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列已达五十余种，而这远非全部。这些都与教学、研究有关，至于思想政治工作、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保卫等方面的评比、评估、检查等，还不计其数。上述很多项目都是一年一次，少数是几年一次，周而复始。每个项目前期要准备，届时要申报，中期要检查，结尾要验收。同一个项目上一轮申报的硝烟尚未散尽，下一轮申报又已启动。某些项目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新的项目的通知、表格又像雪片一样纷纷飘来。许多教师和管理人员整天都在跑评估，跑项目，白天在飞机上，晚上在酒桌上，不务正业，渐渐习以为常。人们都注意到中国政府系统有名目繁多的评比、评估、检查等，并深予诟病。实际上现在中国大学系统的各种评比、评估、检查一点也不比政府系统逊色。当今中国大学的集权管理、行政化运作可谓登峰造极。不仅世界上罕有其匹，就是在中国大学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
既然这些评比、评估牵涉到学校和个人的巨大利益，就难免出现推荐和评价不公，弄虚作假，以权谋私，贿赂腐败。在大学担任一定行政职位的人，容易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占各种名利，而且产生马太效应，又恶化了大学的风气。于是许多教师都都想弄个一官半职，不安心于教学和研究。
由于要应付各种申报、评估，必须创造业绩，于是学校将指标层层分解，最后都落到教师头上。要求每位教师每年必须发表多少论文，必须获得多少科研经费，并将此与教师的职称、岗位、收入等挂钩。同时把指标转嫁到研究生头上，要求研究生发表多少论文才能毕业得到学位。大学管理实行计件工资制，注重量化考核，实际上是把学术研究这种最复杂的劳动降低到最简单的体力劳动的水平。量化考核的实质是大学管理行政化，因为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不懂专业学术，他们又要对大学和教师进行管理和评价，那么最简便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量化标准，只看数字。在这种考核体制下，大学师生都变得焦虑而浮躁，失去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和乐趣，只是为了完成指标，制造了一大堆垃圾成果。在沉重压力之下，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情况屡见不鲜。同时，教师们疲于应付各种科研考核，对很难考核的教学工作则不予重视，失去教书育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不愿意上课，上课也是敷衍应付，对学生的学业不负责任，更遑论关心学生的成长。大学师生关系变得疏远冷漠，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严重下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学文化发生嬗变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二十世纪中叶，中国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狂热理想主义阶段。在狂热理想主义破灭之后，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信奉极端的实用主义。中国文化中深厚的实用主义传统被前所未有地发扬光大。恰在这时，市场化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一切都要交换，一切都要有实用价值。有用的才是好的，有用的就是好的。加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贫富差别迅速扩大。人们必须疯狂地追求财富，稍一迟疑，就会变得相对贫穷。于是人们整天想的就是赚钱，更快地赚钱，赚更多的钱。近二十多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潮流，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
这种思想潮流不可避免地渗透进大学，于是中国的大学也彻底沉浸在实用主义的氛围里。大学探索真理，培养人才的崇高使命被渐渐遗忘，只是为了达到一些实用的指标而运转。学校是为了一些名目而忙，教师是为了一些数据而忙，学生是为了分数、证书而忙。选择专业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学业完全以就业为导向，对就业无用的不考，不考的就不学。不愿意读书，不肯思考问题。观念和行为完全实用主义化。
集权式管理与实用主义两者可以达到巧妙的结合。集权式管理的根本依据，就是保持学校的稳定。提倡追求理想和真理，有可能引发教师和学生对种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引导教师以各种名利为目的，引导学生以就业为导向，以学会生存技能为主要任务，以找到工作、发财、过上富裕的生活为目的，是转移师生注意力最有效的手段。这样的策略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远看，就会导致师生特别是学生价值观念庸俗化，缺乏探索真理的兴趣，失去“仰望星空”的精神，丧失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整体素质下降，这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是非常不利的。
哈布瓦赫在为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1938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分析了学校的器物与学校精神、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教育同社会的所有主要功能一样，也有属于其自身的精神，表现于学习的计划、所授课程的大纲、教学的方法，也表现于一副有形的身体。而这副身体作为一种物质的结构，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种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种精神，有时在它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偶尔还会限制它。”●223◆验之以中国大学近年来在“有形的身体”建设上的种种情形，不能不佩服上述论断的精辟。近年来中国大学基本建设和行为活动严重庸俗化，它与思想观念上的实用主义和管理体制的集权化密切相关。
突出表现之一是到处兴办大学城。大学要扩张，原有的校园不够；地方政府想发展大学，但缺乏资金；房地产商看中了大学原来在市区中心的地块，建成楼盘可获取高额利润。于是政府、大学、房地产商合谋，实行所谓土地置换：政府将城市远郊价格低廉的土地提供给大学建新校区，大学将市中心的地块卖给房地产商，获得的资金用于新校区建设；房地产商用市中心地块建楼盘，获取高额利润。地方政府化解了支持高校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大学扩张了，这是它的政绩；市中心楼盘拔地而起了，城市面貌改观了，这又是它的政绩；远郊的地块由于大学的迁入，也开始繁华起来，地价迅速增长，城市得到发展，这还是它的政绩；在大拆大建中，地方GDP大大提高了，这仍然是它的政绩。大学表面上看条件也得到改善，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负责人也将此视为自己的业绩。他们都自认为出了一个妙招，上演了一出好戏，于是建大学城被当作成功的经验推广，各地纷纷仿效，大学城遍地开花。
大学扩大办学空间是必要的。问题是政府和学校回避困难，不能对大学空间布局作出有力而合理的调整，而是采取这样一种简便的办法，造成了很多新的问题：一个学校的学生分处几个校区，选课上课都不方便；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各年级的学生之间、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缺乏交流；教师远距离去上课，耗费大量时间。下课就往家里赶，根本无法与学生交流；学校运行成本大大增加。
大学城的建设，典型体现了中国大学现在的集权管理和实用主义的特点。地方长官一声令下，这种行为就畅行无阻。众多大学整整齐齐排列在大学城里，就是官方权威的一种体现，满足了管理者显示权威的心理需要。各所大学首先在外观上就毫无个性特色可言，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遭到漠视和破坏。盖在这些官员看来，大学与工厂没有什么不同，每所大学就像一个个车间，师生就像一个个实用产品。教育被看成是流水线作业，学校被当成工厂。
