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1949年之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可能马上建立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另一个原因是和“专家”稀缺，群众识字率低下有很大关系。既然缺乏专家，那么它就必然通过群众参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一种群众参与的方式，通过两个层面进行：第一，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到1950年代，形成了一个非常普遍、规模也极其庞大的识字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或知识的普及运动。在政治参与的另一面，一定是知识参与，尤其在现代社会。第二，强调知识参与，就不能让知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是要让知识普及化，就必须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技术革新”实际也是围绕这些问题。而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挑战的恰恰是所谓“知识产权”这一概念。在“十七年文学”中，比如艾芜的《百炼成钢》，最严厉的批评往往在于一个人“有技术不肯公开”，所以这一“群众参与”的确有反现代性的一面，一个现代社会的形成，依靠的不仅仅是少数的专家，而必须是群众普遍性的参与。要普遍参与的话，就必须是知识公开和技术公开。因此，它才会涉及到“红”与“专”之间的冲突，但是，它又是非常现代的，在制度层面上，它力图解决的，正是科层制和民主化，也就是经济领域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在1960年代，通过著名的《鞍钢宪法》被相对地表现出来。
当然，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比如，在1980年代，在重新反思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对所谓的“单位”有过批评和分析，认为中国原来的“单位”承担了很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这种批评完全建立在高度分工化和专业化的现代性的基础上。但是反过来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单位承担了那么多的社会功能，甚至承担了很多的家庭功能——比如单位的浴室向职工家属开放――但是这样一种“单位”模式，对职工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是很强的，工人和工厂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类似于血缘的关系，这是无法用分工和专业化来来进行解释。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一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抑制了专家－精英集团的产生，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
3，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1940年4月第6期的《共产党人》发表了谢觉哉的文章《民主政治的实际》，在文章的第四节“民主的含义是什么”中，谢觉哉着重讨论了列宁有关民主的定义：“列宁的苏维埃定义上说，‘他（指苏维埃）是先锋队，是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努力最先进部分的组织形式，因为被压迫阶级的全体广大群众直到而今还是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他们的先锋队经过这个机关可以促进他们的教育，训练并领导他们。’民主就是要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查路条》剧里的刘妈妈，是生活在历史之外的，居然负起政治责任来：‘朱总司令路过，也要路条子！’‘谁告示你的？’‘就是朱总司令告示的。’我们如尚不能把所有像刘妈妈这类的人都过问政治，那民主工作还没到家。真正像刘妈妈一样的人都参加了政治，那力量尚可以计量吗？这是民主的效果”●274◆。在延安政治的设想中，人民的翻身，“不止是由没吃没穿，翻到有吃有穿，而且是奴隶翻到主人的地位”●275◆。因此，在延安民主问题的辩论上，谢觉哉着重指出的是：“有些同志，以为民主只是官吏由人民选举。当然，这是民主的主要现象。但如没有别的东西，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也施行选举吗？人民仍脱不了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276◆。把民主仅仅解释为某种“选举”制度，王绍光曾经戏称为“选主”●277◆。显然，延安政治对民主的解释更强调：“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在大家公认的条件之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等……），谁都能发表意见，好的意见一定能被采纳；谁都有出来做事管事的义务与权利。这是民主的实质”●278◆。因此，《查路条》中的刘妈妈才会引起谢觉哉（也包括延安政治）的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之为“使从来就‘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的高度典型化的戏剧人物。这样一种群众进入“历史”的过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谢觉哉认为这才是“民主政治的实际”。这一民主的“实际”正是政治，而所谓“历史”也就是“政治生活”的时间表现形式。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感觉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某些理念或者社会设想已经酝酿在延安1940年代有关“民主”的辩论之中。这一设想我将其称之为某种“政治社会”的结构形态，这一结构形态通过“政治”这一公共领域将“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重新纳入到“政治生活及历史”之中，从而构成一种普遍的“政治社会”形态，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使群众“从他切身的事的经验，才能使他懂得与他切身有关系的大者、远者”●279◆。因此，一方面是经由政党政治的教育，从而确立一种“大者、远者”的乌托邦图景；另一方面，这一“大者、远者”又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即“切身的事”，只有如此，才可能构成一种人人参与的“政治社会”，这一政治社会显然并不等同于查特吉基于印度经验所阐释的“政治社会”的理念。
