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又把我带回到关于“例外”的问题。“例外”被用来描述中国的法律体制，也被用来分析自由主义时代的政治。当前用“例外”来形容、描述、或解释当代中国法律体制和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诉求，可以借用马克？尼古拉斯的话将其看作是一种政治存在主义(political existentialism)。政治存在主义聚焦于“最极端的‘危机’：‘例外情形，’‘紧急情况，’或者更宽泛意义上的：死亡。”●185◆政治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与法西斯政治相联，这种政治形态，正如尼古拉斯所说，诉诸“恶行(the monstrous)”这一政治比喻。确实，尼古拉斯的讨论表明“恶行”“对于将恐惧和不安全感----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最根本的机制之一----运用在政治构建上至关重要。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依靠它们对‘恶行’形象的构建而得以存在。”●186◆从这个观点出发，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仅是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而且，那个被尼采称作“最冷酷的恶魔”的国家也必须被隐藏起来，就像恩斯特？布洛赫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必须自始自终“穿着民间的外衣”(clothed in folklore)。●187◆
在后毛泽东时代许多有影响力的历史界和政策界的圈子里，在以“常理/常识”为主导的公共领域里，“国家”得到了柔化的民间言说的支持；这种民间言说把中国描述成一个绵延五千年之久，统一的实体。亡国的危机感和对社会可能解体的恐惧被国家和不同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一再提起，用来说明为何真正的民主和权利制度无法在中国实行。在学术界的讨论里，关于国家的民间言说甚至使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这样的古老观念得以借尸还魂。我们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念早已被否定，它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权利意识，因为国家至上的集体和奴化的意识压倒了经济和个体。（事实上，佩里的儒家思想提出了的是一个国家的逻辑，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主义的逻辑。）然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短暂得“重新发现，”并且被赋予积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中国变成了一个受到赞美的、有持久力的政体，像一个稳固的堡垒，屹立在新旧世界的危险斗争和巨变之中。●188◆作为一个关于非例外的例外、历史的持久和延续性的比喻，“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政治无意识，继续影响着对中国的分析。●189◆
跟批判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在当下的全球和中国批评中，批判的话语延用的仍然是主流和霸权话语的范畴。那些范畴强行界定什么是常规(normality)，然后通过它们来界定和理解“例外。”就像王爱华所说，在“恶行”入侵的语境中，例外性原则被看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优化模式，来“重新配置(reconfiguring)统治和被统治者、权利和知识、以及主权和领土权之间的关系。”●190◆暂且不论我们究竟是否生活在一个重新配置的时代，我以为一个这些关系不断紧张的时代本身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此，我只想强调，那种看似对国家、主权、政府、权利以全新姿态进行批判，一种认为需要以全新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世界万物的提法，恰恰是在鹦鹉学舌，继续与兰迪？马丁(Randy Martin)所称的国家的“风险管理的经济逻辑”混为一谈。●191◆
然而，当下的现实危机无所不在，这个世界的时空日益被活着的死人僵尸一般的身影所占领(occupied or haunted by the zombie-like figures of the living dead)。这些“活死人”有着人类的脸庞却不是人类，正如最近被揭露的包围着我们的金融废墟的资本主义僵尸外壳。事实上，这些僵尸般的身影可以被看作是活着的劳动力的幽灵，它们也可以被看成是消亡的亡灵的鬼魂。那么，当代的危机是一个终点尚待预知的历史关口吗？我们是不是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起点，就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在上世纪40年代所推断的那样，正值“经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式的努力去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之时？●192◆当下的危机是否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比如像卡尔？施密特和他的当代继承人吉奥乔？阿甘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历史之外的？危机是一个结果尚未明了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还是一种例外或异常的反常规现象？
这个历史哲学里的关键问题被纯化为(sublimated)关于新自由主义与当代权利体制关系的讨论，而几乎不被当作一个本身具有重大解释能力的关键话题来探讨。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关于视当下危机为植根于社会生产的人类时间的形式；目前这个形式被放在去历史化(de-historicalizing)的资本或者资本社会性的时间概念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战争，一种解释的战争，与现实生活中的斗争一样重要。这种战争可能产生出一种对开放性的未来统一体的猜想，就像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最近指出的那样。●193◆我们目前的时刻是对未来的邀请，还是一种历史之外的时间？还是一种由非历史的国家形式来界定的政治，即一种特殊主权或紧急状态下的权力，除了金融衍生物和为其服务的政治和法律形式之外，别无任何对未来进行想象的政治？
