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可行性，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曾经熔合了勤劳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特定内容。通过单位组织、全民动员，高积累低消费，集体农业及农村工业等途径，独立自主地完成了非凡的原始积累、技术增长和工业生产飞跃。同时中国革命的农村基础支持了建国后的集体化，也包括程度不同的基层民主，使小农的社会、群体、家庭和两性关系等得到相当程度的改造。可以说，中国经济一向大量依靠地方生产、销售、服务和互利合作组织，形成“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规模和分量。即使农村人口最近２０年来急剧下落，亿万城市农民工仍然保留土地，许多农户在乡镇兼业。众多地方亦工亦农亦商，形成多彩的地域产品、生态和文化特色。还有数千集体经营的村庄，使用福利消费进行内部分配和交换。城市的社区服务也日渐发达，各类志愿者深入城乡。非货币交换的“共享经济”与“第三域”的各类活动，包括对“公地”等问题的兴趣和讨论，凸显了人性化、灵活组织和自治民主对质量生活的直接效益。再考虑到农地、资源紧张等制约和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中国其实也没有其它现实而又符和其基本社会理念的出路。蓬勃复兴的新乡土运动，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老路的必然挑战。
在文化层面，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简单概括相反，中国历史上也有对国家主义和高度集中持怀疑态度和强大的地方主义的传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对“公社社会主义”的想象和实验，以鼓励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减少、消灭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为目标。即使空想冒进造成惨重损失，还是不难看到有关的政策取向与之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陶行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事业，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小城镇主张等思想的衔接。《论十大关系》和对“鞍钢宪法”、“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反对劳动商品化和异化劳动的理论一脉相承。凭借社会主义遗产和创新的优势，中国比别的地方更有希望弃绝工业主义和城市化模式的痼疾，探寻别样的发展。●391◆
这里，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是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革命成就了土地的公有产权和公共管理，由之长期支持了大规模的农村公共基础建设和小型社队工业，也使改革早期乡镇企业而非大城市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成为可能。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基本上成功避免了蔓延的城市失业和贫民窟等第三世界的常规景观。●392◆同时，土地公有、长期承包也限制了土地流失和碎化的经济逻辑，为“小规模资本-劳动同步密集 的家庭农业”创造了条件。而只有如此精耕细作，才能达到最大单产，在动荡的国际市场上保证中国的基本粮食自给和食品安全。●393◆显然，无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流弊还是私人发展商强占土地、房地产开发失控等，都不能靠土地私有化得到解决。在扶持勤劳的小生产者与推动农业跨国资本下乡两者之间，遏止农村衰败与城市化压力两难选择之间，引导重新联合转入规模合作经济与准土地私有化之间的政策选择，代表着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土地的公有和公共民主管理是农民生存安全、农村中兴、农业规模发展和乡镇建设，也是工业增长、产业布局调整、城市建设以及城乡各项公益事业发达的基本资源保障。
既然细碎土地上封闭的单干农业，及其连带的家长宗族依附等关系早已过时，“直接生产者社会主义”中的小生产所面向的，就只能是社会化和劳动的联合与解放。尽管在信息经济基础上的全方位参与社会，包括实现公民基本收入等还只是中长期纲领，许多具体的步骤已经提上日程：比如，公共财政制度如何通过国有企业利润、合理税收等渠道保证其充足财源？又怎样有效管理，支持诸如小城镇建设、有机农业、节能型小工业、再生能源开发，小额贷款等合作金融和公共福利等事业？纠正改革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公共产品市场化方面的失误，有赖于土地公有、国企壮大的物质支持，也有赖于对公有制信心的重建和共识。再如，马克思原意的时间的政治，指向人们在摆脱了生存重压之后，个体发展和政治参与的自由。怎样把小康理想从民生扩展到民主，已在很多地方有所创新，形成声势。全世界的直接生产者联合起来，将一步步取代现存的资本和商品对劳动、人、自然和每日生活的统治，向更人道、更理性、也更可持续的社会组织发展。
