年以来，最早从正面描写梁漱溟的文章就是发表于1980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的那篇访问记，最早一本从正面描写梁漱溟的书就是《梁漱溟问答录》。美国历史学家艾恺所写的《最后一个儒家》在我的著作之前，但此书的中文版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才在国内出版。可喜的是，今天，据不完全的统计，除了梁漱溟先生的全集10卷本和多种单行本，仅仅是为梁漱溟先生写传记、评传和各种学术研究的著作，至少也有好几十种之多。
我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受到梁漱溟先生本人和他的长子梁培宽先生的帮助之外，还有众多知名的老前辈、老同志支持过我、鼓励过我。现简要述之。
（一）孙起孟支持撰写《梁漱溟问答录》始末
1995年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和1998年2月更名再版《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增订本）两本书，其原稿最早均请孙起孟同志审看。他当时年高、位重、事忙，仍能这样看重我的作品，花费他的宝贵时间审读、修改，亲自为该书写序，就连我自己，也是事先不敢想象的。笔者先摘录他为我写的《序》中的一段文字：
……
翻阅了汪东林同志的新著《政协名人轶事》（原名《政协三十年见闻录》），即正式出版的《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原稿，想起六年前应他的要求，阅读他另一本著作《梁漱溟问答录》的稿本，那时我的精力比现在好，15万字的书稿一口气读下去，颇有兴味。这是因为：第一，从抗战时期的重庆开始，我同梁漱溟先生有些接触，在皖南事变后我去云南工作期间，他曾介绍他的学生罗子为找过我，相处一段时间，因此对梁的情况有所了解。第二，作者保存、搜集了大量资料，并通过对梁的直接采访，写事翔实生动，尤其是对“文革”十年（包括“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的“独立思考”、“坚持讲真话”的可贵表现，因当时我受“四人帮”的迫害，完全失去自由，是从汪东林的著作中才第一次知道的，读来颇感新鲜。当然，凡我经历和知道的事，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发生的，我都尽自己的记忆给予补充、订正；记不确切的就提出疑问，建议他去查史料。后来听说，《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出版后，反响较好。由于这一段因缘，倍觉欣慰。而现在这本《政协名人轶事》的稿本，我是断断续续翻看完的，虽然看得较粗，但我对这本书的内容依然兴趣颇浓，并乐于向读者推荐。
……
孙起孟
1992年6月
信中提及的“六年前”即孙起孟同志1986年审看拙作《梁漱溟问答录》书稿一事，是在全书完成初稿，计划从1987年第一期北京《人物》杂志开始连载之前。那时候，一切均已水到渠成。由此而再往前推五六年，即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的写作、发表和出版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真正最早也是最强有力地支持我写成《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正是我所敬重的孙起孟同志！
长话短说。第一，我的第一部长篇传记文学《李宗仁归来》在程思远先生的鼎力支持下，与我的作家朋友顾笑言、王士美合作，于1980年在全国多家报刊连载，并出版成书，发行量106万册，但不久便得知有关部门的领导批评该书的某些细节有“泄密”之嫌，给我们泼了一瓢凉水。第二，上面所述1980年11月为《北京晚报》所撰梁漱溟访问记而受批评一事，给我打了一闷棍，而那时，我刚结束《李宗仁归来》的写作任务，已经写出《梁漱溟传》初稿的前三章。上述两件“有来头”的批评，自然大大挫伤了我的写作积极性。怎么办才好呢？1981年整整一年我沉思、苦闷，百思不得其解，大大减缓了写作速度，一时无法走出困境。
正在这时，即1982年上半年，组织上信任我，派我跟随孙起孟同志为政协章程修改的工作频频出差，先后到了天津、上海、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七个省市进行调查研究。由于起孟同志是我相识多年的老领导，这一次又有了长期一块工作的机会，等到了最后一个省——黑龙江省的工作告一段落，只有我一个随从人员跟随孙起孟同志和他的夫人王之慧到镜泊湖山庄休息的时候，我才鼓足了勇气，同孙起孟同志道出了自己的写作计划，特别点出写作梁漱溟传的担忧和苦恼。他听得很认真，偶尔插话问一些细节。因为原稿不在身边，我只是凭记忆尽量详细地讲述梁漱溟传的十个章节主要内容，第三人称，以述为主，亦有评论。他十分耐心而饶有兴趣地听我讲了个把小时，考虑了片刻，严肃地对我说：“你正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众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梁漱溟先生是很特别的一位。我因为工作关系，远在40年前的重庆时代，就认识梁漱溟先生了。要写他的传，肯定难度大。写好难，写得能公开发表可能更难。但世间的事，只要认准了是有意义的事，就不能怕难，正因为难，做成功了，就更有意义。我支持你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但不能急，不急于写成一次成功的作品。我没有看过你的初稿，具体意见不好说。听完你的讲述，只提两点供你参考。第一，正因为梁漱溟这个人物难度大，建议你不要一下子就写‘传’，只述不评，只一一记述有关他的史料，不做评论，这就可以免去许多难以得出结论的是是非非。第二，因为不写‘传’，只述不评，就不要用第三人称的写法，而改为第一人称，或者梁漱溟自述，或别的第一人称的表述方式。当务之急是乘梁漱溟先生尚健在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掌握第一手史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抢救史料’。你既已开始做这件工作，不妨继续努力，把它做好，做完善。”