显然，在这一“政治社会”的结构模式中，一方面突出了政党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只有通过这一政党政治才可能使那些“‘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面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一“政治社会”的形成显然和当时的战争环境――“例外状态”――有很大的关系。问题显然在于，在进入“革命之后”也就是“常态”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语境的时候，这一“政治社会”和民众（尤其是城市）的“生活世界“构成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政治社会”的可能性之一即是政治空间的无限扩大，并且导致它和“生活世界”之间的激烈冲突。我并不认可那种把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完全对立的叙事模式——这会导致一种简单化的历史描述。在这一叙事模式中，个人的生活世界是不容侵犯的，同时也是绝对自足的。因此，它强调了对公权力的警惕和拒绝。生活世界的确有它相对独立性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和政治的密切关联，不仅政治渗透和控制着人的生活世界，同时，生活世界也会积极地影响政治。但是生活世界又的确有着相对独立性的一面，因此，一旦政治空间无限扩大，就会引起这一世界的反感和不满，包括个人的利益、欲望甚至趣味，等等。
而更重要的是，即使生活世界不是完全独立和自足的，但是它始终有一个自足性的愿望存在，并相应形成一种叙事幻觉。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一幻觉的重要性。这一幻觉隐含了种种反抗的可能性，尤其在文学中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需要处理的正是这样一种幻觉，包括这一幻觉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960年代前期，这一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冲突，变得再度激烈起来。再度激烈的原因之一，即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个人的欲望、时间、趣味、生活方式，等等，在这一时间／空间之中，通过种种方式被表征出来，并相应形成一种分散化的趋向。显然，如何面对城市以及城市生产出来的此类问题，恰恰构成了对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最大的挑战之一。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革命实际上一直没有处理好它和“市民”经验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最终趋于破裂，并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积极回应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4，内在化和对象化：在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主人，用谢觉哉的话，就是人民的翻身，“不止是由没吃没穿，翻到有吃有穿，而且是奴隶翻到主人的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概念里面隐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尊严政治。一个社会重要的，不仅是财富的分配制度，同时还包含这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和尊严。“主人”这个概念所生产出来的巨大的政治能量以及对国家的认同，已经无需多说。需要讨论的可能是这个概念面临的理论乃至实践过程的挑战。
在我看来，所谓“主人”同时意味着的就是一种内在化的实践过程。比如说，机器原来是工人的对象，现在，不仅机器不是对象，工厂也不是对象，一切都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且在表述上也被身体化――1955年，国家正式发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告全国职工书》中，除了再次强调国家有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代性诉求，同时细致地规定了每一个劳动者所必须具有的劳动品质：“我们要把每一个人、每一台机器、每一分钱和每一分钟都充分地、有效地用在五年计划的建设事业上！厉行节约，人人有责！我们必须节约原材料，降低产品成本和商品流转费用；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以至消灭废品；必须爱护机器、工具，延长机器和工具的寿命；在基本建设中必须降低工程造价。保证工程质量。贯彻‘好、快、省、安全’的方针！我们一定要认真地遵守各种规程，经常地、自觉地巩固劳动纪律。每一个人都要以国家主人翁的负责的态度，和各种浪费现象作斗争”●280◆。显然，支持这一现代工匠精神的，并不全部来自现代化的理念，而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化的“国家主人翁”的政治态度。但是，“异化”的问题是否会因为这一内化的过程就此消失呢？不仅是机器，国家、制度、官员，等等，是否还有可能重新被对象化出来，甚至异化？因此，讨论社会主义，更重要的可能是要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但是，这一“异化”在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深刻解释。相反，在“主人”的内化过程中，主体无限膨胀。主体的无限膨胀带来的叙事问题是：通过什么语言来表达这一无限膨胀的主体？豪言壮语因此产生！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一无限膨胀的主体恰恰可能削弱的正是阶级意识。
而且，这一内化不可能彻底，总是有一部分东西、一部分人无法被内在化。内在化的过程必然要生产出它的剩余物，并且重新的对象化。比如，劳动竞赛。劳动竞赛强调的是群众参与，并激发参与的积极性，这一积极性通过“荣誉”而被形式化，但是荣誉的形式必然会区分出先进和落后，先进又必然构成对落后的压抑。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存在压抑，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一压抑性，当然，压抑的本质也各有不同。尽管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不仅这两类矛盾实际上的边界有时会变得相对模糊，而且，即使在人民内部，经常使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时时导致面对面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社会主义在生产自己的支持者的时候，同时也在生产自己的反对者，一旦这种“反对”被“命名”――比如“自由”，“反对”就会被意识形态化，这正是1980年代挑战传统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一个阶级社会，如何处理“主／奴”关系。在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则具体表现为“阶级出身”的问题。因此，它又和权利的平等性产生了冲突。这就是遇罗克《出身论》的重要意义。遇罗克当年写《出身论》，不是要求承认出身不好的人怎么样，而是要求出身不好的人也有参加革命的权利。这一持续存在的强大的阶级压抑的记忆，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构成中国后30年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需要认真加以分析的。
因此，存在的悖论反而是，一方面是这一被压抑的阶级记忆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在前三十年中，尽管在强调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反而在“主人”的概念中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