在我看来，如何看待和应对危机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的确应该提及施密特的自然法理论。但是，人们不应该像后法国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那样，假想在历史上国家和个人权利之间有着一种进步的连续性，而应该把这种关系放置在一种由历史造成的绝对的对立关系中，并且认识到这种对立［关系］的高潮显然已经来临。我这一提法并非是要把施密特变成一个激进的政治批评家（一些时髦的左派学者一直致力于此），而是要把他准确地看作一个曾经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理论家。●194◆换言之，要慎重解释内在于自由主义自然法思想中的非自由主义的可能性，而不是把这些可能性当作抵消的历史逆命题。这一提法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当代危机是一种历史的激化，而不是历史的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这也有助于人们去批判并试图超越用法律(legality)来界定人类的自由。
施密特把国家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对立称作紧急状态或例外状态：“例外”是自由主义概念内部为了克服自由主义（还有民主等）本身的一种激化形态。施密特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就被他视为克服自由主义内部僵局的一种激化状态。在《政治神学》（1922）中，施密特清楚地指出“君主/主权(sovereign)就是决定例外的人。”●195◆但是这句话常常被错误引用。通过把国家/君主同上帝（男性决定者）联系起来，施密特假定了一种世俗化了的但源于神学的万能力量，这种力量外在于历史，亦不依赖于历史。也就是说，“例外”不被理解为与历史有关，与危机直接相关。对施密特来说，“例外”是一种持久的非历史性原则，是主权的本体性，因而就是政治的。例外在本体性的意义上产生危机，而不是由于偶然的历史事件及其逻辑顺序逐渐导致危机，进而产生例外。这就将国家视为非历史的形态，并将其理解为所有社会关系的最终和唯一的裁定者。国家就成为原始法西斯意义上的极权国家(stato totalitario)；只有极权国家才能保存和促进“民主。”●196◆
的确，对施密特来说，民主不是在历史的自由主义法律意义上去理解的，即，民主是异质／多元社会中关于个人平等的概念（而不是个人权利的问题）。就施密特而言，民主是一种基于追求同质性废除异质性的法律秩序；也就是说，民主和自由主义是分离的，这一分离使得施密特得以主张“宪法可以通过‘民主的，’也就是专制的途径得到保存。”●197◆显然，在历史上的法西斯国家里，同质性主要指种族、族裔和异性恋性规范的同质性。相比之下，今天这样粗糙的分类至少在修辞上已经不太可能，因为多元文化包容主义已经渗透到语言里，成为空洞的意识形态的中心（虽然最近在中国，新疆事件可能让人重新思考这个问题）。●198◆今天，人们追求的同质性未必是种族、族裔或性取向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投资阶级”的同质性（其结果却是在种族和性取向上仍然是排外的）。
根据兰迪？马丁的说法，“投资者这一范畴尽管比公民或消费者更狭隘，却是一种政治衍生物……”●199◆将马丁的指称扩大到全球语境里，可以看到“投资阶级”的概念远比基于国家的公民概念涵盖面广。●200◆当今世界控制和调节权利制度的主导模式是把投资阶级当作一个全球司法范畴，而非作为国家法律范畴。在此情况下，如同很多大财团，国家就是作为“例外”来进行统治的；在全球和一些国家的法律体制中，企业实体在法律上被视为“个体／个人”。是“投资阶级”作为一个全球法律概念把企业逻辑延伸到个体，而不是国家法律秩序把个体／个人逻辑延伸到企业。这一切也适用于那些在永远的地理政治危机语境中，投资主权国家标准化了的政治和作为个体的企业的人。（因此，作为邪恶他者极致的恐怖主义者和边缘化的工人----就像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书中写道的贫民窟民和当今中国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民工和打工妹----他们是被排除在政治经济司法秩序之外的。他们没有被投资，因此也不被赋予政治经济权力。）这究竟是不是施密特论点中的例外，还是在历史化的全球语境中，可以看到的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和作为个人主体的企业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强化？这是不是娜欧米？克莱恩(Naomi Klein)最近暗指的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关系的新的强化形式的历史危机，●201◆而新自由主义是这些关系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式？●202◆可不可以把这种情况叫做一种“没有公民的民主，”就像一些拉丁美洲的学者给他们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上的试验所起的名字一样？●203◆这些问题仍然有待历史的回答。
结语
人们必须严肃看待前２５年中国的“接轨”历史。严肃来说，理解中国（以及其它任何地方）的“转/逃向权利”(flight to rights)不能只停留在国家法律秩序上，而必须从全球秩序这一整体上去理解：中国的秩序嵌套在全球秩序之中，与之相呼应；全球秩序的一部分也依照中国的需要和要求而发展。作为“例外”的恶行，就不能说是中国的。事实上，恶行总是通过“例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被遮蔽着。规范总是依赖于例外而存在的：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在全球和许多国家的法律秩序中企业就具有个人的定位。●204◆今天，这个逻辑作为资本和国家的再生产模式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这种模式的轮廓和边界至今仍然不清楚。
不过，目前的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澄清一些问题的契机。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关键时刻，就像卡尔？波兰尼在上世纪４０年代所写的那样。在他的时代，全球金本位的奔溃为他所论述的大变革提供了动因。他注意到：“当巨变降临的时候，领导者们还没有看见在国际系统崩溃的背后有一个在最发达国家中的漫长的发展过程，而那个发展已经使这一系统变得与时代不符。换句话说，他们仍然没有看见市场经济本身的失败。”●205◆金融化的失败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的领导者们却对此熟视无睹。事实上，在当代国家及全球劳动力机制的巨大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必须被视作为当前危机的一个实际内容），金融化的失败会被遮遮掩掩地，在“地下”进行一些修补，而这样的修补旨在掩盖这个特殊时刻所提供的真正变革的可能性。
回到僵尸的话题：僵尸可以作为物化的人出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理论对此有很好的讨论），但它现在已经被强化到物以非人的人(non-human persons)的形式出现。全球司法秩序中的企业例外就是一个例子。正如尼古拉斯指出的那样，这个过程“通过公司法的变化而实现，对企业资本的社会霸权得以形成起了根本性的作用。”●206◆与非人的人(non-human persons)相联系的权利政体和法律或司法秩序是国家的，也是全球的，任何有政治潜能的“转向权利”(flight to rights)都必须慎重对待这个事实，也必须着手对付在我们中间无处不在并迅速繁衍的僵尸问题。
（翻译/朱萍审校/钟雪萍）