听了孙起孟同志的这一席话，正处于迷蒙中的我，有了一种强烈的豁然开朗的感觉。当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回北京后，我首先征得梁漱溟先生本人的同意，把已经写好的十章《梁漱溟传》写作提纲和前三章数万字的初稿全部拆散，改为一问一答的自述性的人物传记。这也正是《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由来。在北京《人物》杂志首发前，全部书稿送请孙起孟同志审看，情况正如前文摘录的序中文字所述。
孙起孟同志当时是在政协机关坐班的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十二大代表。尽管我从未提及我因写作受批评的具体细节，但我肯定孙起孟同志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为当时为两次受批评的事找我谈话的是主管我所在办公室工作的一位政协副秘书长聂真同志，他也是机关党组成员。他的谈话也先是转述上边的批评，提醒我要总结教训，口气十分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孙起孟同志仍然毅然决然支持我撰写好《梁漱溟问答录》，从1982年延续到1986年，一直到1992年又为我的另一本书审看写序。作为晚辈的我，能不牢牢铭记这种敢担风险、鼓励年轻一代的可贵精神吗？！
（二）费孝通述评梁漱溟
《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在1987年第一期《人物》杂志开始连载不久，费孝通先生即托人捎话给我，说看了我写的关于梁漱溟先生的文章，想同我谈谈，让我抽时间去找他。几天后，我即登门费老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一见面他就说：“你这个在政协学委会工作了20年的干部，没有出政协的大门，又当上了记者。我特别留意你写的有关梁漱溟先生的文章，新近又看到《人物》杂志上连载你的长篇大作，很想听听你的写作计划。”我当即向他汇报写作《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前前后后，其中突出提到孙起孟同志在我写作遇到挫折时支持、鼓励了我的实情。同时告诉费老，《人物》杂志十分看重我的稿件，决定全书15万字共十一章全部连载，只是其中第七章《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直接记述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梁由此而受到严厉批判，能不能照登，还要送审《人物》杂志主管单位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才能敲定。费老听完我的话，即笑着对我说：“祝贺你！你年纪轻轻就有眼光，有胆识，做成了这桩有意义的事。这么说吧，不少名人的传记不妨晚点写，甚至不写。但梁漱溟先生这样的与众不同的名人，应当说是中国文化名人，则非写不可，况且他已年过九十，不抢救就晚了。孙起孟同志就近支持了你的行动，他的态度也是我们这些人的态度。我只简单说几点，第一，一定要尊重事实，不唯上，不唯经，不设禁区。第二，你提到的1953年与毛泽东争论的那一章，一定要原汁原味，一字不落。什么时候才能全文公之于报端，那是另一个问题，亦即是时机的问题。但留下第一手的资料是最为关键，也是留给今人和后人研究的最重要的依据。第三，《梁漱溟问答录》出版成书后，请寄一本给我，我一定拜读，有可能我想办法请人翻译成英文，推向国外。”
时至同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联名举办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费孝通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两段话，开头一段就说：
今天，我能参加关于梁漱溟先生思想学术的讨论会，感到很荣幸。因为梁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部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费老在讲话临近结尾时又说：
我正是从梁先生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种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的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在这个庄重的一千多人的场合，面对海内外的众多学者，当着梁漱溟先生的面，费老作了这篇高度评价梁漱溟先生的讲话，我听了很受感动。当时，《梁漱溟问答录》一面在《人物》杂志连载，一面已送湖南人民出版社发排。当天会后，我立即找费老，要求把他的讲话收进我的书中，排在梁漱溟先生本人写的《序》之后，费老当场就同意了。我又告诉出席会议并致答辞的梁漱溟先生，他也点头表示赞同。
1988年4月，《梁漱溟问答录》首次出版后，出版社先寄五本样书。我当即一本送给梁漱溟，一本送给孙起孟，一本送给费孝通，一本送给赵朴初。这本书的题签是赵朴初的墨宝。关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我在文中有专文记述，这里不再复述。
（三）直言不讳的吴祖光先生
我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四十余年，和吴祖光委员之间有过诸多的工作关系，但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的并非工作上的交往，更多是因为我为梁漱溟先生立传，他对此举特别赞同并鼓励。
