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以注意到权力的意识与中国革命紧密相关，在现代社会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掘权力的内涵。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裴宜理）就试图从二十年代江西安源煤矿工人的罢工发现中国革命的另外一种途径，闹革命不靠阶级斗争，武装暴动，而是靠谈判，集体行动，从劳资关系中讨回人的尊严，寻求社会经济权益。●250◆这种“和平谈判”的方式是否“革命”，另当别论。但阶级力量的形成，阶级斗争，提高觉悟等等激烈的手段，并不一定与权利意识毫不相干。追求权力、权益也不一定避免暴烈行动。权利的意识，可以理解中国革命中大规模的农民总动员，成为革命最重要的动力。
由帝国主义推动的全球资本扩张，历史传统社群攫取土地，财产和自然资源。中国革命的发生，就是在二十世纪初抗拒这个掠夺所带来的灾害。私有财产的经营方式是资本积累，在海外扩张中，这意味者危及本地社群和人们世世代代承继下的权利和权益。罗莎.卢森堡写道，权利的法律意义，在于把商品交换看作纯粹的经济过程，“纯属等价物的交换”，在资本家与工人间进行。这里，至少在形式上，和平，繁荣和平等一时是西方资本大都市中的气象。然而，殖民地却没有如此幸运。资本入侵其他国家地区，需要极其敏锐的辩证思维，才能发现：“财产所有权如何在资本积累中变成攫取他人的财产，商品交换如何成为剥削，平等如何变成阶级统治”●251◆针对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维。哈维认为，原始资本积累绝不属于遥远的过去，而是在当今持续，其方式是“凭剥夺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252◆剥夺殖民地社会和人民的权利，通过“强行驱逐农村人口”。在传统的农耕社群中，不论在英国或中国，也存在着财产所有权，但并不是私有财产。所有权是使用权，并不是私人占有。权利属于公共，群体。在资本殖民扩张中，侵蚀这些传统的权利，等于把群体氛围中的财产，土地，自然资源变成私人独占的拥有，废除劳动者承继的权益。●253◆资本市场同时将农业生产者的劳动力变成“自由漂流的商品”。从文化地理角度看，这个掠夺瓦解、摧毁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中的天人合一的有机节奏，将领土，良田，自然资源转化成殖民统治者及其本国附庸的私有财产。
自由主义权利论者将财产权奉为神明，不可侵犯，不可受群体，集体国家干涉。但正如熊彼得所述，垄断资本已经断送了小资本的私有财产权。更阴险的是，国家和资本的权钱裙带关系，使个人财产，个人权利在跨国公司和官僚行政体制时代，失去了意义。讽刺的是，始于维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论调，在历史的现实中，变成大财团加帝国主义的反自由的寡头统治。当自由主义者为个人权力辩护，反对国家集体干涉时，他们不愿直面这个事实：国家在界定个人权利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决定谁有财产权，谁该放弃财产权。
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运动是抗拒资本主义扩张，反殖反帝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中国的转变，反映在人民，民族以及社会主义的运动中，属于世界劳动者阵营反抗资本，反抗卡尔。博兰尼称作自由规范的市场。十九世纪的新兴市场推动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发展飞速，吞并时间与空间。当扩张在1914年达到其高峰，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都被纳入其轨道。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横扫全球，放之四海而皆准，早期基督教的类似的世界野心无法企及。”●254◆
在博兰尼分析中，在尚未陷入全球市场的社群中，经济活动只是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土地、自然、劳动是个密切相连的有机整体，是构筑人们生活和社群的砖瓦产品的生产，不仅仅是为了销售和利润，经济因素不支配社群的文化生活和伦理关系。但在自由主义的资本扩张，市场开放中，一个全新现象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强行服从一个单纯的，武断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操控。这“让市场机制成了人类命运的唯一主宰”，这在西方大都市或边缘殖民地都很成大势。●255◆新的市场经济将土地，自然，劳动纳入一个唯利是图，收益最大化的体系。人，土地，自然资源被迫背井离乡，脱离赖以生存的习俗和社群纽带，失去原有的自然节奏和再生产的周期。然而劳动，土地和自然，由于扎根于汤姆逊所称的“承继下来的网络”，本质并不是商品。●256◆在商品制度中，“人以劳动的名目，自然以土地的名目，都为市场开放，可买可卖。劳动力的使用，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买卖，代价称作工资；土地的使用也可讨价还价，价钱称作地租”。但将“土地和人们的命运交付给市场，无异于将它们扫清殆尽”●257◆。因此，视土地，自然，劳动为商品的概念，是虚幻的概念，违反了这些人生，群体和文化的真实本质。
针对全球市场的破坏势力，从十七世纪起，西欧各国在土地立法，社会主义运动中就出现反抗运动。反抗运动目的是克制市场吞并自然，土地和劳动力的穷凶极恶的势头。国家的干预介入，立法，社会运动，土地保护运动，以至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追求，都是社会面对市场势力的自我保护运动。
中国革命和文学艺术中的权利意识
中国革命应放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和社群自我保护运动的历史中，这个运动捍卫人民和传统承继下来的权利。帝国主义的入侵，满清王朝的崩塌，大大侵蚀乡土中国，农耕经济。殖民市场的开放震动了清王朝在亚洲自足的进贡礼仪和贸易版图。此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的乡村。虽然国际资本中心远离中国农村，但农村的凋敝破产收到国际经济的极大影响。加之豪绅地主的压迫，军阀割据，苛捐杂税，农民命运悲惨。传统社会的消亡，首先表现在土地被侵占，农村手工业败落，传统社群全面解体。
面对这种国破家亡的情形，革命的先觉者原本将改造和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工人阶级，但后来革命重心急剧转到全球资本对乡村中国的侵蚀和破坏，注意农村的问题。身为小说家，茅盾对农村政治经济状况极为敏感，他的作品揭示了国际资本主义如何侵蚀乡土中国，关怀中国农民在资本输入、帝国主义时代面临的危机。茅盾常以描写上海资本大都市生活著称，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对城市新兴经济政治的理解，使得他能够诊断、描画出农村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危机和矛盾。茅盾的小说春蚕可以解读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入侵乡土中国，破坏农耕社群里土地、自然和劳动的整合形态。