诚然，寻求与标准化工业资本主义不同的、更优越的现代社会，是对现代性的有条件肯定。或者说，在否定资本主义普遍现代的意义上，是前瞻性的“后现代”设想。中国社会主义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演示着对传统现代或超越资本主义的改造；同时即粉碎了对现代理解的知识垄断。这里需要重申的，是在理论上推到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的目的论，以及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泾渭分割。从观念上区分工业化与现代化，进而区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得出在后发国家现代转型未必要求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基准的结论。只有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普遍性，才能克服一切“亚细亚”的迷思；也只有不再把工业资本主义看作现代的必要标志或物质前提，才能实现世界史研究的更新和转向。
（四）中国定位背后的政治
在世界历史中定位中国，也就是认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中国的发展轨迹和趋向。对过去和未来的不同解读是一场涉及真实利益冲突的激烈思想和政治斗争。辩论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评价：共和革命和共产革命都以民族解放和民主民生为号召，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有着人民主权等重大社会内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世界史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及其国际地位的最重大事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一个宏伟实例。新中国走过许多弯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特别是大面积的个人创伤和制度的自我毁坏，损害了民间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但她也通过一个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善政权”，一系列以阶级、性别、民族和地区平等为目标的激进社会政策，依靠大规模群众动员和广泛参与，实现了社会发展和民族崛起。引用主要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经验证据，许多权威性研究指出，革命后国家相比于未经革命的穷国有大得多的能力改造落后、文盲和专制。●394◆社会主义还是对未来的许诺：为需要而生产和消费，解放的个性和自主的公民，文化艺术的兴旺繁荣等等。
但是，如果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继续在资本主义整合的方向上，对真正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嗤之以鼻或束之高阁，中国就会萎缩成一个平庸的依附性次等国家，全球市场中的二流成员。GDP再高，经济规模再大，也只是一个被剥削、受欺侮、群体事件频发、不满和反抗涌动、官员腐化、精神颓败乃至反动倒退的弱国。●395◆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难从今天中国的问题看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出路：钱权勾结的私有改制和金钱崇拜，与高速增长同步的不公不义和破坏污染，血汗工厂与下岗失业并存，工资拖欠和工伤矿难迭起，犯罪与腐败横行，阶级、民族、宗教等冲突激化。背离社会主义的理想，镇压性国家机器以效率和安定的名义为接轨开路。不过，这些后果并没有任何必然性，不是不可预防和扭转。毕竟社会主义依然活跃在许多层次和地方，包括日常的追求、抗争和对话，引起不断的反省和反响。如果说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充满混乱、动荡、失误的转轨过程，她也无处不有建设性变革的机会。
马克思不曾预见落后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俄国中国先后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主动出击。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怎样困难，在这些地方曾被看作不仅比资本主义的方法更快也更正义，而且是克服落后的唯一选择。然而马克思毕竟站在历史自觉的高峰，在晚年思考中意识到给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俄国村社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可能性。他的历史观由此展开多线视野，明确突破了资本主义阶段普遍性的教条：试图“把我对资本主义在西欧起源的历史概括变成每个民族命定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在给我过多荣誉的同时也给了我过多的耻辱”。但他也警告，“历史为一个民族提供的避免资本主义统治命运的最好的机会”，可能会很快丧失。●396◆寻找中国和东方道路的普遍意义把我们带回到马克思，国际主义，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带回到“共产主义的假设”。●397◆反之，在背叛、蜕变和外部压力下放弃这一切，就会断送中国的前途，使她走上一条危机四伏、万劫不复的歧路。