突出表现之二，是大学内部的建设一味贪大，纷纷建造大校园，大校门，大办公楼，大教学楼，大礼堂，大食堂，大宾馆，大花园，大马路等等。大学的建筑单调、浅薄而夸张，与一般城市建筑没有什么差别。大学还贪集中，以便形成壮观的景象，满足管理者炫耀权威的心理。医学院本来必须与医院在一起，以有利于培养医生；而为了方便病患，医院一般都在城市中心区，所以国外大学的医学院往往也在城市中心区，不与主校区在一起。农学院要搞实验，需要较大规模的实验区，因此农学院往往在郊区，一般也不与主校区在一起。可是现在中国有些大学为了显示校园的集中壮观，将医学院、农学院也搬到主校区，给医学院和农学院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造成严重不便，也对主校区的安全环保带来很大隐患。
突出表现之三，是大学的各种活动表现出强烈的庸俗低俗媚俗倾向。不断召开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会，占用师生大量时间；大小会议都讲究所谓规格和领导的排位，官场习气十足；各种学术活动、学生活动形式主义严重；校园里挂着各式各样空洞的标语牌匾等等。
大学是传承人类文明、探究高深学问、培养优秀人才的场所，因此大学的环境应力求优雅宁静，处处体现出对真理、学术的尊重，让学者们沉浸于对学问的沉思，让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得到陶冶，转化气质。现在中国大学的物质环境如此夸张浮躁，出处流露出对物质、权力的崇拜。人们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活、工作，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变得心粗气浮。
五，中国大学文化转型的路径
如前所述，中国大学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当代中国大学文化出现的种种现象，与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出现的种种问题密切相关。现在人们呼吁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转型，与改造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新型中国文化的呼声也是一致的。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曾指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症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型。要让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环节上感受到改变教育体系的需要，就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需要浮现出来，使此前的体系再也无法满足需要。”●224◆中国大学要承担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使命，必须与整个社会的转型同步，实现大学文化的转型，促进大学文化与整个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
从对大学文化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管理体制是大学文化中相对刚性的要素，它在整个大学文化中起支配作用。目前中国大学的集权管理体制，既有中国高等教育的集权管理文化传统为根基，也与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可谓根深蒂固。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和省市教育管理部门，大学内部行政系统，以至教职员工，已经形成牢固的利益链，改革难度极大。而不解开这个关键症结，其他的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中国的大学就不可能健康发展，不可能真正进入世界大学前列。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拦路虎。而掣肘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对影响整个社会稳定的担忧，这就成了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必须由中央高层领导从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下决心进行自上而下的根本改革，破解维护稳定与建设一流大学之间的僵局。有些方面不妨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允许进行多种尝试。
1，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改革的主轴，修改《高等教育法》，或制定《大学法》，明确大学的主体地位，保障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教育主管部门主要只负责对教育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制订教育政策，并对有关教育法规和教育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
2，建立新的大学负责人遴选制度，教育主管部门不再负责大学负责人的选拔，改为公开招聘，接受海内外提名，由大学师生代表、海内外知名人士、校友代表等组成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程序进行遴选，提出人选，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查任命。副职负责人由校长提名，经师生代表大会审核通过，由校长任命。
3，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校长为学校法人代表，为学校办学的责任人。学校党委会的职责是对学校的政治稳定、思想工作、反腐倡廉等起监督保障作用，不干涉校长行使行政管理职权。
4，由人大立法，保障大学的办学经费。以社会知名人士为主体，加上有关管理部门代表，组成国家和省市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制定“大学拨款条例”。将大学各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按不同系数折算成学生单位数，将政府的绝大部分高等教育经费归为日常经费，按每所学校的学生单位数划拨给学校，让各个学校在此基础上平等竞争，充分调动学校的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主发展，办出特色。
5，借鉴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经验，参考国外大学的办学经验，取消绝大部分评估项目，让社会来检验大学的办学水平。比如某大学要设立某个学科的博士学位，不再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评估审核，而由学校自主聘请教育中介机构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自主决定是否设立。如该校该专业缺乏培养博士的条件，培养出来的博士水平很差，自然会遭到社会的否定。则该校该专业开设博士学位，不仅不能给它带来荣誉，反而会影响它的声誉。在社会的监督选择机制下，大学就会自我约束。这样放开的初期，也许会出现一定的混乱，但这种混乱一定很快就会过去，大学的运行和竞争就会进入正常轨道。过去生产计划、商品价格等放开的时候，人们忧心忡忡，担心天下大乱，结果并非如此。经过短暂的混乱后，市场经济的机制便逐步确立。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放开，风险远不如生产计划、商品价格放开的风险大。只要有决心，一定能办到。这样就可以彻底改变目前一切通过教育主管部门、权力越来越集中、问题也越来越多的窘境。
大学的管理体制是大学文化的关键。破解了这个难题，大学的其他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如能同时注重大学文化其他方面的建设，中国就有望建立新型现代大学文化，中国大学的发展就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