吴冠中先生曾称道梁漱溟先生是“第二个鲁迅”，但首创这个称号的却是吴祖光先生，吴冠中先生听罢击掌哈哈大笑。这是怎么回事呢？话得从头说起。
30年前，我在撰写出版《梁漱溟问答录》和《梁漱溟与毛泽东》两本书的过程中，曾提前试探性地在报刊上发表若干单篇的有关梁先生的记述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题《梁漱溟拒绝“批林批孔”》）首发之后，反响最为强烈，来信来电颇多。其间吴祖光先生打来电话，说：“汪东林，你保存了第一手材料，写了这么精彩的文章！长话短说，梁先生的敢言敢为，如此坚守真理，大义凛然！如果说20世纪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脊梁的，我以为第一是鲁迅，第二就是梁漱溟！怎么样，就这么写几篇文章？是不是搞大一点，写本书，你有这个勇气吗？”我立即回答：“谢谢吴委员的鼓励，我有些打算，以后有机会再面告，好吗？”
此话说过，一晃又是一两年，我始终未有机会同他面谈。一是彼此都很忙，二是出书遇到了种种困难。我们得以长谈的机会来自长江三峡的考察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长江三峡工程能不能当时就上马、怎么上马，有不同意见。其时由周培源副主席率队，包了一艘客轮，有上百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自武汉逆行经三峡而重庆，一路考察、参观、座谈。吴祖光委员报名参加了，我是随团记者之一。一见面，他就说：“这一路行程若干天，我们有时间开怀畅谈了。”作为记者，我牢记这次行程的主要任务，先问他对三峡工程上马持何看法，他笑答：“你先别考问我了。我知道当记者的见多识广，但搞新闻的同我们搞戏剧的一样，对科学技术都是门外汉。我这次报名考察三峡，本着看、听、想，主要是听科学家们的意见，如我们的团长周培源，就是大科学家。这个话题暂时不谈，我想问你，别人早同我透露，你正在写一本关于梁漱溟的书，什么时候能面世？写到什么程度了？”
我于是一一奉告：全书15万字左右，题为《梁漱溟问答录》，梁先生本人已全部看过了。明年（1987年）北京《人物》杂志开始连载，只是其中1953年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主席发生顶撞、争吵，并受到严厉批判的那一章，他们还没有最后拍板，等等。他立即直言：“传记的生命是真实，人物的是非功过在第二位，而且要后人评说，要时间检验。1953年的事许多人都知道，经历者健在的还有不少。如果没有这一章，你的书可以暂时不出版。我可以断言，你的书一定能出版的，也一定受读者欢迎的。出版早晚，并不重要。”
1988年4月，《梁漱溟问答录》全书一字未删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先后出版。我很快给他寄去一本，他来电表示感谢。
同年6月，梁漱溟先生病逝于北京。次年经山东省有关部门与梁漱溟先生的家属商定，在山东省邹平县建立陵墓（按：梁漱溟先生1931—1937年曾在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并设碑林。笔者受托，请赵朴初先生为梁漱溟先生墓碑题字，并请部分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写碑文，因此登门拜访吴祖光先生。我先让他看了我正带在身上的程思远先生题写的碑文：“潜心儒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因为是事先打过招呼，吴祖光先生当即交给我他挥毫写成的碑文题词：
十丈红尘，千年青史。一生拥抱，万里江山。
同时，他还送我一张条幅。
1990年8月，香港出版《中国的脊梁——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一书，其中收进了我写的《梁漱溟与毛泽东》、《梁漱溟拒绝“批林批孔”》等文章，事先我一无所知。一天，吴祖光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已拿到这本书，问我收到没有。我如实回答。他生气地说：“这个陆铿怎么搞的？不像话！你甭管了，我来过问！”不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快来我家吧，书拿到了。”我立即赶往吴祖光先生在东大桥的住所，拿到陆铿签名的赠书。他还笑着说：“我一个电话，他（指陆铿）就托人从香港捎过来了。这是一本两岸三地人士纪念梁漱溟先生的文集，很有保存价值。”
与吴祖光先生的交往中，印象最深也使我颇替他担心的一件事，是1997年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是我在政协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了。我当了连续四届的政协委员，今年80岁了，下届应该让位给年轻人了。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明天到小组会上放上一炮，说说我的一点心里话，给我的当政协委员的经历留下一个印记。”
我当即问他放什么“炮”，他扼要地给我说了一些。我一听大吃一惊，极力劝阻他，这个炮此时此地不能放。关于毛泽东主席的功过是非，中央早已有过文件。再说这类意见，就是要表达，也应该书面通过政协向中央反映。如果在会上公开发表，连主持人和听会者都为难，更不用说向外公开报道了。
他听后连连摇头，说：“劝阻我的，你也不是头一个。这个主意我已拿定，非说不成。我一认为这桩事不是哪个人的事，是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事。对不对？听不听？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听说，他第二天真的在小组会上“放了一炮”。不过毕竟时代不同，当今开明盛世，在公开的会议上言者无罪，也由此得到一次印证。
（四）陈锦华打听《梁漱溟问答录》的作者