故事开始，主要人物东宝对家道中落及家乡的萧条迷惑不解。晚春的一天，他眺望着如画的乡间景致，村舍和土地联缀着桑树林，稻田，河流。这里显然是个古老的自然经济的画面，此地是蚕丝的故乡，自古以来是富庶之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骄傲。眼前的带有现实描述色彩的景致，并不是客观现象的罗列，而是属于这块生生不息土地上的人才会感到的欣喜和体味。这个融自然，土地与劳动者的审美意味的综合体，形成了悠悠乡土中国的一个和谐象征：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像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桠枝顶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的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没有尽头。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静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258◆
拟人化，个性化的桑树，不仅是丝绸生产的资源，而且象征着植根于土地、农耕社群的经济形态。生产物品，只为满足本地日用需要，或在本区之间交易。然而，这春光里明媚的家乡的困境却让东宝疑惑不解，丰厚的土地和资源，也不能阻挡农村社群的衰败？他想起过去太平天国时，他和陈老爷被俘于“长毛”营，逃出时不得不杀了一个卫兵。老通宝他们家经年累月替这小长毛鬼念佛烧纸锭，理应还了孽债。况且父亲的勤俭忠厚，自己也是规矩人，全家都是勤俭的。没有理由个一解释乡间家道的败落。
但答案就在空中盘桓，通宝隐约地感到了。河面上传来了刺耳汽船的马达声，打破了他对古今的疑惑：鸣！呜，呜，呜，——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就在那边，蹲着又一个茧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剌剌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树根，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轧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老通宝满脸恨意，看着这小轮船来，看着它过去，直到又转一个弯，呜呜呜地又叫了几声，就看不见。老通宝向来仇恨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春蚕》146)
如同不少对列强入侵、镇压农民起义记忆尤新的农民，通宝对外国势力进犯乡间土地，十分痛恨。现代读者也许会斥之为“异邦恐惧症”（xenophobia），但茅盾对国际市场大背景的锐利眼光和描述，使表面“非理性“仇恨”富有理性的内容。外国企业不仅操控垄断丝茧市场，只有外国的丝茧品牌才可卖的好价钱。通宝为生产国产还是进口丝茧，与儿媳妇发生了多次争吵。儿媳要与自由市场“接轨”，但通宝不同意。但市场还不是唯一致命因素。日本的军队已经南下，接管了丝茧厂，这是个交易和加工本地丝茧的中心。附近的上海，战事不断。政府与洋人穿一条裤子，欺压盘剥农民。加之乡间豪绅地主、债主乘人之危，牟取暴利：“可是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削来，早就完了”（《春蚕》149)。
面对面目不清但有来势汹汹的危机，村民们不屈不饶，用他们最熟悉的传统生产方式继续生产丝茧。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斗，但是村民们仍然坚韧不拔，描写赋予他们以失败者的尊严。故事的发展显示，为生存的自我保护的斗争，远远不是一个经济的运动。这个社群的建立在家族亲情关系至上，带有传统的习俗，行为方式与信念，在生产丝茧的过程伴随着文化礼仪和，这是生产劳动与文化实践融为一体。村民们在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再次生产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生活，信仰和思维方式。而正是这些传统和价值，将成为国际市场的牺牲品。
茅盾的春蚕见证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衰败。农村破产，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离乡背井，到上海等这样的大城市谋生，这加剧了越来越深社会分化和阶级压迫。农村的危机，阶级的压迫，使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认识到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是这种认识的代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写、分析了农民起义、改革乡村社会的举动，并从维护权利的角度评价农民运动。1927年，在南方数省，千千万万农民揭竿而起，反抗地主豪绅阶级。不少知识份子批评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充满暴力。毛泽东对此进行调查研究，一个月中徒步行走过五个县，了解乡间革命的情况。
毛泽东的分析着重了权利的问题。农民运动，并不是盲目、非理性的暴乱。农民革命的目的，是剥夺地主豪绅的少数特权和权力，获得农民的权利和权力。那么，冲击传统权力，怎么解释前面提到的自我保护，维护农村传承下来的权利呢？在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农民运动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统治的剥削和压迫。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15页。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是乡村民主势力对抗封建制度。广大农民正在进行孙中山先生为完成的事业。●259◆
夺回权力既是维护经济权益，也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新兴农民协会的骨干是经济上最受剥夺的贫苦农民，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赤贫者的无职业，“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这些人失去了生活依据，失去社会经济基本权利，要么去当兵，或出外打工，或当乞丐。(《毛选》20).正是这种无权的境况，使赤贫者踊跃加入农会。无权者组织起来，改变了乡村的权力关系。过去，在社会上他们受土豪劣绅的蔑视，没地位，没发言权，是沉默的大多数。有了为农民说话的农会，从前拜在绅士权力之下的，现在却要服从农会权力。农民昂起头作人，“举起他们粗黑的的手，加在绅士头上了”（《毛选》18）。农民对权力问题，有了明确的政治觉悟，一切权力归农会。他们还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说明农民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