摈弃决定论，既明瞭宏观趋向和全球态势，也掌握微观的差别和变化，才能把握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定位的政治又高度敏感，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各级政府的政策选择。某些官方口径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把资本主义转轨正当化，其中奥秘是政权合法性的危机：既然在名义上社会主义的中国，公开拥抱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准备上都通不过，那么掩盖实质的说法就是“补［作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课”。或者，既然设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其一切负面后果都被说成是为进步所付的“必要代价”。在投入大量经费加以宣传的各种改头换面的“补课论”，假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同谋，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一个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听起来也许不可置信，这场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是资本主义在中国最终胜利、并且制度化的信号”。●398◆在或官或民、或明或暗的喧嚣背后，是不同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和社会想象的竞争，自有强大的利益驱动。
“矛盾”因此仍然是理解中国现实的关键词。与底层抗议平行，到处都有为改变现状而勃发的正面的新思想、新建议和创意实验。比如，由于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能够通过“价格的政治”来提高工资，并向直接生产者提供保护价，从而给现存制度“加负”，削弱资本主义体系的实力。市场因素受到政治斗争的干扰，而局部的变革可以逐步积累，乃至突破时代制约。有远大目标的行动者因此还要为更激进的举措做出准备，从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到与全球化“部分断轨”，以便保护民族工业、市场和劳动，防范国际金融的渗透和危机。●399◆中国的有利条件在于社会主义的路径依赖：革命现代与殖民现代的对比，是经由社会革命而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与“不是作为主体，而是借资本主义转型之力而被动带入现代历史的作为客体民族”的对比。●400◆这句引文或许带有“亚细亚”的余音，但革命是决定性的，它使中国挣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铁律”；新中国（继苏联等之后）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的确是克服落后的捷径。
列宁1924年关于俄国革命有段精彩叙说：当时，孤立的布尔什维克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作暂时的战略后退，而“江河日下的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仍然可能让我们前功尽弃”。描述一位意志坚强头脑清醒的登山者，列宁比喻说，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他不得不回头，下坡，另找一条也许更远、但能达到顶峰的路”。即使失败也是在准备下一轮的斗争。“那些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样（尤其在一个小农国家）划时代的事业有可能一蹴而就、不犯错误的共产党人是没有前途的……。只有那些不抱幻想，不灰心丧气，保持韧性和灵活，为了完成极其艰苦卓绝的任务而一次次‘从头开始’的共产党人才有胜利的希望”。●401◆如果列宁的比喻仍有现实意义，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就取决于它能不能重新开始，再出发。1949年以后的中国道路，在一种分类中综合了不同时期革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范式；在另一种分类中又融汇了后发展、边缘发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目标，非由路线斗争和民主探索得到澄清而不可及。霍布斯鲍姆在苏联解体几年后写道，“我们能对开始了苏联历程的俄国革命作出判断，但尚不能判断这个历程的尾声……。对整个苏维埃现象，我们的评价只能是初步的”。●402◆无论他今天是否还会重复同样的结论，这个说法或许更适用于开放的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从社会主义的自我调整到资本主义的激进转型，从发展主义到反思发展模式，对整个“中国现象”的结局，似乎还无法做出哪怕是初步的评判。
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合流或分野，既不能用市场标准化的经济力量，也不能用文明竞争等文化力量来解释。不存在任何命定的文化传统或经济必然性。能动的中国的历史定位，她能否深刻影响21世纪的世界历史，取决于中国人民的信念和努力。定位中国的政治是主体、主体意识和实践的政治。真正的历史主体必有突破“历史终点”的远大理想，并对接近理想的途径、方法、组织和社会力量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应的行动纲领。虽然历史本身没有目的，其中受到历史局限的主体活动却是被意图驱使、追逐理想的。他们的选择和斗争与机遇结合，甚至可能在强大的结构制约中打开缺口。“路线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加上正确路线的民主生成和制度支持，是人民中国历经艰险而重塑世界历史的宝贵经验。中国革命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中行进的一座伟大里程碑，它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实现了深远的现代转型，与号称普适的资本主义现代范式匹敌，永远地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据此而言，世界历史的普遍语法仍然可能改写；“定位的政治”即是创造和改变历史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