陈锦华同志是在1998年3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在这之前的近20年时间里，他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计委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等重要职务。我只是知道他的大名，却无缘认识。
在我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三年后，我已从《人民政协报》调回全国政协机关。每天中午餐后，我有散步半小时的习惯，在冬天则一般都在室内转圈，而政协机关新办公楼之间的多功能厅比较宽敞，中午散步的人不止我一个。头几天我就注意到有位身体壮实的60岁开外的老同志，由两位年轻人陪着，每天中午也在多功能厅散步。别人告诉我，他是陈锦华副主席，边上一位是秘书，一位是警卫员。因为不熟，自然不便搭话，甚至散步碰面时，我还有意拉开一点距离。有一天碰面时，他的秘书忽然向我招手，我迎了上去，秘书同陈锦华说：“陈主席，这位是政协机关比较老的同志，也是政协委员。”我即回答说：“我在政协机关已工作30多年了。三年前从人民政协报社调回机关，在民族宗教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他随即同我握手，接着询问政协机关历史上的工作、人员、编制、办公用房等演变的情况，我在边走边谈中简要地向他作些汇报。大概也就十多分钟吧，他把话头中断，站住对我说：“还在头几年，我看过一本叫《梁漱溟问答录》的书，记得作者是政协机关的一位工作干部，早前为梁漱溟先生服务多年，请问这位同志现在还在机关吗？我想打听一下。”我先一愣，而后一笑，说：“真是巧遇，我叫汪东林，那本书就是我写的。”他一听哈哈笑出声来，两位年轻人也笑了。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然后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今天先谈到这里，下次中午散步遇到再请你谈谈写作情况吧。”后来，还真的又谈了几次，主要由我谈《梁漱溟问答录》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写作过程，他偶尔发问。最后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是一桩特别重要而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事。在党内是彭德怀，在党外是梁漱溟，他们是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的代表。我从你的书上对梁漱溟先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希望你今后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自此，我认识了陈锦华副主席。
2004年，《梁漱溟问答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字数比1988年旧版增加了一倍。我将新书寄给陈锦华副主席，他不仅对我颇加赞许，而且还写信向有关报刊推荐。我的另外两本书，即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远去的背影》和2007年出版的《1949年后的梁漱溟》，给他寄去后，他也给我非常大的鼓励。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2013年，是梁漱溟先生逝世25周年，更是梁漱溟先生诞生12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新版《梁漱溟问答录》，无论是对梁漱溟先生本人，还是对海内外众多的梁漱溟先生的仰慕者和研究者，都是一种有意义的纪念。如前所述，自梁漱溟先生病逝至今，海内外出版的有关梁漱溟的传记作品和研究专著已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真正对梁漱溟先生的深入研究，只能说刚刚起步。这一方面有待于后来者加大研究工作的力度，一方面还有待于对梁漱溟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若干档案材料进行解密。对于后者，笔者可能是知情者之一。仅就我所经历、所接触、所知道的这一部分，限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现存的档案材料——特别是高层档案材料，即便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至今仍没有对公众解密。由此可见，当今的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要对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做出真正公正而客观的评价，是多么不容易。当年，我多少也冒着不少指责和阻力，推出《梁漱溟问答录》和其他著作，并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可，而今，我也早已年过古稀，垂垂老矣！但我仍然期待真正公正、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日的到来。只要人人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是一切人物和事件的功过是非的最终裁判者，那么再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可以发掘出深层次的原因和内幕而还原出本来的面貌，让后来者能吸取前人的历史教训。
2012年12月16日
写于北京文溪斋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